树上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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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笔记 #003:文学不允诺成功,不允诺幸福,更没有办法解决实际的问题

“现在想来,我当时想要获得一种无理的豁免权。好像当我选择形而上的世界时,形而下的世界就理应为我准备一种简单平易的生活……它的诱惑使我忽略了另一层意思,人生并非在形而上世界与形而下世界中的一次性取舍,而是千百次的折返。”

江平的时代

2023年12月19日,中国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江平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他是那一代声誉最隆的法学教育家之一,更重要的是,终其一生,江平都在为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不懈呐喊。他曾说自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掉入时代的缝隙,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和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

江平曾说自己的后半生就干了三件事:教书、立法、讲座。当人生进入第85个年头,一切似乎更清晰了。这位时代的法学家,他所有的努力均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宣扬法治精神。

其中的一个细节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1958年,江平被下放北京西山一带劳动改造,主要的改造内容就是背粪,在没日没夜的超负荷劳作中,有一次因为太疲劳被擦身而过的火车碾去了一条腿。送去医院的路上,他觉得好像人死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迷迷糊糊地问旁边的人,「我有没有救啊?没有救就算了。」”

纽约客访谈吴宇森

但我已然下定决心要拍一部像《独行杀手》的电影,却毫无机会,我感到愤愤不平。同样令人发指的还有香港社会,腐败无处不在,富人家财万贯,穷人一贫如洗。这块土地就没公平过,所以我拍的喜剧总有股义愤填膺之味。可惜,香港观众不懂黑色幽默,所以我的喜剧片失败了。

《英雄本色》一经上映,成了香港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电影。周润发的角色在香港掀起了一股潮流,本土的黑帮竞相模仿他,穿着阿玛尼风衣和戴着雷朋太阳镜,你也实现了当时的承诺,香港电影时髦起来了。

在《英雄本色》之前,香港黑帮穿得一眼就让人破识身份——你知道的,俗不可耐,不堪入目。然后他们看了电影,开始买同款鞋子、长外套和太阳镜。尽管香港炎阳似火,他们还是买了那些飘逸大衣。

南方人物周刊:卡尔维诺女儿追忆父亲

“多年来,我为一些自己也解释不清的理想活着,但我做了一件好事:生活在树上。”

关于“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他曾总结:“《不存在的骑士》是对存在的争取;《分成两半的子爵》是对一种完整存在的向往;《树上的男爵》提出一种并非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方式,即忠于个体的自决。”

我祖父母的花园里种满了各种奇花异草,它们在欧洲都是独特的珍贵样本。我祖父(一位农艺家)是将牛油果和葡萄介绍引进意大利的第一人,我祖母擅长对不同品种的玫瑰花进行杂交种植,她甚至创造出了一款以我母亲名字命名的玫瑰,并将它作为结婚礼物赠予她。

我的祖父母堪称最早的环保主义者,他们著书强调保护生态系统的必要性,这一主题同样贯穿于我父亲的大量文学作品中。

当年,我祖母最后不得不将她那座大花园卖掉,它们落到了开发商手里,他们将它埋入水泥地里,在原来的地方堆起一座丑陋的公寓建筑,这座最终消失的我父亲童年时的花园后来在小说《树上的男爵》中再现,也就是书中对(毗邻男爵住处的)维奥兰特家公园的描述。

2780万聋人的日常生活困境

声音在日常生活中不仅是沟通的桥梁,还承担着警示的功能。

对于聋人来说,无法听到声音会导致尴尬甚至危险的情况。比如蛋蛋,有一次走在小巷里,身后驶来一辆轿车,司机不断按喇叭,他听不见,直到一位路人拍拍他,提醒他注意后面的车,他这才转头,发现司机头伸出窗外,正面红耳赤破口大骂。

公司小年曾遭遇保洁阿姨在公厕外喊话,询问里面是否还有人。

他正在犹豫是应该敲墙壁还是赶紧出去,结果洗手间的门就被锁上了。

他在里面徘徊了一整夜。

经过语文课的训练,我再也无法阅读文学|席外话Vol.11

我发现一个特点,我们在中学阶段或者青春期时候,很多困惑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人对于精神性的需求就会被磨灭掉。

举一个例子,我有个学生现在在做家教,有一天要教学生去写作文,他告诉学生,你要先审题,审题的目的是立意。

那个学生又问了一句,什么是立意?意义是什么?

当时我的学生就没有办法回答,他意识到这个孩子问的不仅仅是作文立意的意义是什么?他有种迫切感,很想知道意义感这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他感受到这个初中男孩有一种困惑。

绝大多数的时候,一个人会有精神性的困惑,或者精神性的迫切感,跟他在生活里的某种苦难或者不幸遭遇是正相关的。但是,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受苦才有困惑。

绝大多数情况是因为有一种精神性的困惑,人们才会去读书。但是如果你接触不到书,你的中学老师又没有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解答,人们就会把这种精神困惑搁置掉。

到了他读大学、工作以后,整个状态就不困惑了。那就去生活呗,反正生活无非就是被柴米油盐淹没掉。

人物:一群「双非」本科生,和他们的一堂文学课

在她的新书里,她这样比喻过:大家很有兴致地在课堂上聊到在阅读或生活中最打动自己的细节时,像是一群孩子,把各自从水草中摘取到的螺蛳和贝壳摊在掌心分享,没什么意义,但是好玩。「人一辈子能耽于『不为了什么』的时刻是极其罕见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沉入世俗生活的程度加深,这种无功利的感受只会越来越少。」

无功利性,严肃感,那种本能的、不可兑换的激情,是她从学生们身上看得越来越明显的、令人动容的东西。

文学不允诺成功,不允诺幸福,更没有办法解决实际的问题。

她看管的游乐设施里,有小孩子玩的海洋球。有一天,她觉得特别累,很想去海洋球里躺一躺,但是她同事跟她说,不要去,经常会有小孩子在里面拉屎尿尿,很脏。

她就想起来,原来听张秋子讲过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非虚构作品《遗产》,里面有相似的情节——罗斯的父亲病重,大小便失禁,把卫生间搞得全是排泄物,罗斯在厕所清理的时候,突然意识到,父亲已经快要离世了,这就是父亲留给他的某种「遗产」。那里面有一些爱和温情。

以上我们讨论的种种,另一个文学系学生、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的副教授黄晓丹,在她的书《诗人十四个》里也论述过。她博士时师从叶嘉莹,她写道,「当时的我自以为找到了一条容易的路,幻想成为叶嘉莹学生就自然获得了一种加持的力量,从此不必走过死荫的幽谷。但当真正开始博士课程,我像所有人一样需要面对考试、论文、毕业、工作、恋爱、社会、人际关系中的挫折。在先生的课上,大家赏析诗词、谈论理想。走出先生的家门,一个个却都生活得并不如意。体验着此间的落差,渐渐埋怨古典文学固然优美却虚幻无力。」

接着,她说:「现在想来,我当时想要获得一种无理的豁免权。好像当我选择形而上的世界时,形而下的世界就理应为我准备一种简单平易的生活……它的诱惑使我忽略了另一层意思,人生并非在形而上世界与形而下世界中的一次性取舍,而是千百次的折返。」

Fast gets all our attention, slow has all the power

旧金山艺术团体“灰色地带(Gray Area)”的执行董事兼艺术总监Barry Threw,联合恒今基金会(Long Now Foundation)和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上线了所有《全球概览》正刊和相关杂志的数字版,可在线阅读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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