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二部第5章：新十月革命

現在，他們周圍是地下世界的一片喧囂，工頭們來回走過，快馬拖著一列列斗車往返不停，燈光像星星似的不斷在黑暗中眨眼。

——埃米利·左拉，《萌芽》

在公開化的最初幾年，《莫斯科新聞》、《星火》和其他自由派媒體只能拐彎抹角地暗示共產黨統治70年與國家災難性現狀之間的聯繫。1989年是歐洲的奇跡之年，蘇聯人民第一次有機會親手建立這兩者之間的聯繫。3月26日，人民將在多黨選舉中投票產生新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儘管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建議戈巴契夫分裂党，將進步派從多數保守派中分離出來，但戈巴契夫相信，通過強化政府，創建新的人民代表大會，他可以穩步削弱黨內頑固派的力量。

投票前的幾個月，我花了很多個晚上參加在莫斯科、列寧格勒、波羅的海國家以及俄羅斯一些省份舉行的選舉會議和辯論。議題各不相同。在波羅的海地區，焦點自然是主權，是與莫斯科拉開更大的距離；而在俄羅斯各省，關注的則是空蕩蕩的商店和基層經濟。但無論走到哪裡，談論的都是自由及民主政治。第一次面對政治選擇的前景，人民既困惑又興奮。在此之前，他們從未經歷過真正的辯論或選舉，但他們立即抓住了機會：沒有什麼地方比我所在的選區——戈巴契夫的選區——莫斯科十月區更能體現這一點了。

一月的某個下午，第一班工人下班後，紅色無產階級機床廠的官員和工人們魚貫步入禮堂，只見他們的黨委書記兼廠長尤裡·伊萬諾維奇·基裡洛夫正在臺上迎接他們。這一次，基裡洛夫滿臉堆笑，低眉順眼，好聲好氣。他看上去就像一個穿著劣質西裝的遊戲節目主持人。從他趾高氣揚地握手和昂首挺胸的姿勢可以看出，他對代表6千名工人的325名“選民”全部同意，一致提名他為1989年3月選舉的候選人，志在必得、穩操勝券。

工人們把他們厚厚的羊毛大衣塞在椅子下面，會場安靜下來，很快選出了一名秘書和一名主席。隨後，主席把一位名叫尼古拉·布林科夫的車間主任叫到講臺上。布林科夫宣讀了一份冗長、正式的演講稿，談到了政治改革的“重大使命”。“過去在提名候選人時犯了很多錯誤，”他說。“這就是我們現在如此緊張的原因。”然後，“言歸正傳”，布林科夫建議提名尤裡·伊萬諾維奇·基裡洛夫。在第一排副手們的團團簇擁下，基裡洛夫得意洋洋地翹起二郎腿，面帶微笑，仿佛一切盡在掌握。選舉會議進行得非常順利，正如他所計畫的那樣。民主的誕生，如沐甘露。

“這個人，”布林科夫指著基裡洛夫說，“這個人是一個樸實的蘇聯工人。他絕不會被掌聲衝昏頭腦。”布林科夫盛讚基裡洛夫擔任廠長的兩年時間“功不可沒”，他“解決問題的能力出類拔萃”，他與工人的關係“打成一片”，他“不可思議地”記住了每個人的名字。靠近基裡洛夫的前排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後排的掌聲則漸次減弱。

這時，過道上有人站起來，向布林科夫提出了下午第一個無禮的問題。

“還有其他候選人嗎？”

接著是一陣緊張的沉默。顯然，這個問題並不是劇本的一部分。布林科夫眨了眨眼睛，然後掃視了一下第一排，眼中閃過一絲驚懼的恐慌。但第一排的人幫不了他，尤其是基裡洛夫。他們和布林科夫一樣，都沒有料到民主會如此混亂。

布林科夫承認了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在我來這裡的路上，”他說，“我被告知，在所有的工作部門中，沒有人提出其他名字。”

主席把布林科夫請出講臺，叫來一連串紅色無產階級廠的員工，為尤裡·伊萬諾維奇歌功頌德。“從他進門那天起，我們的廠長就已經是一個成熟穩重的管理者了。”一位名叫謝爾蓋·胡迪亞科夫的工人說。“多虧了他，我們工廠才在克裡米亞有了工人的度假之家。”一位共青團領導人承諾：“我們將把青春獻給尤裡·伊萬諾維奇。”一位車間主任形容這位廠長“慷慨大方”和“聰明絕頂”。

會議就這樣進行下去。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裡，會議仿佛是1978年前後勃列日涅夫領導下中央委員會的基層版本，既有溜鬚拍馬的吹捧，也有沉悶乏味的無聊。在這期間，基裡洛夫放鬆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露出了國王般的微笑。

但是，就在最後一次演講結束，馬上就要進入鼓掌表決環節之時，一切都亂了套。一位名叫維克多·奧斯金的禿頂工程師要求發言。

“你不在議程表上，”主席斥責道。

但在一片反對聲浪和高喊“學習民主”的口號之後，奧斯金拿到了麥克風。

“我只有一個問題，”他說。“尤裡·伊萬諾維奇已經身兼數職。他哪裡能抽出時間來擔任人大代表？”

世上居然有如此厚顏無恥之人。

“滾一邊去！”一個人喊道。

“誰讓你說話了？滾蛋！”

“趕走他！”

但奧斯金毫不畏懼。他把臉湊近麥克風，在嘈雜聲中大聲喊道：

“你們都說尤裡·伊萬諾維奇是個好人，”他說。“你們表現得好像我們工廠沒有任何問題似的。這個人職責太多了。他應該拒絕一些。那些官員一直告訴我們，我們應該有兩個或三個候選人，但我們再一次只得到一個。我們應該談論民主，但我們只有一個候選人。"

台下響起陣陣喝倒彩和噓聲，但台下同樣有許多工人保持沉默或微微點頭，似乎在表示同意。事情已經發生，有了突破。奧斯金一屁股癱坐在椅子上，周圍的朋友緊張地注視著他。

這時，一個年輕人要求發言。他說自己叫康斯坦丁·亞索夫斯基，代表一個工作部門。“我們部門不支援尤裡·伊萬諾維奇！”他說。

反觀尤裡·伊萬諾維奇在前排座位上扭來扭去，活像熱鍋上的螞蟻。

亞索夫斯基繼續說道：“我們不知道他的計畫，也不知道他會做什麼。他支持什麼？他反對什麼？我們的意見是，我們需要他擔任廠長，但僅此而已。”

噓聲像浪潮一樣席捲了亞索夫斯基，敵意的暗流把他牢牢按在自己的座位上。但隨後又有一些歡呼聲，此起彼伏。然後是噓聲，以及七嘴八舌地爭論。會議明顯失控了。隨著前排的一位副主任點了點頭，主席從講臺上一把搶過麥克風說：“好吧，我想是時候投票了。”

但此時此刻，大廳裡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投票者知道出了問題。現在看起來太像過去了。這一次，他們不會再上當受騙。他們不會被愚弄，也不會被忽視。各種粗言穢語從四面八方湧來。當然，沒有人抱有任何幻想。當然，不會有其他候選人，也不會有反抗。但至少有一種感覺，一種堅持，那就是要讓民主成為真正的民主。

“投票？”一個人在大廳後面喊道。“我們一輩子都在舉手。在他獲得我們的選票之前，讓他告訴我們他是誰，他代表什麼。”

就這樣，尤裡·伊萬諾維奇·基裡洛夫終於發言了。這是他對民主進程作的最大讓步。他說，他不介意批評，“儘管坐著看完這些並不愉快。”他唾沫橫飛的長篇大論隻字未提政綱。他對國家改革的唯一想法是“堅定不移地為紅色無產階級機床廠工人爭取建造一個娛樂中心。”

現場響起禮貌性的掌聲。主席如釋重負，終於可以投票表決了：308票贊成基裡洛夫，10票反對，7票棄權。大家慢慢地舉起手，與其說是同意，不如說是妥協。畢竟，他們還有什麼別的選擇呢？沒有人準備反抗。這種想法還不存在。至少在當時、在這裡沒有。那些噓聲，以及那些堅持要聽候選人發言的聲音已經足夠叛逆了。選民們默默地魚貫步出禮堂，忿忿不平、垂頭喪氣，似乎他們知道自己沒有把事情做對，還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當然，共產黨為1989年的大選制定了選舉法，以保證自己獲得絕大多數席位，結果也確實如此。在2,250名代表中，80%以上是黨員，其中絕大多數是地方書記、軍官和其他忠實擁護者。原因很簡單。從共青團到集郵者協會，每一個可以想像到的黨的附屬組織都拿到了大量席位。只有三分之一的代表來自公開競選。在保守地區，尤其是中亞，單一候選人競選是規則，而非例外。“這不是一次民主選舉，”薩哈羅夫告訴我。“這是被操縱的准民主。民主唯一的綠洲是在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在少數幾個選舉不完善（既公開）的地方，建制派候選人悉數落馬。中央委員會成員、海軍上將、將軍、各類官員都遭受了公開拒絕的羞辱。

十月區的情況即是如此，有6名官員慘遭滑鐵盧，上文提到的那位基裡洛夫同志就是其中之一。最後的優勝者是一位頗受歡迎但不甚聰明的電視評論員和伊利亞·紮斯拉夫斯基，後者是一位紡織工程師，不到30歲，拄著拐杖走路，說話時喃喃自語，幾乎聽不到聲音。紮斯拉夫斯基的競選綱領是全面改革，呼籲保障殘疾人權利，這讓他輕鬆當選。

5月人民代表大會開幕時，紮斯拉夫斯基是數十名年輕的自由主義者之一，他們投身政治只是因為終於看到了一個他們認為可以信任的領袖。來自莫斯科的紮斯拉夫斯基、阿爾卡季·穆拉舍夫和謝爾蓋·斯坦科維奇，來自波羅的海國家、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的民族主義者，來自烏克蘭、白俄羅斯和西伯利亞的環保主義者——他們都將選舉視為一個契機。就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後的那段時間，洋溢著揚眉吐氣、意氣風發的氣氛。當時激進民主派認為，黨的改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唯一的必由之路。無論怎樣，保守派發動反革命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不足為慮。

人民代表大會第一屆會議是一系列無止盡的驚奇事件。大會才開始沒幾分鐘，薩哈羅夫緩步走上講臺發表了第一次演講。後來，薩哈羅夫提出了關於建立多黨制和制訂《權力法令》，以實現憲政民主的具體建議，但此時他的發言不過泛泛而談，似乎只是想展示一種耐心和開放的風範。但是，大會很快急劇升溫，似乎70年來的危機不能再等了；隨之而來的是一場爆炸性的公開辯論和大揭露。前奧運舉重運動員尤裡·弗拉索夫猛烈抨擊克格勃，稱秘密員警在蘇聯經營著一個“地下帝國”，根本沒有進行任何改革。列寧格勒的法學教授阿納托利·索布恰克怒斥批准和指揮第比利斯襲擊事件的將軍和黨內官員，1989年4月，第比利斯爆發了一場和平示威，事件造成至少19人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學者尤裡·卡裡亞金呼籲將列寧遺體從紅場的陵墓中移走，並“體面地安葬”。人民代表大會中的自由派也開始明確表示，如果他們認為有必要，他們會批評戈巴契夫，甚至反對他。當戈巴契夫被大會推選為人民代表大會主席時，一位來自俄羅斯北部，默默無聞、略顯毛躁的代表亞歷山大·奧博連斯基提名了自己。“這不是獲勝的問題，”他說。“這關係到創造一種政治反對和競爭的傳統。”

會議休息期間的精彩程度，絲毫不亞於大會堂裡的演講。起初，年輕的蘇聯記者驚訝地看著西方人走到這個國家最有權勢的人面前，拿著照相機、答錄機和筆記本糾纏他們。沒過幾天，蘇聯人就掌握了門道。政治局委員、軍隊和克格勃領導人在其職業生涯中第一次被問及令人尷尬的問題。幾十年來，沒有人敢向他們詢問天氣情況，更不用說共產黨的腐敗了。現在，他們被追趕到衛生間和自助餐桌前，要求他們發表意見，闡明觀點。

戈巴契夫很快就掌握了與媒體打交道的技巧。午休時間剛過，他會有意無意地走進一大群記者中間，高談闊論、談笑風生，然後消遁。當然，《時間》晚間新聞會播出他完整的談話，讓他在自己的政治創造中同時扮演主席和媒體評論員的角色。

薩哈羅夫則以一種滿懷善意的耐心忍受著採訪。他肯定明白，攝像機的燈光是現代民主的一部分。每個人（或者準確地說除了極個別者）都在侃侃而談，慷慨陳詞。我日復一日地跟蹤維克托·切布裡科夫，這個滿臉疙瘩，威儀如羅馬皇帝的人，1988年之前一直是克格勃的領導人。當他經過會議大廳時，極少有代表敢接近他。那些向他打招呼的人都會被反扭胳膊肘，帶到一個隱秘角落。切布裡科夫不會在其他代表或外國人能聽到的地方說話。我一直追在切布裡科夫後面，起初他把我趕得遠遠的，好像我是一團小蚊蚋。當我纏住不放時，他說“我們明天再談”或者“下次休會後再說”。最後，在會議快結束時，他說：“雷姆尼克先生，我不會接受採訪。”奇怪的是，我從沒告訴過他我的名字。

在這個國家，沒有人能夠逃得過人民代表大會的電視轉播。任何報紙、電影、書籍或戲劇都不曾對蘇聯人民產生過如此直接的政治影響。會議現場直播了兩周，工廠和集體農莊都報告說沒有完成任何工作。所有人都聚集在電視機和晶體管收音機周圍。人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儘管具有改革意識的代表明顯占少數——2,250人中不超過三四百人——但他們更擅長在麥克風前搶盡風頭，戈巴契夫通常也很想聽聽他們的意見。唯有當某人超越了官方對改革的構想——最著名的是薩哈羅夫要求廢除黨對權力的控制——時，戈巴契夫才會不耐煩地請下一位發言者上臺。戈巴契夫以美國眾議院議長撒母耳·雷伯恩那種敏捷而狡詐的手腕統治著他的國會。當薩哈羅夫的批評超出了戈巴契夫所能容忍的範圍時，他會撕去一切民主的偽裝；關掉麥克風，讓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乖乖坐回自己的座位上。

改革者們的內心燃燒著一腔熱血和憧憬。會議期間，他們看到了中國領導人下令屠殺北京數百名和平示威者，他們曾經一度相信，蘇聯領導人絕對不會是那樣的屠夫。維塔利·柯洛蒂奇是《星火》雜誌狡黠的編輯，他和我一起走向克里姆林宮大門，談論保守派是如何陷入“崩潰”的，以及國家在短短兩周內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個國家的人民一直害怕權力，”柯洛蒂奇說。“現在，也許輪到有權勢的人害怕人民了。”到會議結束時，政治局中的保守派似乎人間蒸發。他們終於對所有的批評和質詢感到尷尬和厭倦。他們爭先恐後地使用有警衛把守的私人出入口，在從大會堂前往等候的豪華轎車的路上，很少有人看到他們。

然而，儘管選舉和大會大快人心、酣暢淋漓，但沒有人知道這將會導致什麼結果。從始至終，戈巴契夫時代都是一場摸著石頭過河的即興表演，沉悶與高潮交替出現。人民代表大會之前，國家的運作一直諱莫如深。政治一直是克里姆林宮的事，是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關起門來、不予公開的會議。國家與個人之間存在著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即使是葉里溫和波羅的海地區的大規模街頭示威，黨的主要報紙也鮮有報導。

但現在，幾乎每個人都能從電視直播上看到了整整壓抑70年的痛苦。他們不僅熟悉國家領導人的思想和個性，還認識了來自莫斯科的薩哈羅夫、紮斯拉夫斯基和阿法納西耶夫。他們看到一位溫婉娟秀的愛沙尼亞女子瑪爾朱·勞裡斯坦挑戰戈巴契夫的權威，仿佛這幾乎是……再正常不過的。他們甚至看到口齒不清的計程車司機列昂尼德·蘇霍夫走上講臺，警告戈巴契夫說，“就像拿破崙一樣”，他正被自己的“約瑟芬”——他的妻子賴莎——牽著鼻子走。另一位代表則要求戈巴契夫為他在克裡米亞海岸新建的豪華別墅負責。到目前為止，克里姆林宮的權力既神秘又強大。而大會在一場為期兩周的電視盛宴中結束了這一切。人民代表大會暗示了一些新的東西，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但它將採取何種形式？誰來領導？還有，什麼時候？

就在大會閉幕、莫斯科進入夏季沉悶期不到一個月後，改革的洪流如地下熔漿，刹那間噴簿而出，首先在西伯利亞煤礦，然後是全國各地的礦井，從烏克蘭到沃爾庫塔，再到薩哈林島。1989年7月之後，克里姆林宮再也沒有信心認為自己還能主宰一切。1989年7月之後，由戈巴契夫領導的漸進式“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幻想破滅了。

在西伯利亞梅日杜列琴斯克鎮，一群煤礦工人在班長瓦列裡·科科林的帶領下，離開了紹維科沃煤礦的工作崗位，掀開了這場“自下而上的革命”的序幕。罷工的主要原因是肥皂。此外，對設備落後，環境艱苦，工資微簿，食物短缺和福利缺失等問題，礦工們早就怒不可遏。但最令他們憤慨的是，他們身體的每一個毛孔都沾滿了砂礫，下班回家後卻無法將自己洗得乾乾淨淨。因為沒有肥皂。

多年來，在西伯利亞庫茲涅茨克盆地（庫茲巴斯）周圍——梅日杜列琴斯克、普羅科皮耶夫斯克、新庫茲涅茨克、克麥羅沃——等地，礦工們從來不敢流露出厭惡和不滿，他們只在親朋好友的小圈子內發發牢騷。面對貧窮，他們像土庫曼斯坦農夫或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工人一樣，忍氣吞聲、默默承受。但在梅日杜列琴斯克罷工12小時後，庫茲巴斯幾乎所有的煤礦都舉行了罷工。“你無法想像事情來得多麼突然，規模這麼巨大，發展如此之快，星星之火，頓成燎原之勢。”謝韋羅沃煤礦的一名礦工伊利亞·奧斯塔寧告訴我。很快，罷工迅速蔓延到了最北部的沃爾庫塔、烏克蘭的頓河盆地（頓巴斯）、哈薩克北部的卡拉幹達和最東部的庫頁島。

戈巴契夫出現在電視上，看起來神情沮喪，委靡不振，但仍裝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他別無選擇，只能努力壓低罷工的聲勢，把它們描述成一個非常年輕的民主國家的健康表現，然後祈禱罷工能在鐵路工人、集體農民或石油鑽井工人頭腦中產生任何想法之前結束。他無法應對整個國家的叛亂。即使是領導層中的保守派也不能無視礦工的存在。礦工們有能力關閉重工業，迫使克里姆林宮考慮一個漫長而寒冷的冬天究竟意味著什麼。

經過5個小時的飛行，再乘車半個小時穿越西伯利亞針葉林，我抵達達克麥羅沃市，第一次親眼目睹了工人階級的反抗。在亞美尼亞，我曾看到數十萬人走上街頭，在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也有幾乎同樣多的示威者。但是，從來沒有任何事情像這次這樣戲劇性，也沒有任何事情像這次這樣生動地展示了“工人階級的分化”和廣大人民群眾思想的轉變。

在午後刺眼的陽光下，數萬名礦工身著工作服，坐在克麥羅沃地方政府和共產黨總部外面的主廣場。一塊標語牌上寫著：“站起來，表達你們的憤怒！”另一塊牌子上寫著：“庫茲巴斯不是殖民地！”當一些地方黨委官員拿著麥克風告訴礦工們罷工正在傷害老人和學童時，他們被大聲喝止，並被噓聲趕下講臺。當地黨的新聞媒體譴責罷工，但庫茲巴斯的《天天新聞》節目主持人維克多·科爾帕科夫每晚8點都會播出有關全國各地罷工的簡明而翔實的報導。

西伯利亞礦工對媒體和影像有一種本能的直覺。他們知道，自己怎麼樣才最上鏡。雖然並不在工作，但他們還是打扮成“礦工”的模樣——頭戴安全帽，穿著粗獷的工作服和靴子，渾身沾滿煤灰——來參加會議。黃昏時分，他們打開大衛燈，營造出更加壯觀的畫面。仿佛有數以萬計的巨大螢火蟲在廣場上狂歡。當然，演講者們輪流站上這座城市最大的列寧雕像腳下。沒有人不感到諷刺。

剛開始，只有少數幾個罷工委員會呼籲成立團結工會式的工會。最初的要求是經濟方面的：更多的肥皂、洗滌劑、牙膏、香腸、鞋子和內衣，更多的糖、茶和麵包。最迫切的問題是休假工資和拒絕加班，而非戈巴契夫。對礦工來說，他仍然是一個正直的形象，代表著一種光輝的未來。幾乎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讚揚他，或至少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敬。普羅科皮耶夫斯克罷工委員會成員皮奧特爾·孔古羅夫在發言中說，儘管經濟狀況和生活水準仍然“令人絕望”，但“人們並沒有責怪戈巴契夫。他們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夠罷工，正是因為戈巴契夫。但另一方面，他們在等待——而我們不能永遠等待下去。”

蘇聯以前也發生過罷工：契訶夫市的公車司機，航空公司的飛行員在提高安全標準之前拒絕飛行。但礦工罷工的象徵意義非比尋常。礦工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代表，是昔日布林什維主義的堡壘。望著列寧廣場上黑壓壓一片萬頭攢動的人群，就像看到了曾經被稱為“群眾”式的宣傳海報。而現在，群眾正在離開工作崗位，宣稱社會主義不能帶來任何東西——甚至連一塊肥皂都沒有。

很快，消息從莫斯科傳到西伯利亞，說煤炭部準備承諾提供更多的物資、更高的工資和其他福利。在克麥羅沃市廣場舉行的大型公眾集會上，礦工們聚集在一起聽取細節，投票表決。來自莫斯科特使向他們承諾：滿載肥皂、肉類、豬油、食用油和洗滌劑的飛機很快就要降落。工資將提高，假期會延長。聽到這，大多數礦工長舒了一口氣。至少目前，他們的勇氣已經達到了極限，準備回去工作了。他們願意相信莫斯科。一些礦工警告說，協議有可能破裂，莫斯科會“故伎重施”，但到了投票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同意結束罷工。數萬隻手舉向空中，投贊成票，接受這項協議。

那天晚上，第一班工人走進雅古諾夫斯科煤礦。他們似乎興高采烈，但又小心翼翼，好像他們對復工的決定仍然將信將疑。“我在這些礦井下工作了39年，如果莫斯科膽敢背叛我們，我會毫不猶豫地再次走出來。”一位名叫列昂尼德·卡爾尼科夫的隧道工說。“我曾經相信共產主義，那是我們偉大的夢想，現在我相信我們罷工的力量。我們在這方面經驗不足，但我們願意學習。”在克麥羅沃附近的礦山工作了7年的科斯佳·多亞金表示，克里姆林宮和地方罷工委員會達成了35點解決方案，“我們贏得了一場小小的勝利。但仍然是小小的。我們將拭目以待，看看他們是否會兌現承諾。”當晚，礦工們並沒有幹多少活。他們主要是站在辦公室或豎井裡，討論前幾天發生的事情。

即使在陽光燦爛的夏天，雅古諾夫斯科礦區附近的村莊也是一片荒涼，比我在西維吉尼亞或英格蘭北部看到的任何地方都要淒慘。礦工和他們的家人要麼住在狹小的木屋裡，要麼住在帶錫皮煙囪的棚屋裡，更常見的是住在被稱為“營房”的兩層或三層公寓裡。一家人擠在這些房子裡，不管怎樣都無法保持整潔。沒有人清理垃圾。沒有熱水。室內管道很少見；在冬天，這意味著要在零下40度的氣溫下去戶外上廁所。男人們透露，他們和妻子不得不在孩子們睡覺或假裝睡覺的時候在房間裡做愛，這讓他們感到很丟臉。他們已經好幾個月買不到任何避孕藥具了。“除了礦工外，墮胎醫生是這兒最忙碌的人，”一位婦女告訴我。村裡的孩子們似乎沒有什麼玩具，他們在街上遊蕩，玩著軍隊打仗、投擲棍棒和石塊的遊戲。他們渾身髒兮兮的，牙齒發黃。他們父母的牙齒已經爛完了，比較幸運的戴著金銀製成的、閃閃發光的牙套。他們看起來都比實際年齡大。剛剛領到養老金的50多歲男人，從15歲起就在礦井裡摸爬滾打，揮舞鐵鍬，因此彎腰駝背、筋骨粗壯。他們穿著汗漬漬的外套，戴著油膩膩的帽子。當你跟他們握手時，感覺他們的手就像戰士的一樣，粗糙而厚實，因為工作太多而腫脹。他們的眼睛空洞無神，目光渾濁。女人，至少是那些在地面上工作的女人，似乎更有精神，但也不咋地。她們都是到了一定年紀，就會看到自己的丈夫病死或猝亡的女人。

這是一種悲慘的生活。在礦井附近，我看到一個10歲的流浪孩子在乞討硬幣。還有食用油、黃油、伏特加、肉、通心粉和脂肪的配給券。就算拿到配給券，也不見得能領到實物。雅古諾夫斯科礦區附近的主要雜貨店裡除了番茄罐頭、燕麥片和腐爛的捲心菜外，什麼也沒有。人們雖然沒有挨餓，但也吃不飽。許多人告訴我，他們主要靠麵包和通心粉過活。香腸是每月兩次的美味佳餚。一天早上，我的計程車司機瘋狂轉彎，差點撞上一棵樹。他把車停在路邊。他頭暈目眩，自己也知道。他道歉說：“我好久沒吃東西了。”

藥店裡空空如也，除非你把裝水蛭的瓶子和阿司匹林的罐子算在內。一位名叫伊琳娜·沙托金娜的老婦人在井下工作了20年，是一名呼吸機專家，她告訴我，她的一位朋友得了輕度中風，買不到所需要的藥。“就因為這，”她說，“他現在成了植物人。”

如果說礦工的生活除了閒聊和家庭之外還有其他樂趣的話，我可看不到。他們最顯而易見的快樂莫過於玩命：早上，退休礦工們在一輛伏特加酒車前排起長龍，拿到手後仰頭就把瓶子裡的酒一飲而盡。如果買不到真貨，他們就用從護髮素到豌豆罐頭的各種東西釀制私酒。我看見過一個醉漢躺在大街上，大口大口喝水坑裡的水。

空氣中到處彌漫著濃濃的瓦斯味。在礦井周圍，樹上的葉子都落滿了灰色的塵埃。克麥羅沃的一個池塘被有毒廢物徹底污染，市政工作人員為了除掉死去的流浪狗，把它們扔進水裡。幾天後，連骨頭都溶化。

礦井本身偽裝成辦公室。他們總是用一棟磚砌的辦公樓——裡面有工程師和管理人員的隔間，以及工人們的儲物櫃和淋浴間——擋住電梯井和露天坑的視線，從而給人一種“朝九晚五”的錯覺，而不是搭乘電梯，直墜地獄。

一天下午，我在雅古諾夫斯科煤礦總部外遇到幾個人，我問他們哪裡可以找到礦長。我想獲得許可下煤井。

“你為什麼要找礦長？”其中一個人說。“他只會告訴你一大堆廢話，然後打發你走人。跟我們來吧。”

礦工們把我帶到裡面的更衣室。我脫光了全身衣物，只剩下一件汗衫和內褲，他們遞給我一整套裝備。他們沒有絲毫的蔑視或嘲笑，而是教我如何用長長的白色繃帶包裹雙腳，然後穿上黑色橡膠靴。礦工服是用沉甸甸的防火布和帆布製成的，感覺輕得出奇；還有一雙厚厚的橡膠手套，讓人掌心出汗；一頂塑膠頭盔、一個應急氧氣包和一支額外的手電筒。礦工們非常熟練地穿上工作服；他們從十幾歲起就穿著這樣的衣服，在井下度過了人生大部分的時光。

我們笨重地走下樓梯，來到外面通往6號礦井的電梯前。鐵門“砰”地一聲關上，我們肩並肩挨在一起，開始向西伯利亞大地深處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下降。30名礦工穿著油膩膩的工作服，盯著自己的靴子，又看了看天花板上的凹痕。他們焦躁不安，好象還沒有完全從睡夢中清醒過來。他們拖著沉重的腳步，顯得心煩意亂。到達挖煤的地方還需要一段時間。黑暗中，他們的頭盔燈緊張地閃爍著。誰也不說話，只有咳嗽和幾個長長的哈欠。電梯一直向下運行，我的耳朵有點疼，突然聽到“啪啪”作響。那是鐵壁撞擊井道發出巨大的聲音。終於，我們抵達了井底，電梯門打開，通往一個由黑暗的石頭大廳組成的迷宮。從通風口吹出的一股涼風迎面撲來。這是我來到西伯利亞後呼吸到的最清新的空氣。

“有時這個小鎮臭氣熏天，下面的空氣比上面的空氣還要好，”列昂尼德·卡爾尼科夫說。甚至在一天的採礦工作開始之前，他的臉就已經染上黑色的污垢，我想我的臉也一樣。當我們走過一條長長的隧道時，卡爾尼科夫說，他已經60歲了，還在繼續工作，因為靠退休金無法養活他的家庭。他別無選擇；也不抱任何幻想。“總有一天我會死在這裡，”他說，毫無自怨自艾。40年前，他還是一個風華正茂、身強力壯的年輕人，曾幫助建設這座豎井，挖開石頭，搭建鋼架。“現在煤快挖光了，”他說。“雖然還能再撐幾年，但也差不多死了。我可不想為了最後一塊煤留在這裡。但我可能別無選擇。”

罷工期間，礦井疏於管理。迷宮般的巷道、隧道和滑道裡積滿了水，使得行走更加困難。當我們沿著主通道向下走時，我們開始在1英尺深的水中蹣跚前行。井底就像池塘底部的淤泥堆，幾分鐘後，我的靴子裡就塞滿了煤塊，鋒利的煤塊開始刺痛我的腳踝，腳底也起了水泡。沒有一個礦工對此發牢騷。一路上，我們遇到一些人，其中許多已經五六十歲了，棲身在只有幾英尺高的縫隙裡。他們或仰面朝天，或以其他扭曲的姿勢躺著，在煤面上敲打，要麼修理支撐結構的某個部分。只要他們一張嘴，煤塵就會掉進去。那些已經幹了一個多小時的人全身漆黑，在半明半暗的環境中，你只能看到他們的手電筒、眼睛和牙齒。我瞥了一眼角落，看見三個礦工，他們一動不動，也不說話，仿佛一幅凝固的黑色剪影。他們正在休息10分鐘。

走了很長一段路——我也不知道走了多遠——我們來到一輛小型有軌電車前，這是一種在礦井軌道上行駛的運輸工具。“地鐵”載著我們繼續往前又走了四英里，一路上隆隆作響，仿佛置身於車水馬龍的紐約第七大道。“這是一天中最後一次放鬆的機會了，”一位工人一邊說，一邊癱坐在座位上打了個盹。他睡得很香，當司閘員猛地煞車時，才猝然從夢中驚醒。

工作一旦開始，就不能鬆懈。一旦鬆懈，一旦注意力分散，就可能發生可怕的事故、爆炸或塌方。礦工們一直生活在這種恐懼中。每年，每個礦井都會有幾個人死於“輕微”事故，就是新聞中從未報導過的，平淡無奇的那種。礦井上一次爆炸是在11月份。弗拉基米爾·加波紐克從事“地下”工作24載，他告訴我，他還記得那聲奇怪的悶響。“當時幾乎一片寂靜，但你很清楚發生了什麼。”有人違反安全規定，一股甲烷流產生火花，最後，4名礦工被壓死。“這樣的事故時有發生，”加波紐克說。“我們每年都會失去幾個人。”礦井外掛著兩張海報：“第二十七次全蘇聯共產黨大會萬歲”和“生產誠可貴，生命價更高”。

礦山黨委委員瓦倫蒂娜·阿利索夫娜是我的嚮導之一。她看著我傾聽並記錄下一長串令人頭皮發麻的抱怨：環境惡劣、工作危險、前途渺茫。不管是不是党的幹部，她似乎都感到羞愧，有一刻她的眼睛裡噙滿了淚水。“我們像豬一樣生活，我很抱歉這麼說，但這是事實，”她說。“礦井遠遠落後時代一個世紀。當我們回家時，卻用不上電。水也停了。我不是資本主義者，但很明顯，這個體制對我們毫無用處。”所有礦工一邊聽著，一邊點頭。阿利索夫娜的話在潮濕的空氣中久久回蕩。我原以為這種想法不會演變成一次政治罷工。有人是這麼告訴我的。沒有人說什麼，我們跪下來，爬過另一條隧道。通風口的風呼嘯著吹過石頭。

那天下午，當更多的礦工隊伍努力清除井道的積水和淤泥，重新恢復生產時，雅古諾夫斯科罷工委員會在共產黨委員會辦公室的棚屋裡召開了會議。放眼全國，罷工委員會已成為礦山的政治權力中心。黨和官方工會註定要失敗。6個男人和瓦倫蒂娜·阿利索夫娜圍坐在一張桌子旁，列寧的肖像居高臨下俯視著他們。牆上的一張海報寫著：“黨是我們時代的思想、榮譽和良知”。每個人都焦急萬分。他們意識到，整個蘇聯乃至全世界都看到了來自西伯利亞、烏克蘭及其他地區礦井的畫面，但罷工委員會卻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們的聲音裡沒有喜悅，只有一種即將被背叛的懷疑，一種未來會有更多罷工、更多麻煩的信念。

“聽著，我們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從這次罷工中拿到真金白銀。”其中一個人說。“我們必須小心謹慎。”

談話在房間裡回蕩，速度越來越快，火藥味也越來越濃。

“沒有人注意到，這個煤礦是克麥羅沃地區最差的礦。它已經枯竭了。我們有兩個村子要養活，再過幾年就沒煤了。有些煤礦已經沒有煤了。”

“我們得談談人員冗余問題。我們有60%的人在工作，40%的人站在旁邊‘監督’，或者在樓上抽煙。”

“不是這樣的。人們在下面累得腰酸背痛。”

“我們需要建立統一戰線。很顯然，我們的工會什麼都做不了。我們不能孤軍奮戰，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委員會。我們礦工必須團結起來，組成一個真正的工會或什麼的。”

“政治局不可能為我們做所有的事情。改革必須加快步伐。也許我們需要新的動力。”

“是時候擺脫老大了。我們不需要他們。”

“我們必須回答兩個簡單的問題：‘我們將如何生活？’和‘我們現在怎麼辦？’”

會議持續了一個小時。

後來，我與6號礦井的班長阿納托利·謝格洛夫走在一起，他身材魁梧，笑容可掬，滿嘴金牙。對他來說，新的一天從早上5點45分開始。他在離礦井兩英里外的小木屋中醒來，看了一會《庫茲巴斯晨報》，想瞭解更多關於仍在罷工的礦井的消息。他的住址是第二計畫大道2號。謝格洛夫說，夏天起床比較容易。太陽高掛天空。“至少不用冒著齊腰的積雪，摸黑走到外面。”他說。

現在，他家門外的菜園裡長滿了綠油油的羅勒和黃瓜。謝格洛夫說，他會吃很多黃瓜，“生的或醃的，別的就很少了。”他打開冰箱——一台低矮的、嗡嗡作響的原始電器，在裡面翻尋晚餐的食物。他很幸運，冰箱裝滿了食物：一條灰色的香腸、幾個雞蛋、一棵捲心菜、一塊不少於四分之三肥肉的豬肉、半瓶伏特加。真難得，因為商店裡幾乎一無所有。阿納托利又去附近的6號果蔬店——鎮上最好的果蔬店——買吃的。店裡尚有：半發紫的捲心菜、腐爛的番茄、番茄汁罐頭和沙丁魚罐頭、鹽和幾罐泡菜。而在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街附近的國營“百貨”商店裡，有更多半發紫的捲心菜、更多的爛番茄、胡瓜魚、五隻臘雞、幾箱白麵包和幾袋幹玉米。這裡的人說，要想活得更好，你需要“賄賂”，或者說拉關係。要想活得更好的唯一辦法就是做交易，用一瓶自釀啤酒換一袋像樣的胡蘿蔔，用一個汽車零件換一塊肉。

“此外只有到黑市上買，”阿納托利說，“那裡的價格貴得離譜，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除非你是黨內大人物，就是那些在路邊坐擁度假別墅的人。”

距離謝格洛夫家大約半英里處有一座勞改營：1648-043號監獄。每天，那些罪犯——小偷、強姦犯、殺人犯——乘坐火車穿梭於牢房和各“區”，即勞動營之間。鎮上的人們鄙視這座監獄，他們說，主要是因為罪犯獲釋後，在附近的礦場和工廠找到了工作，其中許多人又重新走上犯罪道路。“但我不確定這是一件壞事，”謝格洛夫說。“我們礦井下有三個人曾是那裡的囚犯。其中一個刺傷了他妻子的肚子。另一個打了別人的頭。我覺得他殺了那個人。還有一個人的妻子捲入了某種醜聞，所以他把她打死了。但他們都服完刑期。他們工作得很好。”

在史達林時代，謝格洛夫的父親曾無辜被關進勞改營長達10年之久。阿納托利還記得史達林去世那天，周圍的人，甚至那些有父母和朋友在集中營的人，都哭得死去活來，仿佛世界末日。“那是1953年3月，”他說。“我是一名少先隊員，我們總是戴著橙色圍巾。他們給了我們黑色的圍巾。當老師開始哭的時候，我們也哭了。孩子們總是模仿大人的情緒。”

謝格洛夫並不激進。他聽說俄羅斯北部沃爾庫塔的礦工仍在罷工，要求結束憲法中黨對權力的控制。“我不確定這是否正確，”他說。他是一個容易相信別人的人，當我問他在礦坑裡工作了這麼久，灰塵對他有什麼影響時，他的言語中只有一絲諷刺。“我的肺嗎？”他長長地吸了一口煙蒂說。“醫生總是說我們的肺很好。他們每年都給我們做檢查。我憑什麼不相信醫生呢？如果你不信任他們，你還能信任誰?”

多年來，他的夢想一直很簡單：50歲左右退休，拿著養老金，搬到城外的“泰加”——西伯利亞廣袤的針葉林。他說，他想從罷工中得到的只是一個過上“體面生活”的機會，在需要的時候能有一塊肥皂或牙膏，能吃到稱心如意的肉，能穿上一雙可以穿半年的鞋子，如果他的工作隊能奇跡般地從6號煤礦榨出一些額外的煤，他就有機會賺到錢。然後，時間一到，他就搬到森林裡去住，那裡適合釣魚，空氣清新，生活在地面上。“我習慣了黑暗，”他說。“但已經夠了。”

西伯利亞礦工沒有一個領袖，沒有萊赫·瓦文薩。工會就是個幌子。它們並不保護工人，而是確保他們對党的效忠和服從。這是列寧的創意。列寧宣稱西方式工會是“鼠目寸光的、自私自利的、斤斤計較的、貪得無厭的、小資產階級的。”他說，社會主義下的工會將成為黨的“傳送帶”。罷工期間，礦工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工會領導人掃地出門，成立罷工委員會。受礦工啟發，在波羅的海、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以及馬格尼托哥爾斯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和車裡雅賓斯克等俄羅斯鐵銹帶城市，各行各業的勞動者紛紛成立了“工人俱樂部”。

然而，沒有瓦文薩。也許，瓦文薩是一種波蘭獨有的現象，一個能夠以某種方式團結工人、天主教神職人員和城市知識份子的人物。在蘇聯礦工運動中，阿納托利·馬利欣是最接近瓦文薩的，但由於這個國家幅員遼闊，他的影響力也僅限於西伯利亞西部。

馬利欣是新庫茲涅茨克一名能言善辯的隧道工。他虎背熊腰，面容憔悴，疲憊不堪，就像一個踢了太多年後衛的傢伙。他30出頭，看上去卻老了10歲。他的頭髮只剩下類似和尚的髮髻。馬利欣說自己是“天生的人民公敵”，這是一個苦澀的玩笑。他的祖父，一個哥薩克人，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捕，他的父親，作為一個“人民公敵”的子女，被驅逐到西伯利亞。馬利欣的母親是烏克蘭人，也曾遭政治流放。

他說，多年來，他一直過著和父親一樣“無意識的生活”，周遭的人也是如此。他從未想過要抗議，更別提起義了。礦工相當於世襲制度下的農奴，而領主是蘇聯共產黨，其指導工具就是學校、工會和礦長。“我們的體制和宣傳不允許人們作為個體成長，不允許他們提出問題。我們從小就被教育不要有好奇心，”馬利欣告訴我。“我們不知道國家是如何運作的。我們參加選舉的時候，根本不知道選舉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告訴我們：‘你是小人物，一個混混，為什麼要關心這些？你只需按老闆的吩咐去做。'原則就是這樣：‘我是老大，而你是白癡。’如果你試圖爭辯，哪怕是輕微的搶白幾句，你就會立即被發配到最糟糕的地方去工作。你會被壓垮，被羞辱。我們仍然是戴著三種不同項圈的狗：綠色、黃色和紅色。它們是礦井通行證的顏色，稍有違反就會被更換或沒收。每個人都有違反規定的時候——只有這樣你才能用我們的設備工作——所以如果他們不喜歡你，他們就會抓住這一點，讓你再也無法工作。那些試圖維護自己尊嚴的人被碾碎、拋棄。

“這不是人類的生活。我們沒有休息時間。我們沒有像樣的衣服。我們終其一生都在為養活自己和孩子而奔波。早上6點開始換班，所以4點半就得起床。你去礦山，在井下工作8個小時，你的人生就是工作。回到家後，你筋疲力盡，除了倒下，什麼也做不了。週末在家還要做家務。我們唯一的空閒就是在上完夜班後的早晨喝一兩杯啤酒。僅此而已。然後你辭職——如果你還沒有在事故中喪生的話。幾年後，你的肺不行了，心臟也不好。再見。你快死了。”

接下來幾個月，我走訪了烏克蘭、薩哈林和哈薩克的礦山。隨著莫斯科顯然不會——而且很可能不會——履行經濟協議，我聽說越來越多的礦工和其他工人在談論政治罷工。他們將鬥爭指向體制。而就在我從克麥羅沃返回莫斯科的前一天下午，我也聽到了這些事情。6號礦井的另一名工人伊萬·納拉舍夫邀請我回家。他的小屋位於克魯普斯卡婭街6號，比謝格洛夫的小屋更小，也更簡陋。他幾乎無法控制自己的憤怒。他投票反對復工。“我們應該等見到真金白銀再回去，”他說。“我們應該像公牛一樣，直到拿到我們想要的東西。”納拉舍夫坐在松木椅子上，身子前傾，談論“黨內大人物”是如何試圖用“甜言蜜語在前，胡作非為在後”來破壞罷工的。他記得一天下午，在總罷工集會最激烈的時候，他在克麥羅沃的市政廣場上，看到當地的克格勃頭目在演講台附近逡巡。

“我告訴你，我才37歲，但我已經準備好提前領取養老金了，”他說。“我受夠了。10年的井下生活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我想買輛車，帶上我的妻子和孩子，開車離開這裡，去一個空氣不會灼傷眼睛的地方。我們早該在幾年前舉行罷工。我們已經被史達林主義和勃列日涅夫的走狗們摧毀了。我現在準備好迎接戈巴契夫之外的領導人。比如伯里斯·葉利欽。葉利欽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人。怎麼可能，到現在我們的領導人吃的都是豬肉，而我們卻在啃骨頭呢？如果葉利欽坐在戈巴契夫的位置上，情況或許會有所改觀。”

最讓他心如刀絞的是，他覺得這次罷工並不像6號礦井的每個人所說的那樣是一次光榮的勝利，而是又一次恥辱，就像灰色的香腸和沒有電一樣。當時尚不清楚，1989年7月的礦工罷工是將城市知識份子和共和國民族主義者的反抗與全國各地工人的政治起義聯繫起來的第一步，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步。“想一想這個國家吧，”伊萬·納拉舍夫說，此時房間驟然變暗。“我們的領導人總是分裂我們，壓制我們。我認為他們現在正在這麼做，他們將再次騎到我們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