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得批判《大梦》，或《大梦》里的哲学问题

这篇文章本来要在一个多月前写，也就是《大梦》还火的时候，但因事耽搁了。一直放不下，又捡起来，是因为《大梦》和《罗刹海市》一样都指向了“人类根本的问题”，也就是哲学问题，这自然需要哲学上的回应，属于咱们“哲托邦”的分内之事，责无旁贷。

当然，这个问题对于那些用不了一周就翻篇儿的容易被带节奏的人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尽管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短忆”必然会导致短视，短视迟早会倒进坑里。哲学范畴本身即是内生于人们对“长忆”与“远见”的要求，试图超越时效性、周期性和时间性的限制，而达到更长久、更稳定和更普遍的真理，这在古希腊用“永恒”（eternal）概念来表示，相当于是把“回忆”回溯到了无限长、把“远见”扩展到了无限远，与此相应的是“普遍性”（universality）的概念。在上一篇文章《哲学究竟是什么？》中，我们把哲学解释为爱和智慧的辩证法，“永恒”对应“爱欲”，“普遍性”对应“智慧”。

遗憾的是，这自然会遭到那些“又短又近”的人的逃避甚至讨厌，因为他们的气血和神经根本就承受不了这样的精神负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说过，哲学只适合那些有“血气”（thymos）的人。血气之上才可能成为哲人，也可能变成僭主，但血气不足的人，只会活在嗜欲之中，即格劳孔眼中的猪一样的生活。问题在于自轴心时代以来的文化改造和现代教育基本上是沿着“驯化血气”（制造怂人）的路线在前进。不是有耶鲁的教授说藤校教育出来的不过是“优秀的绵羊”嘛。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哲学家胚子，只是被以教育的名义驯化成了“逃避哲学”的大众或精英——因为哲学意谓着冷峻无情的自我省察和自我评价，这会解构那些自欺欺人的自我合理化，如托尔斯泰所说，“我们每个人，爱真理都胜于爱谎言。但当事关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却常常宁可信谎言，而不信真理。因为谎言，可以为我们龌蹉的生活辩解，而真理则揭穿这种生活” 。

现在有句话很流行——“选择大于努力”，这也正是存在主义的主张：你是由你所做的选择来定义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无数的选择，同时弥漫着偏见、诱惑和欺诈的世界里，要想做出好的选择，那就离不开致力于“爱和智慧的辩证法”的哲学，缺乏了这样的哲学之护卫和支撑的选择，那只能叫“盲选”或“选盲”——以权威的意见、别人的眼光或自己的情绪、愿望和幻觉来定选择迟早会掉进坑里。然后，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说辞来进行自我合理化和诡辩（这是中老年油腻人群的典型症候）——这宣告了精神上的死亡，表现得文艺一点的说法，例如，“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

《大梦》这首歌，我是喜欢的，单曲循环过很多遍，话剧般的场景，白描的叙事，轮回的旋律，尤其是歌者（任素汐和瓦依那）那干净而诚挚的嗓音，最是打动我，它能传透到内心的最深处，拨动你的心弦，换个人来唱，就不是这效果。流行的说法“一首歌唱尽人的一生”并不准确，《大梦》唱出的是底层人、普通人和失意人的跌跌撞撞的“习得性无助”的一生，在一个又一个稀里糊涂的“不知该怎么办”中被支配、被蹉跎和被淹没的一生，诚实，简朴，平常，反而是一曲不凡的“悲剧史诗”。

但是，我不得不说“但是”——不好意思，可能让大家“扫兴”了，《大梦》的叙事部分之结尾处那种暗中自我合理化的解释部分——“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你会怎么办”，是我不认同的，这在哲学上是不成立的，尽管用的是“如果”，显得比较委婉，但并没有对举另一种可能——“如果生命不是大梦一场，你会怎么办”，那这个“如果”充当的只是一种修辞效果，逻辑上是可有可无的。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从极为骨感的现实出发，《罗刹海市》通向了开放性的哲学反思，《大梦》却是通向了封闭性的佛学轮回，这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两极对照。

人生到底是不是一场梦？众所周知，佛教的回答是“是”，也是流行的观念，但这也是西方哲学中的经典问题，涉及到存在的真实性与知识的可靠性问题。挺巧，我正在阅读的儿童哲学的开创者马修斯的《哲学与幼童》也说到了这一点，一位6岁儿童的回答是，“我并不认为一切都是梦，因为人在梦里，不会四处询问这是不是梦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孩子的直觉翻译为：如果一切都是梦，人的意识中就不可能产生“梦”的念头和概念，意识中要有A的概念必须得有非A的存在作为参照点，就如同要有“黑夜”的概念，必须有白天的存在一样。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也可以运用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来进行论证：假如一切都是梦，即便是《盗梦空间？那样的梦里有梦、梦外有梦和梦套着梦，但所有的梦也是一种形式系统，那必定存在一个自指的“梦”，既不可证明为真，也不可能证明为假，这意谓着不可判定性，也就是说，人在梦中的对梦是不是梦的判定本身是不可判定的，这意谓着“人生是梦”这一命题无法被证成，最终需要“非梦”（真实）的存在才能判定“梦是梦”，这反过来又意谓着，并非一切都是梦。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合理想象和推测：梦与非梦是对偶存在和分布的，这同样适用于生命和人生，有梦幻和梦想的部分，也有真相和真实的部分。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有一段话，“仔细想想，我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什么确定不移的迹象能区分清醒与睡梦，这一发现使我大吃一惊，这样的困惑机会要使我相信我现在就是在睡梦中”，不过，笛卡尔并没有因此走向佛系，而是进一步意识到，“可是，等我一旦注意到，当我愿意像这样想着一切都是虚假的时候，这个在想这件事的‘我’必然应当是某种东西，并且发觉到‘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是这样确实，这样可靠，连怀疑派的任何一种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于是，我就立刻断定，我可以毫无疑虑地接受这条真理，把它当作我所研求的哲学的第一条真理”。

后来关于“我如何确定我不是在梦中”在哲学上又产生了一个类似的变体即众所周知的“缸中之脑”思想实验，有些人自以为这可以驳倒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但是，首先，“缸中之脑”预设了缸、营养液、电信号、超级计算机和科学家的存在，说明这一切并不是虚假的，而是真实的，并没有否定“我思故我在”的前提；其次，“科学家”角色设定是“人”还是“神”呢？如果是人，那么，这也包含在了“我思故我在”的“我”之中，如果是神，那就需要论证神的存在性，这是一个更复杂的挑战。同时，这个思想实验也预设了超级计算机真能仅仅通过电信号完美地模拟人的意识，这本身也是可疑的。要知道，人的意识不仅意向性，还有理性，更有创造性，即能够不断产生非重复的新想法，乃至自我颠覆的范式转移，而这样的超级计算机至少是在目前的计算机理论中是不可能的（依然根据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这也需要思想实验的提出者论证这样的超级计算机的可实现性。

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关于“我思故我在”，人们通常理解为“我思”和“我在”是一种有因果关系，即“我思”（因）决定了“我在”（果），进而反过来把“我在”仅仅理解为“我思”，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思”和“理性”在近代哲学和启蒙运动中的霸权。但这是错误的，准确的理解应该是两者是一种论证关系，也就是说，“我思”是“我在”的理由（reason）而非原因（cause），那么，“我思”就不是“我在”的唯一形式，除了“我思”还有“我爱”，与“我思故我在”相应的是“我爱定我是”——这再一次检验了我在《哲学究竟是什么？》中“哲学是爱与智慧的辩证法”的解释。

那么，如果人生不是大梦一场，你会怎么办？在我看来，那就好好搞懂哲学（而不是佛学）吧，成为爱与智慧的主体，这是可能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办”的唯一途径。无论时世如何变迁和动荡，无论陷入什么样的境地，我们都必须做选择，并承担选择的后果，而只要是想做出好的选择，有好的后果，那就离不开哲学，也就是离不开爱和智慧的耕耘与积累，除非如此不能真正做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当一个民族中的大多数人（普通人）经常性地陷入习得性无助之中，那说明这个民族一定是既缺“爱”又缺“智慧”的，也就是未曾被哲学之光照耀（启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