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白纸抗议”的报道被质疑“伦理”，一个记者的回应

      回应《致记者江雪、白纸运动被捕者相关报道编辑的一封信》

  江雪

 回应的背景：

11月23日，《鲜花与诗流落何方？这一年，被抓捕的年轻人还好吗》（下简称《鲜花》）报道发出。随即，一位白纸参与者（并非本文受访者，但曾与作者聊天）联系作者，称报道让Ta极为恐惧等等，并提出删改要求。作者虽然感到愕然，且自认为信息处理与事实没有问题，但基于对Ta的处境与感受的尊重与理解，还是在报道尚未被广泛传播之前，做了个别细节的修订。

11月25日，有一个和作者并无交集的人，突然在脸书、长毛象等一些平台上不具名发帖，称江雪“漠视伦理和剥削消费当事人”，“冷漠和利用当事人”并“造成心理伤害”，“不下有3个当事人信源证实”，并号召人们“抵制这篇报道”。但整个指控事实语焉不详，没有谈及任何具体事实。此人同时无端指责“江雪的专业与人品极为恶劣”，已涉嫌人身攻击。

但因为这个发帖未提出任何事实，全部是诛心之论，作者当时未做回应。

11月30日，作者的个人邮箱接到邮件，署名是与作者白纸报道相关的“当事人、受访者以及事件相关者的亲近好友”，信件里对作者提出质疑，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指控，是称作者“欺骗与诱导式采访”，“以私人谈话的名义获取信息”。

信中也称，随后要发出一份倡议信，关于媒体和记者应该如何采访和报道白纸抗议。

因为这是一封正式的来信，涉及一些基本的事实前提，同时也能从中看到一些比较重要的认知和理念分歧。出于对个人专业性的反思与辩护，以及对社会建设的一份责任心，作者在此分为“事实和思考“两部分予以回应。一方面厘清基本事实，一方面希望打开一个思想的讨论空间，对当下我们”如何看待媒体“及”如何应对恐惧“方面，能引发一些思考。

另外，此事因《鲜花》一文而爆发，但责难者也提及作者在2023年2月的另一篇报道《白纸运动被捕者：她们是谁？经历了什么？》（以下简称《白纸》），因为同时叙述会过于冗长，所以此处主要回应《鲜花》一文，对《白纸》一文只做简要回应。

要表明的态度是：因为个人时间有限，这是作者唯一一次对此事公开回应（但思考和交流不会停止）。作为一个老记者，作者会反思自己的报道有很多不足，但在白纸报道中，个人已尽力保护受访者，在职业道德和操守方面问心无愧，对得住自己的良心。更重要的是，报道已经公开发表，作为一份时间长河中的记录，有心人自可查看。

另外作者想说，自己的热情不会因此受到打击和影响。生命中心心念念所系，不会因为他人的误解而改变。另外就是，回应“对事不对人”，作者本人依然关心青年社群的发展，期待理性的讨论对我们彼此的成长都有助益。

鉴于对相关人士的保护，不经Ta们同意，作者不会公开自己所收到的来信。但作者本人被公开质疑专业性，而且有关报道的思考也涉及公共利益，所以这个对质疑和批评的回应，也会同时公开。

 一  关于《鲜花》一文的一些基本事实：

 以下为《鲜花》一文的报道链接：这一年，被抓捕的年轻人还好吗

全文8000余字，可以清晰看到叙述的脉络，以及报道建立在哪些受访者的内容之上。

简述而言，《鲜花》一文中，作者采访了“ABC”等人（不限于ABC三人），但在采访进展过程中，和“DEF”三人有过聊天（双方都明确知道是聊天，而非采访）。如今，ABC等人都认为报道没有问题，并感谢作者做了记录。DEF则认为报道给Ta们带来了风险，并由此引发旁观者延展攻击作者。

鉴于基本的事实不清楚的话，讨论也会陷入假设的前提。所以，先对一些基础事实概述如下。为保护相关人士，除非叙及已发表事实，此处不披露任何人的真实姓名以及具体信息。

（一）关于本文信息源。

1，报道长达8000余字，行文中提及明确的受访者，包括：小寒，Tara，陈东，Cheryl，为保护Ta们，皆使用了化名。另外在提及信息源时，提到名字的有“小威尔逊”和白原（均与此次质疑者无关），再有几处仅以“知情者”三字出现。

 2，来信质疑作者的人，在本文中没有在任何地方被当作“信息源”提及名字或任何信息。

 3，报道中，提及了白纸抗议发生之后一些遭到抓捕而被广泛报道、尽人皆知的抗议者，但不是文章的主要描述对象。提及Ta们时，使用的信息，也尽量使用已被报道过的基础信息，例如：不二酒馆的负责人某某和被抓的某某是男女朋友。这一点在白纸抗议之后，各大媒体关注被捕者处境时，已广为提及。虽涉及个人隐私，但不是作者首次披露，属于已公开信息。

 再如文中提及，“被释放后，她们都被要求回到原籍居住”。这是宽泛的、易于获取（从法律界人士等处），并不会被具体定位到某个信息源的信息。

 4，作为白纸抗议发生之后一年的报道，不可避免地要提到被抓捕者的处境。因为叙述的需要（以及各种保护大家的考量），唯一具体提到的是YangLiu（考虑到她的处境比其他人略略宽松一点）。来信质疑作者为何不联系YangLiu，而仅引用陈东的话语。此处想简单解释：作者的原意是为了保护她（外界他人提及，至少这一点不会增加她的风险。或许有人会问，如果本人不想在公共事件中被别人提及，是不是作者就不应该写到？对此可以有不同观点，但不可以据此认为作者严重违背职业伦理）。 

5，报道发出之后，文中提到的真正的受访者：小寒，Tara, 陈东，Cheryl，均表示了对报道的认可。

（二） 关于采访伦理：

信中提及采访和报道伦理，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作者进行“诱导和欺骗式采访”。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果不是故意歪曲，就是来信人存在着重大误解，作者必须在此处强调的基本事实如下：

1，作者和三个人（你们应该知道是谁）曾经聊天。之所以强调是聊天，是彼此在对话中都互相明确，这不是采访，是聊天。因为不存在“采访”，那么“诱导与欺骗”又从何而来？

作者真的困惑，不知道你们把聊天（至少作者个人一直认为是温暖的、带着真切关心的谈话）转化描述为“诱导和欺骗式采访”，原因到底何在？

 2，一切以报道为准。请相关人士秉持良心回答：作者和A、B两位的聊天，在报道中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出现？

也请秉持良心回答：作者和C的聊天，是不是在聊天之初就已经明确了这只是聊天？大家彼此聊了很多。直到现在，作者对聊天时的亲切、愉快、温暖和牵挂的情绪记忆犹新。可以说，这个聊天完全不是作者期待过的。作为一个记者，作者渴望采访你们，但考虑到你们的处境，作者压根没想到和你们（与C有相同处境的人）联系，对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奢望（不是联系不到你们，而是为了保护大家）。

3，和C的谈话，前提是基于在和B谈话中提及一些知识资源。但如果你们把这个认为是作者为获得与C谈话的机会，从而完成采访而设的“诱饵”。只能说，你们把人心想得太坏了。这是莫名恐惧中扭曲的揣测，是很不善良的，也不正直的。更重要的，这不是事实。

4，事实上，《鲜花》报道中真正和C有一点联系的地方，是C在聊天中提及豆豆（在此处使用化名）。豆豆那么年轻，没有参与白纸抗议，却被警方滥用权力，形同于软禁在老家。C在聊天中，以对同伴的关切之情提及豆豆处境不好，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此前作者就曾关注豆豆帮助艺术家拍摄作品的事（网上有相关信息，作者也长期关注相关艺术家）。

与此同时，有另外的信息源（在文中以“知情者”三字出现）向作者讲述了豆豆的处境，情况和C说的一样。

因为这是一篇关注白纸抗议后年轻人处境的报道，作者关心一切还处在信息黑洞中无声的人。Ta们的处境，不仅是私人信息，也关系到公共利益（反映出白纸之后对言论自由的进一步打压，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所以，在描述了成都青年亚夏尔的遭遇后，作者用一个小段落，概括描述了豆豆的遭遇。

再次强调：在这里，C不是信息源（你不能是信息源，事实上也不是）。而一个人遭遇政治权力打压，这是否就是隐私性的信息？在两难（外界是否关注）的局面下，到底该如何选择？这一点上，可以讨论，但作者认为并无标准答案。

5，尽管是否在报道中提及豆豆的处境，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但作者在发稿后的第一时间，听到C的反应（Ta说自己极度恐惧，以及怕披露豆豆的信息会对豆豆非常不利），还是赶紧删除了这个小段落。

事实上，作者这样的删除行为是否正确？对豆豆的信息不予以披露，对豆豆的实际利益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我们不是上帝，没有办法作出结论。但是，由此指责作者严重违背职业伦理，这是不公平的。

6，豆豆这一段，是应C的要求，文中所删除的最重要一段。其后，C要求删除掉文中所有与她们（被抓捕者）有关的信息。但除了对YangLiu有文中目前的叙述，文中提及她们的地方原本就极少，所以后来作者只能删掉了诸如：“这一年，某某某在湖南老家，和家人在一起，没有停止读书和思考”，这样极为概括、泛化、未提及任何信息源的句子。

7，到今天，如果要说出自己真实感受的话，作者宁可冒“政治不正确”的风险，说：非要把记者对他人的采访往自己头上安，并提出删稿要求，已经很过分。也不是真正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的行为。而作为一个记者，作者对一个根本不是受访者的人的要求，已经让步太多。而这中间，我们必须反思，“恐惧”是否在被大家无止境地放大？

而在另外一个角度上，作者可能真的违背了自己的职业伦理，那就是没有坚持原则报道事实，或者牺牲事实的准确性已经太多。包括在报道中打了太多的“信息马赛克”，包括放弃追问太多事实，只因为对抗议者安全的顾虑，以及对Ta们的保护。

二、关于2023年2月《白纸运动被捕者，她们是谁？经历了什么？》一文的简单回应

白纸抗议发生之后，除了一些编辑工作，作者共写了三篇报道，以及一篇评论（此前两篇报道匿名，为了说清事实，作者愿意说出这些，并承担相应风险）。

1，《被捕者：那些青年》被捕者：那些青年 ，发表于NGOCN的网站上。

2，《白纸运动被捕者，她们是谁？经历了什么？》https://theinitium.com/zh-Hans/article/20230203-mainland-white-paper-movement-arrest     发表于NGOCN网站和端传媒。

3，《鲜花》一文。

4，一篇评论：《2022  记住青年带来的光亮  https://ngocn2.org/article/2023-01-01-new-year-the-youth/，NGOCN网站。

关于《白纸》一文的采访：2023年元旦作者发表了《2022  记住青年带来的光亮》一文之后，NGOCN的相关负责人先后给了作者两位联系人的方式，说他们愿意接受采访，聊一聊被抓的人（大约Ta们也看到了作者那篇文章，对作者有基本的信任）。

作者至今都十分感谢两位主要的受访者：阿田和喷喷（作者为Ta们在《白纸》一文中起的化名）。

两位当时都身在海外，也都非常坦诚地和作者谈话。Ta们头脑清晰，观察到位，对世界有清晰的认知。作者到现在记得那种惊喜，不仅是因为深入的、有价值的谈话，更因为似乎看到了一种对未来的希望。

因为当时关于白纸的报道虽已经不少，但简体中文圈的报道，还是屈指可数。作者希望在NGOCN这个独立媒体平台，通过报道尽量地回答：参与白纸抗议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宽泛笼统、不讨好的问题。但作者基于一个记者的好奇心，想尽量地多一点探索。

也正因此，在和两位的谈话中，大家聊到了年轻人一些思想成长的经历。作者记忆中最长的谈话大约持续两个多小时。因为是平台负责人联糸，在作者的理解里，这当然是采访，而不是私人谈话。相信两位对此也有自己的判断。

报道大家可以查看。在这里仅提两处细节。报道中提到阿田何时离开中国到美国读某某学（此处特意隐匿）博士。阿田至今认为提到所学专业是过度暴露（后删除）。但作者认为：1，这是化名；2，阿田并未参加白纸抗议，也不在国内，这一信息并不能导致警方定位到阿田。3，文中谈到阿田在湖南有过田野调查，关心底层弱势的生存状况。但作者的考虑是这种关心底层的调查并非很敏感议题，且都是笼统的叙述，并不会由此增加警方对白纸参与者（阿田的朋友）的指控。

对喷喷的信息，除了化名，无籍贯、无学校背景，只提到“某某年到北京上大学”。但喷喷认为这也是过度暴露信息，后改为“习时代之后到北京上大学”这样更笼统的描述。作者个人认为，在处理受访者信息上，应该说已经尽力，如果严重一点说，新闻“马赛克”已打得太多，报道的客观性和准确性都已经受到影响。

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恐惧情绪会蔓延。作者在接到喷喷反馈时也瞬间心跳加快，紧急联系编辑进一步修改和删除。在一系列修改之后，喷喷曾表示：就这样吧。

但没想到的是，过了大约一周，喷喷又提出要从端传媒和NGOCN上撤稿。此时，作者很感受伤。原因是1，信息马赛克已经处理到这个程度，受访者还不满意。2，尊重大家的恐惧。但如果说恐惧蔓延到这个程度，就有点难以理解。3，这不是文宣稿子，这是一篇关系到公共利益的报道，报道对象不仅是受访者，也是为了给白纸抗议留下一份历史记录。撤稿要求令人难以接受。4，当时的情况下，还有很多人没有放出来，媒体的责任之一是为更多的无声者发声。简体中文圈关注和报道“白纸抗议”的平台和记者原本就很少，这种撤稿要求无视了其他参与者的处境。也显示出受访者对媒体的价值和功能有认知误解，沒有尊重媒体独立的价值。

即使这样，当相关编辑告诉作者要撤稿的时候，作者一开始答应了，但很快认识到这种做法有问题，所以明确了自己的态度：媒体是公器，不能私相授受。撤稿涉及公共利益，不排除在以后公开讲这个事情。后来稿件没有被撤。

此后，受访者要求和平台相关人士以及作者对话，但作者沒有参加。当时的背景，1，作者在国内的至亲出现凶险病情，不能回去探视。在揪心的牵挂中，毫无心情。2，作者今天反思，当时内心颇为失望，感觉到代际之间的认识差异太大，预感到谈话可能没有效果，所以潜意识里有一点回避。3，尽管如此，作者当时还是给平台的相关人士写了一段话，请给予转达，但不知道是否被转达清楚。

后相关编辑对文章有修改，但作者没有再仔细查看。有心人可以去看，来判断作者是否有新闻伦理问题。

三、作者本人对此事的一些思考

在回应完基本事实之后，作者想在这里谈及自己的一些思考，不是定论，但希望能打开一些讨论的空间。

1，白纸抗议发生之后，因为是巨大的公共事件，自然免不了媒体关注。作者认为，一些参与者对媒体的功能有重大的误解。Ta们在面对媒体时，并没有真正尊重媒体客观记录的价值功能，可能更多运用了“文宣”概念，误以为媒体等同于“文宣”。但媒体就是媒体，即使在社会运动中的媒体，无论对运动持怎样的同情态度，也依然是媒体。记者也相应地，首先是记者。

2，作者认为，造成此情形的一个背景是：中国体制下，言论与出版自由长期被打压，即使是所谓的媒体繁荣期。尤其是2014年之后，整体打压公民社会，原有的媒体生态在短期内分崩衰落，大学的新闻机构均与各省宣传部共建。媒体被不断污名化，记者群离散。曾经形成的、原本就脆弱的关于媒体功能的社会共识，也瞬时消失。

3，一位年轻的记者（她如今已经放弃做记者）告诉作者，最近这几年，她已经习惯了各种有羞辱性的采访要求。例如采访时，受访者要求她手持身份证拍照。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重重打压之下，媒体和记者已经很难得到基本的信任与尊重。

4，由于环境恶化，这些年，在关注中国的相关议题时（不仅是关于抗争者的报道），报道者面临很大的困境：无休止的化名，受访者不提供个人的具体信息，各种信息马赛克的要求，这些和媒体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已经发生了很大冲突。

5，大量的信息马赛克，对信息源匿名容忍程度低的外媒不可能全盘接受。在这种状况下，简体中文媒体中，只有那些还有强烈意愿去做一些历史记录，认为当下转瞬即逝、记忆并不可靠，当下的记录对公共利益有价值的平台或记者，才可能去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报道。

6，作者认为，部分受到广泛关注的白纸抗议参与者，不能代表所有的参与者。白纸抗议参与者在全国范围内有上千人，有一些人遭遇的打压十分严重。作为媒体报道，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为无声者发声（或许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但可进一步阐述）。

7，作者认为，部分参与者不能认为自己付出了代价，就绝对拥有了对白纸报道的发言权。这一事件，影响深远，不断会有新的声音，新的记录出现。不能因为任何人和事（包括来自党国，以及任何参与者本身），来限制媒体的报道。当下的状况，需要探索的是如何扩大报道空间，而不是层层收束。

8，个人认为，在媒体多年来被持续打压的大背景下，参与白纸抗议的年轻人，其实也不可避免地深受其害。一些人对媒体的功能、在公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对很多的脉络，处于无知的状态。例如，来信中指责作者“四处打探消息”。在此，作者想说一个常识：我是一个记者，我的工作，就是你们所说的“打探消息”，这不丢人，记者就是消息探子，就是了解信息的人。

 9，在今天的世界，表达“恐惧”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作者在报道中写到一个事实：小寒以“混不吝”的回答蒙混过关，最终虽被警察带走，但没有关押，最后离开中国求学。质疑信里说到：文中写到这个事实，给Ta们造成了心理伤害。

对此，作者非常愕然。在此只想补充一句：当全世界的人都在说“恐惧是对的”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一个勇敢、智慧、大步跨过的案例，你不能说，书写这个案例，意味着对其他受压迫者，以及其它痛苦的无视。

10，今天，无论境内外，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恐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作者想对相关的年轻朋友说：你们或许认为我已经没有恐惧，所以不能体会和理解你们的恐惧。但你们不知道的是，我也时时心怀恐惧。我在2022年夏天，因探望亲人而暂时离开中国。在白纸之前，我就长期遭受骚扰。如今至亲都在国内，而我，时时都希望能回到他们身边。

还想多说一句：“我想当一个正常人”。这样的理念，支撑着我去战胜恐惧带来的屈辱感，试着去和恐惧共存，并适当超越它。经过亲身经历，我发现这并非不可能做到的事。社群之间，不能只是分享恐惧，还要尝试着面对恐惧，分析恐惧，从而做出更正确的、利于自己和社群的判断。

 11，质疑作者的人，不是报道中真正的受访者。一位真正的受访者给作者写来一段话，并请作者分享给大家。其中也谈到关于恐惧。作者想分享到这里，并就此结尾：

我是文中的小寒，最近看到了关于江雪这篇稿件的争议，所以拜托她把这段话转给大家。 我不能代表其他人，只代表自己。稿子里关于我的部分没有问题，既没造成实际的损害，也没有带来情绪上的问题，谢谢大家对受访者的照顾和对新闻伦理的关心。看过稿子想起恍恍惚惚的这一年，又知道了同时在街头的另一些同龄人的状况，那种愤怒无力和伤感的情绪又有点上头，感谢江雪的记录。

从这一篇稿子来说，作为受访者，说实话，江雪的细节处理无可指摘，直到稿子读到过半，我才从里面认出自己来，坐标、经历、生活痕迹全部被抹掉了，文字马赛克已经打到亲妈都认不出来的程度。

我还有一些额外的感想，是对于媒体的观察，在这里分享一下：

 国内的新闻身处病态的漩涡，我们时常发现一个人对媒体讲真话并不能改善公共环境，却会让自己身处困境，久而久之，我们会把媒体、把记者当成麻烦的制造者，把受访者看作媒体的受害者，不止一次，大家看到一篇“不合时宜”的文字，会觉得又来了一个巧言令色的写作者和一个不知深浅的冤大头。

但这远非事实，她得到了我的同意，而我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值得被记住的故事。作为读者和朋友，我相信她的善意，作为受访者，我相信她是一个专业的记者。如果说还有一些不值一提的担忧，我也可以通过理智控制。我不会纵容自己对强权的恐惧，不然就只能作为服从者而成为它的工具。 最后，如果您相信我的叙述，那么希望您给一个更细致的反馈：小寒的故事里，哪个部分会让您觉得有人身安全或者心理危机方面的担忧？如果有的话，是您的哪些经历或者见闻带来了这样的推断？这样的探讨或许会更有事实基础，而不会流于太多空泛的概念。

2023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