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 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1/5）

“古史辨”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仍有很大影响

曹峰（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曹）：您的学术研究涉及众多学科领域，而您在不少文章当中都征引、辨析了“古史辨”派的相关论点。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始接触到“古史辨”派学说的？您对他们的古史研究有着怎样的认识？

裘锡圭先生（以下简称裘）：我接触到“古史辨”派，开始看一些“古史辨”派的东西，主要还是在1952年进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之后。虽然那个时候院系调整已经基本结束，也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但我感到，当时的史学界，——至少在北大、复旦这些学校的历史系和中国科学院的历史所，其实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延续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那种史学传统。譬如我们的“中国通史”课程，开始一段由胡厚宣先生来讲，接下来的是谭其骧先生。他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接受过“古史辨”派的影响，当然无形之中会让我们这些学生受到一些熏陶，我们通过自身的理解，也感到“古史辨”派的好多看法是正确的，可以接受的。但同时，对于他们的有些讲法也并不认同。我们都知道，对“古史辨”派的批评并不是从建国以后才开始的，过去就有张荫麟就“默证”问题提出的批评，钱穆针对刘歆伪造说的批评。我对“古史辨”派辨伪书的不少具体说法，当时就感到不能接受。但像“三皇五帝”的系统不是历史事实，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当时很自然地就接受了。

曹：您刚才讲到，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史学界，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延续了三四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学统，这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能否再谈一谈您这方面的感受？

裘：至少可以说，“古史辨”派在当时还很有影响，只是后来经过了一系列运动，这个传统才渐渐淡薄，人们才把“古史辨”当作“资产阶级史学”加以批判。总的印象上，在我读大学的时期，至少在前两年，虽然已经经过了主要是针对我们上一辈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有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学术气氛和传统。——老师在上古史课堂上讲辨伪，讲伪古文《尚书》等伪书不能用等等，我们也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接受了“古史辨”派辨伪思想的熏陶。这样的学术环境，与1958、59年之后经历了“反右”、“双反”、“厚今薄古”以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还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们的老师是从20世纪前半期过来的那一辈人，他们对学生的熏陶，跟在解放以后的政治气氛中成长起来的那些老师是不同的。当然，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已经很猛烈了，听说山东大学历史系的丁山教授就是在那个时候禁受不了冲击而自杀的。但事实上，“旧史学”、“资产阶级史学”的基础还没有真正被摧毁。我记得很清楚，我念谭其骧先生的古代史课程应该已经是在1953到1954年间，他在课堂上向我们推荐中国通史方面最好的参考书，就是钱穆的《国史大纲》。当时还能介绍这样的书，你说后来行吗？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发展情况是比较好的，各种新的东西都进来了，大家都认识到应该尽量地拓宽视野。就史学界来说，在史料方面，除了“古史辨”派的疑古精神，傅斯年的思想也很有影响。他提倡“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切有用的史料都要使用，尤其要注意发掘新的史料。在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方面，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都已经被认识到，以中国古代社会跟其他地方的古代社会和边裔民族的社会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也已逐渐流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也发展起来了，当然还不占主导地位。到我们进大学的时候，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了主导地位，但其他传统都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

曹：看来您对上古史的兴趣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扎根了。

裘：我当初是自愿报考历史专业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我的第一志愿。进系后首先学上古史。我们的老师胡厚宣先生是甲骨学专家，所以我对甲骨文和上古史就有了兴趣。后来，我的治学路子跟胡先生不太一样，但他的一些要求，如充分占有史料，要注意古文字资料等，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当时比较时髦的是古史分期问题，我对此很有兴趣，想研究古代的社会性质，也是赶时髦吧！我认识到要研究上古社会，必须充分利用古文字资料和古书资料，因此花了很多时间学古文字并提高古书阅读能力。可以说我早期的主要兴趣是在研究商周直到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这也是受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我念大学时，政治上很落后，用当时的话来说，我走的是白专道路，本已做好思想准备，毕业后被分配到条件最坏的地方去，但运气比较好，临近毕业的时候，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我一下子变得吃香了，胡先生就留我做他的助教（1958年之前，教授的权力相对来说还比较大，后来就不行了）。历史研究所（那个时候还属于中国科学院）早就要调胡先生。当时的所领导是尹达先生，既管考古所，也管历史所。他跟胡先生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感情很好。他要调胡先生去历史所，但一直没有调成。正好我毕业留为助教的时候，胡先生的调令到了，胡先生就临时让我考他的“甲骨学与商代史”研究生。当时学习苏联，叫副博士研究生，学制四年。我的学籍还在复旦大学，但跟胡先生去北京，在历史所学习。那时郭沫若兼历史一所的所长，他平时不在所里，但在“反右”前，每隔一段时间要到所里来一次，跟各个研究室的每位研究人员都要握握手，包括最年轻的。我就赶上一次。领导把我们几个年轻的先集中到一个房间，免得让他一个一个房间走。陪同的人说，有问题可以向郭老请教。我当时年轻，没有什么世故，就问郭老说，古史分期问题，大家用的史料都差不多，但一个说是奴隶社会，一个说是封建社会，好像已经不是史料不够的问题了，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郭老就问我，所有的史料你都已经看了？我当然只能说没有。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后来我就做卡片。张政烺先生对我们年轻人说，研究上古史最重要的书是《左传》跟《周礼》。我就按照研究上古社会的要求，做这两部书的卡片，后来也做其他有关古书的卡片。这批东西现在还保存着。当然也读甲骨文、金文，也是按照需要做卡片。卡片的内容也不完全局限于我本来想搞的题目。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古书的能力，对古文字的研究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到1960年，研究生就结业了，——没有毕业。因为当时运动很多，“双反”、“拔白旗”等等，“副博士”不提了，毕业论文也没让做。我虽然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但在历史所里跟实习研究员一样被使用，比如开学术会议作记录，国庆十周年历史博物馆建新馆时被派去协助搞陈列等等，做很多杂事，根本没有时间做毕业论文，只能算结业。结了业就要分配工作。那时候政治形势跟1956年已经很不一样了，各单位挑人首先要看政治条件。但我又碰上好运气，在北京开的分配会议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位年轻的老师去挑人，他比较重业务，中文系也正好需要搞古文字的人，就挑上了我（开会时我当然没资格去，它是根据档案挑的）。进北大后，虽然对历史研究还是有兴趣，但毕竟是进了中文系，要开中文系的课，讲文字学，研究重心就向语言文字方面倾斜了，但上古史研究也并未放弃。上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了一些上古史方面的文章，数量不多。大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要说有多大成绩，也很难说得上。不过，在考释古文字资料的时候，古代史方面的知识还是很有帮助的，“文史不分家”嘛！

曹：那么在您读书的时候，围绕着上古史，您还关心哪些问题呢？

裘：因为我喜欢上古史，就感到一定要掌握古文字资料，对考古学也比较关心。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上海这边还没有设立考古专业，但古代史专业要学习“考古学通论”。另外，我对文化人类学也很感兴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苏联，不用“文化人类学”这个名称，而用“民族学”、“原始社会史”来代替），当时对闻一多利用这方面的一些材料来研究神话、讲《诗经》等等，是很钦佩的。给我们年级讲“原始社会史”的是前不久去世的田汝康先生，他讲了一些文化人类学的东西。

我们当然也学习马列主义。我感到唯物史观对研究上古社会是很有用的，但对当时所讲的“社会发展阶段”，慢慢就有点怀疑了。——我这个人还不是很盲从的，对于“古史辨”派也好，对于当时的马列主义史学也好，都是这样。当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有一位陈守实先生，公认马列主义水平很高。有一次我就去问陈先生：现在大家都讲五种社会形态，但东方的奴隶社会，它主要的生产关系并不是奴隶制生产关系，苏联史学家解释说奴隶制生产关系虽然不是主要的，但起主导作用，因此还是属于奴隶社会的范畴，可是既然奴隶制生产关系不是主要的生产关系，又怎么能叫做奴隶社会呢？陈先生肯定我的想法，他希望我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研究。对东方奴隶社会的理论，稍微有点头脑的人其实都是有怀疑的，50年代《文史哲》杂志上就发表过怀疑奴隶制阶段的文章。我问陈先生这个问题，目的就是要印证一下我这样想到底是不是有道理，但是我主要的兴趣还是在具体的上古史上面，所以并没有在理论问题上继续下工夫。总的来说，我感到研究上古史，应该注重全面掌握史料，包括古文字资料及其他考古资料。在使用古书方面，应该有“古史辨”派的基本训练，注意史料的可靠性、时代性，当然也要了解他们对于上古传说的看法。同时应该学一些世界史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知识，通过跟其他民族的思想、风俗习惯、制度等等的比较，来研究中国古代。当然也要注意跟古今的边裔民族比较，许多前辈史学家已经在这么做了，像徐中舒先生研究上古社会便十分注重与边裔民族，比如契丹相比较，还有李亚农先生，他研究西周社会时也将其与拓跋魏社会的变化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