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與中國
方舟與中國

大廈將傾,塵埃四起。迷霧中,一艘方舟正在成形。 這是權貴的船艙,一待風雲譎變,它便駛離這片土地,留下滿目瘡痍。

关于网评员/粉红的生态研究 中篇:卡耐基的成功学和郭沫若的成功学

卖国生意经

在任何一个由集权长期取代法律的国家,都会产生一种痼疾,就是人们为趋利会无所不用其极。这种效应在中国类似一句俚语:笑贫不笑娼。大家认为只要能赚钱,就无需作道德拷问。

事实上逐利并没有错,但这样的观念会将其推向低生态化。通常低物种端的竞争会侵蚀经济土壤本身,就像病毒把宿主吞噬后自己也无处容身。

当人们无视基本生态时,做食品的就会做出地沟油,做医疗的就会做出假疫苗,做经济的就会代言民间借贷。所谓作伪并不重要,反正自己不会去用这些产品。


而通常大家在国内赚钱之后,就开始把资产向外转移,因为知道这种模式下国民财富早晚不济。很多商人不吃自己的食品,也不用自己的商品,只希望大众为此买单,久而久之耗尽了信用,市场自然被外资所挤占。此时政府也无公信力,就要酿成”民族危机“。情急之下,只有义和团重新上路,拉起爱国大旗开始抵制洋货。


所以官老爷们肆无忌惮造成的烂摊子,最后还是要汉奸来维稳。他们就像癞疮上的虱子,与污秽和阴暗共生。社会越糜烂,压迫越严重,他们就滋生越快。

爱国生意的源流

在中国一切的爱国投机都受到政治风气的影响,中国此前与西方政治对立,产生过两次抵制浪潮。但在改革开放之后,民族主义便保持着低调。90 年代打开贸易大门的同时,官方担心文化遭受入侵,便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抵御姿态,此时一部外宣式的民粹作品《中国可以说不》,打响了反击的一枪。

此书迎合了当时的政治精神,被煽动起来的青年大众所追捧,也就乘上了民族主义的春风。该书作者和策划名利兼收,成为了中国意志的代言人。但此后不久,却悄然用爱国主义挖来的第一桶金移民了。

不过这个尝试让人洞察到其中的机遇,于是有人在 2009 年出版了姊妹篇《中国不高兴》,同样收割了一批反西方流量。但之后也是同样的流程,创作者赚钱后移民了国外。

这两件案例开启了政治投机的风口,爱国生意逐渐盛行。经过这么些年,爱国领域已经产生了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成功人士:

北京大学的反美女斗士马楠,曾于 1998 年克林顿来中国演讲之际,对其义正言辞地反诘,抨击美国的人权状况,教育美国怎么去定义人权和自由。但当这位女学子毕业后,却嫁给了一位美国人,并奔赴美国定居了。


中央电视台的常青树和台柱董卿,曾在 2019 开学典礼中声情并茂地演讲爱国教育,让孩子们从小树立对国家的忠诚。然而此后却被查出在美国购置了房产,并且把孩子也生在了美国。


媒体中最活跃的反美斗士司马南,曾扬言美国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类似一个巨大的肿瘤。——但发布此番论调后却策马飞奔美国与家人团聚。此后他发布了广为流传的一席话:在国内反美是自己的工作,对于妻儿目前在美国生活,并不影响自己工作,美国是工作外的生活,希望网民区分开工作和生活。

另一活跃于政经论坛的反美经济学者陈平,长年致力于打击美国的国家体系,他指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空想资本主义”,且“中国月入 2000 人民币比美国月入 3000 美元更幸福。”但此后被爆出在早已在美国德州购置房产,家人也生活在美国。



此外“爱国圈”中的活跃先锋袁小靓,高调批评美国和西方民主,并为自己“爱国贼”的身份自豪。然而这不妨碍她赴美生活,连子女也入学美国。最怪诞的是,其丈夫在国内因言论被捕,她却选择了向境外媒体求助。

——这些爱国生意人的数量实在难以历数,除去明面上这些,还有许多闷声发财,暗渡陈仓的人。他们的既定程序大都是先发爱国财,此后便投向敌对阵营。这样的行为尤其在政商界和演艺界中蔚然成风,移民和转移资产最猖獗便是官僚,商人和明星。

所以无怪乎现在如此多的人投身到粉红爱国的行列,倒不是说统治者许诺了多少好处,而是看到靠爱国发迹的人太多。以至于自媒体,文艺界,乃至普通人,只要有机会都会朝爱国上碰瓷。甚至陷入事业低谷的外籍人士,看到这波风潮,也纷纷前来表示他们的“爱中国”情结。


且“洋奴”远比“家奴”价码高,中国历来有媚外的心理,任何事都希望捎上洋人的背书,”国际友人“的效应就远非那些本土破落户能比。所以洋学生留学有补贴,有专用宿舍,学校还给他们配女学伴。中国人的税收也用来补贴非洲兄弟,外国人一旦踏足中国,都走得昂首阔步。

卡耐基的成功学和郭沫若的成功学

所谓每一个行业,都有一扇对应的财富之门。曾有一本卡耐基的《成功学》风靡世界,被创业者奉为圭臬。但后来许多人发现此书不切实际,因为成功学总需要些历练和领悟,而群氓更讲究速成。所以中国的成功学更应追求本土化,——人们发现放下身段和良知,才更容易在爱国上发财。做网评员和粉红,就要不计人格代价。如果说犹大卖了耶稣还会产生悔意,那么合格的网评员则必须立场坚定,一往无前。

千古邪书《罗织经》写道:

“有善无以为奸,其知存也”。

大意就是:哪怕有一点善念,都无法成为奸佞,因为良知尚存。——赛谬尔.约翰逊也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从这话就知道,要当爱国汉奸首先就要有些流氓秉性。

所以卖国贼大都冷酷无情,即便面对民族的希望,人类的救主,也会盘算如何将其折价变卖。归根结底,汉奸粉红的骨子里并不在乎国家或民族受到多么深的荼毒,而只在乎在这个荼毒的过程中自己能否捞上油水。

因此但凡能辨别是非,有点良知的人,都发不了爱国财,这行业首先要求的就是抛弃是非,仅存媚骨。在这点上臻至化境的首推大文人郭沫若,他可以说是网评员成功学的至圣先师。在这里可以举两个郭老的例子以供广大投机者效法:

郭沫若曾在国民政府为官,时值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内部发生矛盾,在 1927 年的清党活动中,郭沫若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措辞异常激烈,将之比作民族罪人。

此后郭沫若于 1937 年回国,被蒋介石召见。在拜谒了蒋后,立即发表了《蒋委员长会见记》,又对其曲意逢迎,婉转褒赞。


郭老深谙政治投机的窍门,明白要适时放弃道德标准,唯胜者马首是瞻。这一点他在文革期间更是挥洒自如,例如他写给江青的颂诗: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而在四人帮倒台后,郭老又举起批斗的大旗,痛陈其罪恶: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党中央

网评员的真实生态环境

郭沫若转变立场,左右腾挪的功夫,足以作为所有后代同侪的标杆。无怪乎他能两朝为官,一世无虞。但不是所有网评员都能这么风光,因为郭沫若的巧佞实在难以复制。况且他挂着文人的牌子,好歹能攥笔成书。而大多数网评员只是一些泛泛之辈,如机关文职,外编人员(服刑人员或高校学生),公关公司等。

这些人无法像文人那样引导民意,充其量只能作为水军,去伪装民意和干扰舆情,他们的作用更多是诱导和恐吓普通人,让他们自觉地维护主旋律。但这样的工作性质终归上不得台面,因此大多保持着隐匿的身份,也很难获得正式编制。

而且由于入职门槛低,网评员大都素质糙劣,没过几年身份就被公开化。不但对舆论的影响降低,还因为言行粗鄙而臭名昭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更倾向于把财政资源放在遏制信息源头(媒体和信息平台)上,而不会去豢养大批的网络维稳员。


因此大多数网评员收入并不高,他们逐渐发现,不是任何人都能在爱国生意中大发利市。爱国的饼就这么大,政府要拿大头,领导和上层文人还要抽佣金,到了底层网评员这里只有残羹剩饭。虽然都是吃人血馒头,他们吃的也是馊馒头。

所以很多粉红越往后爱国情绪越冷淡,当他们开始认同自己的散工身份时,就会变得消极。他们按照指示发言,不停地转移战场,如风过无痕,没有任何的激情。他们不会在道德问题上与人纠缠,对于外界的冷嘲热讽,也抱着一种十足的冷漠。因为一方面对廉耻没有概念,同时对言行的危害也全无意识,只是把世间的一切都归结为最低微的生存需求。

这就是大多数乌合之众的职业归途,他们不明白术业也分高低,做爱国生意还是要些舞文弄墨的功夫,至少要学会反驳宪政和民主。很多粉红认为发爱国财就是比拼下限,越厚颜无耻越能得到赏识,殊不知就算谄媚也得有个卖相。比如周小平,王兆山一类,就懂得靠文字发迹。说谎也好,堆砌辞藻也罢,任何事都能去蹭一个爱国名额。

不过话说回来,能做这个行当的也不会是才华出众之人,能写两篇稿子已算得上是行业翘楚。比之他们的先辈郭沫若,冯友兰之流还是相去甚远。然而这种素质滑坡实际是皇权制度本身决定的,——任何王朝一旦积弊日久,其污浊之气就会蚕食整个民族的人文素养,就像山岩经风化而逐年下降。所以无怪乎当代网评员水准低,逻辑差,还频频被人打假。很多时候甚至都分不清他们是在帮衬还是添乱。



爱国生意是怎么破产的

爱国生意本质上属于焚林而畋,竭泽而渔的事业,会加速破坏国家的生态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都开始当汉奸时,生产力也就凋敝了。然而一个国家的产业终究还要依赖普通人,进一步说,汉奸和主子都要靠盘剥普通人生存,当大部分人都开始投机后,整个产业就会供血不足。

这正是专制的弊端,专政者希望民众彼此告密,从而人人自危。但这势必让普通人越来越少,投机者越来越多。就像秃鹫依赖腐肉为食,一旦把活物都被赶走了,盘旋的就只剩它们自己。

但汉奸们既是靠检举和揭发来谋生的,就免不了自己人撕咬起来。但毕竟大家政治立场相似,很难真正地寻衅治罪。当举国都拥护主子的时候,爱国的收益就趋近于零。为了糊口,便只能做一些莫须有的检举和揭发。所以无论是民工维权,抗议强拆,或村民上访,只要表现出一点不满,汉奸们就如蚁附膻,蜂拥而至,指责这些人勾结境外势力,妄图颠覆国家政权。


汉奸们也知道,平民大抵连境外势力什么样都没见过,勾结境外势力没点官阶是做不来的。但他们的工作就是搞阶级斗争,出于本能也好,为生计也罢,都会尽可能地给人罗织罪名。而这样一来,便加剧了人才和资本的恐慌。所谓乱邦不居,有点家底的人都会考虑逃亡。

但汉奸爱国者已经养成了政治上的攻击本能,他们知道没有斗争就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所以当这个职业的人数达到一定量之后,政府也有些难以操控舆论的火候。因为爱国狂潮需要越来越鹰派的情绪维持,既然国内已经找不出敌人,那么矛头自然要转向外部。所以每一个王朝的后期,都是对外摩擦的频发期。可以说爱国生意本身,就会把这个市场推向覆灭。

小结:

一个专制王朝持续越久,就越没人相信它会被取代,而汉奸和告密者也会增多。就像每个朝代对政权最有信心的都是太监一样。

但中国已经历了数次“兴盛—靡败—覆灭”的过程。所以做一个明智的投机者,就要学会审度趋势,做到在动荡的时局下全身而退。下一章是这篇研究的终章,也是最关乎爱国粉红身家性命的一章,其中会作出明确指导,如何在政治投机中自我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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