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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可能是华人世界的唯一曙光

防疫成敗與制度成敗——不要跌入二元敘事陷阱

前幾日恰逢李文亮醫師的一周年死忌,不管是中共官媒還是海外媒體都藉此機會在紀念李醫師的同時也回顧了過去一年中國的抗疫成敗。兩邊的媒體都承認中共的抗疫取得了巨大成就,並成為率先從疫情中經濟復蘇的主要經濟體。不同的是,中共官媒大肆宣揚其成就的同時,仍然按照大內宣的老套路,將此歸功於中共的領導和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並藉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兩國抗疫不力的事實攻擊憲政民主制度,進一步明示或者暗示中共制度戰勝了西方民主制度。西方媒體尤其是英美媒體在承認中國抗疫成就的事實之後,又總喜歡從中挑一些有些雞肋的毛病如抗疫措施過於激烈等反駁中共的官方敘事。雖說其中不無道理,但放在其母國在此次疫情中灰頭土臉乏善可陳的表現的大環境下,又顯得有些心虛和小氣,似乎真有點「見不得中國好」的味道。

中共的敘事確實有不少的偏見和謬誤,但西方媒體的反駁不僅沒在點上,反而跌入了中共把疫情成敗和制度成敗緊密連結的二元敘事陷阱。中共的敘事是中國疫情控制得很好,英美等國尤其是美國表現十分糟糕,所以中共領導有方,所以中共制度優越,西方制度失敗。西方媒體似乎跌入了這個邏輯,就希望盡可能從這個好中找出一點壞,希望以此來否定中共優越的結論。但實際上,若把眼光放長,視角放大,不要只局限於美中英,就可以發現中共這個敘事下裡的類比不是絕對的,樣本量太少,偷換概念,導致結論偏差了。類似的邏輯,明明漏洞百出,但迷惑性很強,乍聽之下又會覺得似乎有些道理。

抗疫表現和社會制度的關係,就像經濟發展和社會制度的關係一樣,本就沒有特別的聯繫。但若選定一些特別的例子,採取不當類比的方式,並有意忽略掉反例,得出看似正確其實大錯特錯的結論其實並不難。比如若想證明受教育程度與犯罪傾向呈正相關,專門挑一些受教育程度低的罪犯和一些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成功人士來對比,並忽略掉家庭,性格等對犯罪傾向可能有重要影響因素的不同,是很容易得出這個結論的。這其中的謬誤就在於,雖然這兩組人雖然符合命題對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但在其他方面未必類似,比如一方可能家庭美滿,豐衣足食,一方可能父母雙亡,風餐露宿,這樣直接類比是不當的,得出的結論亦是毫無意義的。若真有心證明這個命題,應該找到兩組除了受教育程度外其他方面也相差不大的人,並用科學的方法進行抽樣,在此環境下對比才能得出其有效意義。

李文亮醫師當時違反禁令,試圖把病毒有傳染性的事實告知親朋,遭到了中共行政機關的處罰,說他是造謠。但其後的事情走向證明李文亮是正確的,特別是在李文亮被感染了肺炎之後說出了那句「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以後,大陸內部要求言論自由的聲音咆哮了,一度上過審查非常嚴格的新浪微博的熱搜。當時很多人認為病毒爆發之初中國若有言論自由,有公民權利,可以監督政府的話,情況就不會那麼糟糕,中共官方就不可能也不敢隱瞞病毒有傳染性的事實至少長達一個月左右。這種說法在邏輯上是說得通的。如果沒有內部限制,李文亮等人的示警就不會只是針對親友的小範圍示警,可以更快地散播。如果高福張永振等教授沒有任何壓力可以自由地早些公開其研究成果,中國政府就不太可能會有能力掩飾病毒的傳染性。那樣政府也許可以早點行動起來,民眾也可以更在地開始防範,武漢的悲劇也許就不會發生。根據英國的一項研究,如果中國政府提前一週採取行動,就有可能可能將病例總數減少66%,提前三週有可能減少95%。

然而,因為後期英美等國家的抗疫政策遲緩和政府行動無力,肺炎在英美快速且劇烈地擴散開來。相反,中國政府亡羊補牢,從一月底開始採取強力且有效的抗疫措施,這個最先爆發地的疫情已經被慢慢壓下來了。兩兩相比,就給人一種錯覺: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其實沒什麼用,在疫情面前只會拖後腿,還是要威權政府對抗疫情才更有效。很多本就偏向民主自由的人士也基於此認為,獨裁制度應對疫情確實有一定的優越性。但這就明顯犯了前文所講的謬誤,即偷換概念和不當類比。應該說應對疫情,有能力快速反應且採取有效措施的政府和言論自由,公民權利並沒有本質上的衝突。英美兩國控制不住疫情和他們的社會制度關係不大,和政府遲鈍的反應和失誤的決策卻息息相關。

英聯邦的一員紐西蘭就是一個強有力的例子,這個長期高居全球自由度前列,擁有議會民主的國家,在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兩方面做得只會比英美更深入。但自疫情爆發以來,紐西蘭一共只有兩千多人確診,還有不少是境外移入,可算發達國家中的防疫楷模。因為紐西蘭早在去年三月就封閉邊境,禁止任何非公民入境,並對所有人實行嚴格的入境隔離措施,在疫情有趨緊之勢時果斷進行了全國範圍內的封鎖,只保留一些核心和基礎的服務運作。相比之下,美國只限制來自特定國家的旅客入境,從未進行全國規模的封鎖,英國遲遲不願意封閉邊境,直到去年六月才引入入境者強制自我隔離的措施。

再回看中國所採取的措施,中國在國內疫情高漲的二月果斷採取全國性的封鎖措施,鼓勵人們留在家中,當中國疫情穩定下來而海外疫情方興未艾時,中國也數度採取鎖國和強制隔離並行的措施,甚至連自己的國民都盡可能限制入境,雖然有人嘲笑這個時候祖國就不是你堅強的後盾了,但不得不承認從防疫方面看中國的措施是非常有效的。若對比這美英紐三國尤其是英紐兩個相似性頗高,有著同一個元首的國家,再對比中紐這兩個社會制度完全不同的國家,就可以明確得出一個結論,控制疫情的成敗和社會制度其實無關,和政府的反應,魄力乃至正確的決策才有明顯的關係。因為英紐制度相似,但做法截然不同故結果也大異,中紐制度迥異,但做法相同,結果也相似。同理,維持帝王獨裁制度的沙烏地阿拉伯,維持威權制度的俄國,在此次疫情的防護上並沒有產生所謂的獨裁優勢,對社會的控制度優勢,其確診人數都名列前矛。可見防疫問題根本上升不到制度層面,亦無法以此去攻擊自由民主制度。

撇開制度之爭,就事論事,中共政府在此次處理疫情中的中後期確實表現亮眼,和紐西蘭政府表現一樣出色。但同時也要意識到,政府處理疫情的能力是成敗的重要因素但非唯一因素,因此就此將中國疫情得到控制的功勞全部歸功於中共的領導也非常無稽。因為按照這個邏輯,台灣的民進黨政府恐怕更值得讚揚。台灣採取相對溫和的防疫措施,但也達到了驚人的成果,目前台灣的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都是全世界最低之一,說明如中國或紐西蘭那樣強硬的防疫措施並非控制疫情的唯一選項。就成果而言,台灣無疑比中國更優秀。將中國的防疫成果完全歸功於中共的人是否會同意台灣的防疫成果應該完全歸功於民進黨?如果是,那麼他們將不得不承認民進黨政府比中共政府更好,如果不是,那麼他們就不得不承認防疫的成果絕不能只歸功於政府。

持平而論,台灣民進黨政府的防疫政策很好嗎?其實不見得,可詬病之處很多。比如早期陳時中宣揚「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島內口罩未滿足一人一片時都還要充面子給美國送口罩,因為送了美國口罩不足就莫名其妙教民眾用電鍋蒸口罩以重複使用,一度不禁止旅客從疫情更加嚴重的英美等國入境,卻禁止旅客從當時疫情已經趨緩的中國大陸回台,荒唐之事甚多,就不一一贅述了。雖然政府荒腔走板,但得益於中國2019年宣佈停止大陸自由行遊客,使得當時有機會去台灣的大陸人士相對很少,軌跡也更好追蹤,運氣很好。其次民眾自己心中有把尺,不會盲目相信衛福部的荒唐指示,在早期疫情風險很高時都堅持戴口罩,也很少有人真的去用電鍋蒸口罩消毒循環使用,一旦有什麼風聲,大部分人都比較自覺在家不群聚,保持社交距離。因此台灣驕人的防疫成績更多是屬於台灣的人民,而非錯漏百出的政府。此理放之大陸亦準,中共政府中後期的防疫政策固然功遠大於過,但對比無論如何都有很多人不願意配合防疫政策的歐美國家,中國民眾的主動配合和自我約束,其實也作出了非常大的貢獻。因此,中國的防疫成績驕人,功不僅在中共,更在人民自己。

承認中共政府中後期抗疫有功,也不要忘了中共政府早期刻意隱瞞肺炎傳染性的罪孽。回到最初的問題,若果中國在疫情發生前就已經擁有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那麼結果就會更壞嗎?恐怕也未必。有了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中共政府必然無法在早期隱瞞疫情,亦無法說什麼目前沒有發現人傳人的情況。如果樂觀來看,最快在12月底,在輿論的壓力和民眾的監督下,中國政府就會被迫承認病毒的危險性和傳染性,並迅速採取措施了。只要他們採取的措施不變,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武漢的悲劇就很可能不會發生。中國就可能是另外一個紐西蘭。因此,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在疫情面前並非全然無用,如果這些能和正確的政策結合起來,有可能達到更好的防疫效果。中共長期打壓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造成其早期有隱瞞疫情的空間和權力,造成了武漢的悲劇,也同樣該檢討。任何生命都值得尊重,若果像大陸學者李毅那樣用比爛邏輯說相比美國死的幾十萬人所以中國相當於沒死人,並將喪事喜辦甚至為劊子手殺的人相對較少就對其感恩戴德,亦是非常難以理解的行為。

總之,中國抗疫的成功無法證明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共領導的無可匹敵的優越性,但可以證明中共政府中後期的抗疫政策是有效的。抗疫成敗與社會制度,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也不衝突,更多還是在具體的做法和政策。勇於承認很多歐美政府面對疫情的無能,客觀看待中國確實取得了防疫的成功,亦要保持內心的是非標準和價值判斷,不要因為強盜太多就去歌頌小偷。希望疫情能早點過去,世界能早日恢復正常吧。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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