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为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群发声者；致力于改善民权民生，做些实事
对若干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刘晓波、王小波、王朔、孔庆东、罗永浩、押沙龙、若干女性、周舵、木心、黄仁宇、李敖子李戡、何式凝、贾樟柯、王志安……）
中国知识分子知识、常识、逻辑缺乏，及道德品行堪忧之几例（以刘晓波、蒋方舟、陈光诚、李静睿、荣剑等为例） 1
流氓知识分子孔庆东、罗永浩、肉唐僧（徐志戎）、五岳散人（姚博）等 2
对微博大V、写作与时事评论者押沙龙批判“政治正确”等行为的批判 5
对若干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评价（对各路女知识分子在女权主义、整体主义、民族主义、弱势群体权利等方面价值观、言行、立场的评论）（出于不得已原因，有删节） 6
对中国“公知”/自由派/反对派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简单归纳和述评 9
附一：对以“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周舵为代表的、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中保守立场自由派的一些言论和思想的评价 11
附二： 与Z的商榷；与张艺谋参谋人员王斌、北京公知杜延林、圣地亚哥商人王玮的交恶；与R的冲突（关于Z的有删节） 13
附三：红N代八旗子弟、“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真假民族主义、U型锁、兔主席（中共元老任仲夷之孙、作家任意）和“战争史研究（阎京生）” 16
附四：王小波和刘晓波，有思想但不深刻，有知识但不健全，有品行但不高尚，益人不浅但也有历史局限；对我批评刘晓波的批评的回应 17
附五：关于作家木心、流沙河扭曲和过度解读名著；名过其实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24
附七：北京籍和东北籍知识分子为何可以占据中国全国（乃至中国在海外）的话语主导权，及对他/她们野蛮和流氓化色彩的评论 25
附八：港大女性学者何式凝的“开放关系”生活，前提是社会文明、法治坚实，否则难以维系 26
附九：从权贵二代三代热爱“红色摇滚”，看中国权贵阶层的粗俗、对外国进步事物的扭曲 26
附十：由贾樟柯一边在电影中批判现实，一边对家乡女权人士不闻不问，看中国知识分子虚伪性与两面性 27
附十一：关于民族主义重要性必要性的思考（兼评亲穆的慕容雪村、亲日的王志安等“逆向民族主义”公知） 27
附十二：在中共政权打击和思想扭曲下，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对“民主”、“科学”、“爱国”本身也产生怀疑和厌恶 31
附十三：由自由派学者林毓生、余英时去世引发的联想和评论；对林毓生为代表的中国保守知识分子的批判 31
中国知识分子知识、常识、逻辑缺乏，及道德品行堪忧之几例（以刘晓波、蒋方舟、陈光诚、李静睿、荣剑等为例）
相对于美国人文和理工知识精英均普遍鄙夷阴谋论、崇尚科学理性的价值选择，中国却有非常多（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知识精英笃信阴谋论及各种谣言和诽谤，起码对这些阴谋论及谣言诽谤半信半疑、没有全部的、彻底的否定。例如2016年至今中国知识界普遍拥戴特朗普及其右翼至极右翼宗教反智保守政权，就是典型的例证。此外，在各种国内外议题中，也时常可以暴露其知识的差劣、科学素养的低下。不仅自然科学知识不足，人文社科知识也极为有限、充满各种谬误。
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将极端务实、手段肮脏的里根政权的外交行为称为“理想主义外交”，还称赞类似的小布什政权及其对伊拉克的入侵（萨达姆政权肮脏但尚未达到需推翻的地步，按专制严酷程度沙特显然胜于伊拉克，按屠杀弱势派别民众那叙利亚和苏丹也更糟）。刘晓波生前还赞誉普京政权，将之作为反共的标杆加以赞扬，与如今欧美极右民族宗教保守分子立场不谋而合。刘的其他各种知识错缪和价值观错位可以在其文章及言论中找到许多；
“文坛新秀”作家蒋方舟，将大陆与台湾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简称服贸协定）》称为“服装贸易协定”，说明她完全不了解协议的内容和性质。除了这件事，她在各种访谈中的发言也能暴露出其知识的浅陋和思想的浅薄；
著名异见人士、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在抵美不久后就投入基督教保守派怀抱，经常在推特等处转发对奥巴马、拜登及其他民主党人无根据的诽谤言论，以及涉及少数族裔/性少数/政治正确问题的各种谣言。他当年在山东的抗争非常值得称赞，后来与一些美国民主党人的恩怨也可以商榷，但不断转发甚至直接发表大量谣言和阴谋论，还有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侮辱性言论，显然与其作为知名维权者、身心弱势者的身份不相称；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如女作家李静睿）将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比社会民主主义还要左倾）、从未明确反对共产主义、主要是反对极权主义的乔治·奥威尔，包装成反共的右翼自由主义者。他/她们无意或有意的利用和篡改奥威尔的本心，达成其意识形态价值和利益目的，令人厌恶。她还时常发表遁世自愉的言论，也能反映和代表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人的自私心理与自保行径；
中国自由派学者荣剑对话美国知华派学者黎安友时，谈到特朗普的褒贬，不顾基本是非而声称“基于美国政党政治，难以（对特朗普）形成客观公正的立场”、“（贬低特朗普经济成就的说法）太党派化了”，还对特朗普执政集团的“狗哨政治”伎俩懵然不知，对其玩弄诈术营造的“政绩”啧啧赞叹。而与他对话的黎安友则价值观正派、识见明晰，两厢对比，荣剑知识不足和价值观错位更明显。作为中美高层学者对话的中方代表，荣剑足以代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相关问题的立场态度……
还有余杰、郭于华、丛日云、萧瀚、刘军宁、曹长青、何清涟等人，更是不明是非乃至故意颠倒黑白，反智反进步反科学反人权之烈，在部分问题上中共都难以企及。（当然他们也在反专制反极权方面有些贡献，但是根本上只是两丘之貉罢了）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他们连“老本行”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都严重匮乏，更难以指望在自然科学领域有多少见识。这固然和他们长期生活在缺乏正常科学和通识教育的中国，又经历文革等教育缺失阶段有关，但到了21世纪他们还如此无知、不思进取，令人叹息。
流氓知识分子孔庆东、罗永浩、肉唐僧（徐志戎）、五岳散人（姚博）等
孔庆东、罗永浩、肉唐僧、五岳散人这些东北五毛和“公知”，特别喜欢使用肮脏言论侮辱女性和他人女性家眷。他们看起来嚣张，但都欺软怕硬、狡诈阴险，并不率直。
你们看看他们敢不敢同样编排彭丽媛、习明泽？他们前脚说完，国安局马上就能找到他们，然后赏他们一百耳光、撕烂嘴，然后下面零件可能也没了。
其实不要说彭丽媛习明泽，就是孔庆东肉唐僧们家附近派出所长妻女，他们都不敢如此口嗨。这些流氓最了解权力的可怕、其他流氓的可怕。所以对待公权力和其他流氓，比一般人更加谄媚。他们对弱者欺凌，各种耍流氓，但对强者，瞬间就能换一副脸孔，那种卑微、谄媚、恭顺，既可恨又滑稽。见识过的都会有体会，没见识过的也可以脑补出那样的精彩画面。
他们这些东西，也就敢对着一些女知识分子发一些肮脏言论和行为，对更强更流氓的都毕恭毕敬，一句不干净的话都不敢说。
还有，他们也是利用了中国这种缺乏法治、对于侮辱诽谤往往不予惩罚的丛林环境。他们这些所作所为，正常国家早拘留百八十遍了，但是在中国警察不会管，或者和稀泥。
还有像这些人的朋友、女流氓“不加V”（木子美），声称要lj方舟子女儿，放美国直接判刑了。但是她在中国还是逍遥法外，还有白拓宽（白岩松）给她辩护，那几个流氓也打掩护。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污言秽语，还骂的很激烈。但是骂的对象都是非常恶的、品质败坏、作恶多端，而且是无法正规途径解决的。对这些人，只能破口大骂。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正常人，没有深仇大恨的纠纷，我当然不会这样骂。孔庆东这些人骂人侮辱人，大多数都因为一些小事，甚至自己不占理的事，且故意侮辱女性。
孔庆东助理刺伤批评孔庆东的新京报编辑，又涉嫌动用黑社会人士威胁曾经的朋友、出版商。虽然孔庆东否认其指使，但起码是纵容和默许的。换成其他教授必受连带，不是开除也会被处分、淡出学界传媒界。但是孔庆东迄今活蹦乱跳。
这当然是因为其有背景和势力。在中国有各种潜规则，同样的事有的人做了就事业完结甚至人生毁灭，有些人做了却可以一推二净、逍遥法外。那些有背景、门路、擅长耍流氓和擦边球的，就能如鱼得水，没权没势老实守规矩的，就被排挤、欺负，没有话语权和丧失利益。
在这篇文章中（《孔庆东：我干的是划破黑暗长空的闪电那样的事儿》），孔庆东公开承认其打人、辱骂他人并以之为荣，对助理伤人也予以辩护。此人各种作风就是黑帮流氓。
其实如果他不这么流氓，仅仅是持毛派观点，倒未尝不可。中国毛派势力很大，他们是需要有一个代表和声音，这样社会才能观察了解沟通。就像美国红脖子、福音派教徒，让他们暴露在大众视野下反而好一些，在私底下各种阴谋、主流社会丧失警惕才更可怕。
孔庆东批判章诒和、说她写《往事并不如烟》是贵族矫情，并没有人给矿工写《往事并不冒烟》。这话貌似有理，然而回避了毛时代国民更加不平等的现实。之所以没人给矿工写《往事》，难道不正是毛泽东把能写人民苦难的都斗残整死、幸存者也噤若寒蝉了吗？经常为包括矿工在内工农发声、冒着地方政府阻挠报道矿难等悲剧的，恰恰是反毛的南方系。
孔庆东的各种言论、毛派分子、五毛小粉红的言论，基本都是这种无视事实、逻辑不自洽、颠倒黑白的。大同小异
孔庆东指责他人“用文革的方式”对付他，且不说并不是事实（又没抓他戴高帽游街、打翻在地），即便真是，那也是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孔庆东使用暴力、威胁、羞辱方式对待他人，其他人这样对他，才恰恰是合理合适的，文明反而不合适。
孔庆东熟读鲁迅，不知《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鲁迅如何主张的吗？
我跟孔庆东等四人并没有私仇（暂时），只是看不惯他们污言秽语、强凶霸道、欺凌弱小。
一些人对他们印象还好，大概是因为价值观和言行方式类似，或者说是他们的粉丝、朋友。这些流氓对朋友的确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对不是朋友的就很恶劣了，甚至二者互为因果。这又是黑帮流氓的一大特征。而且，他们的“仗义”往往是以损害他人利益和情感为代价的。就像几个流氓分享女孩裸照、权贵之间互送仆人、“哥们”帮“哥们”出头打看不顺眼的人那样，他们互相“仗义”，付出代价的是其他人尤其弱势群体。
五岳散人评价中共“一掐脖子就翻白眼，一松手就吹牛逼”。真的很难想象他居然有脸面出这样的评论。看一下包括他在内在四人言行，尤其五岳散人本人，是不是比中共还符合这样的描述？然后他却大言不惭的如此评价中共，是不自知还是不以双标为耻？或者说完全没有一点点道德、自省、底线了？
很多人认为他们“话糙理不糙”，其实这些人不仅话糙，理也是歪的。至于称赞他们是所谓“真性情”的粉丝，希望他们被人问候父母妻女、捅刀子（不是比喻）、耍阴招时候，也可以大度宽容。
（除了这些人，还有许多流氓知识分子，例如“二逼瓦西里（邱欣宇）”、李子暘、“烧伤超人阿宝（宁方刚）”、“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张洋）”等，大同小异，皆令人恶心，不再一一列举赘述）
关于满族/旗人后代知识分子、中共既得利益者王朔
王朔的这句话（“世上的坏人，都憋着劲教你学好，然后由着他们使坏”），陈述的事实没错，坏人确实是教别人老实、守规矩、付出乃至献身，以便他们更方便的占便宜、作恶、整人害人。但是，这句话导向的价值选择，是要人们也不学好，也去学坏，这样坏人就不能占便宜了。而且这话还隐含着对“好”乃至一切正义本身价值的否定。这就是王朔之流和鲁迅的根本差别，也反映了其与他们口中的坏人只是两丘之貉
王朔还批评汉唐无盛世，再看看他怎么评价满清？他又为什么骂金庸？再看看他民族身份。屁股歪的很呢。
王朔还辱骂香港人，说香港就是殖民地。还骂香港人在改开之后诱奸大陆女性。可王朔代表的中共势力，所作所为、对老百姓的暴政，比殖民香港的英国和港英政府更恶心。而中共权贵、既得利益者，更是各种强奸逼奸弱势女性，多少女知青、“地富反坏右”女性被强暴和虐杀。而香港人改开后来大陆，的确凭据财大气粗占了一些大陆女性便宜，但是程度轻多了。且面对港人港商的金钱诱惑，女性仍然有拒绝的权利自由，和中共权贵的强迫奸淫完全不是一个层级。（再说，这些港人之所以能如此，难道不正是中共对大陆的糟蹋让大陆人一穷二白，以及中共权贵和香港富人的勾兑、中共公检法对横行大陆的港人的纵容吗？不谴责始作俑者，挑相对软柿子，这也是王朔之流的特征）
Reddit上的这个关于王朔金庸争议的评论集合总结的很不错，王朔就是个文化流氓，和金庸完全无法比。只不过那些年中国知识分子被杀被关被斗，猴子就出来了
对微博大V、写作与时事评论者押沙龙批判“政治正确”等行为的批判
押沙龙批判“政治正确”，觉得各种政治正确太过分了，不应该为了尊重一些群体而扼杀言论自由。然而他被别人骂的时候，还有他孩子被批评，他就疯狂回击，满嘴脏话。
双标的真是……
不过他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其他各种中国知识分子更恶心
刘仲敬虽然心术不正，但是评价国人一些特性是非常准确的，和鲁迅不相伯仲（只不过鲁迅是哀其不幸，刘仲敬是幸灾乐祸）。
押沙龙以及更多国人仇视“白左”和鄙夷“政治正确”，也都是中国人的典型心态。他们在残酷的社会里已经丧失了良知和同情心，甚至达到不能理解善良的程度了
“甚至可以说，他们（文化左派）似乎有一种自戕的冲动。”
如果人家不付出实际代价，那就是虚伪、“圣母婊”；如果付出了，就又阴阳怪气的讽刺，认为是精神病要自我毁灭。作为饱读诗书的押沙龙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不能理解，更不用说其他中国人了。
多么恶心的国人心理
对押沙龙这种人，鲁迅的话非常能反映：“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不懂中国和马来语，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然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他是被生活太过宠溺的孩子。对自己身边的恶非常敏感，但是对自己生活圈子之外的恶缺乏认知。”
人家见过的险恶未必就少，也并不是只关心身边的恶。并不是一个人经历各种险恶之后，就非得变得麻木不仁、丧失良知和温情
恐怖袭击算是大恶吧？但是可以看看西方很多民众是如何对待恐袭的？巴黎暴恐案后，受害者说“你的暴力换不了我的仇恨”；挪威枪击案后，受害者家人反对死刑；美国左派对911也比较低调，也是为了避免穆斯林恐惧症蔓延。
面对这些大恶，人家完全做到了表里如一、逻辑一致
对于反对“政治正确”的，就应该对他的各种缺陷、他家人的各种软肋不断谩骂攻击，反复攻击，直到他明白“政治正确”的重要性（虽然这是气话）
反对“政治正确”的，都欠比他更强的人收拾，尤其有权有势的，侮辱他家人或者其他最亲密者，他又无法反抗。那时候就知道“政治正确”多好了。
押沙龙也就敢骂陈亚亚那样没权没势的女性，换成某些权贵侮辱，他敢公开反驳？即便反驳，敢各种污言秽语？他敢用对陈亚亚和陈岚之类的话问候下第一夫人和长公主？
押沙龙已经好于80%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90%以上的中国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东西
我批判押沙龙这么多，并不是说他多么坏，相反是因为他还值得批判，还有商榷的余地，还讲道理通人情。还有许多恶人、流氓，那就没得必要具体批判了，一堆那啥难道还要挖出来掰掰吗？（后来觉得还是应该掰一掰）
押沙龙在评价肉唐僧和作家陈岚的纠纷中，也是对肉唐僧的辱骂言辞不闻不问，而是攻击陈岚道德和言行如何，并且对陈岚赢得与肉唐僧的“名誉侵权”案表达不满。
而正常社会里，即便一方在具体事情上是错的，但是人身攻击尤其对女性的羞辱，那也是错的。中国知识分子好像都不懂得这个道理，缺乏最起码的素质
肉唐僧押沙龙他们眼里，女性只是工具，是被利用的。揭露被侵害的事情，就是屎尿之类的肮脏。
这种人都不配被metoo批判了，因为脏的已经无法下嘴
押沙龙谈论反性骚扰头头是道，但他一些朋友例如肉唐僧，就是经常污言秽语侮辱女性，也没见他出来反对。最近史航性骚扰事件，同样如此甚至更甚一步的辩护。其实中国很多公知反性骚扰、批判男性油腻什么的，都只不过是嘴上讲讲道理，现实里可并不是矫正朋友的恶行。 当然不仅性骚扰问题，其他例如朋友灰色收入、各种腐败、钻空子，也都是嘴上泛泛的骂相关现象，对朋友行为则是沉默、保密、辩解
对若干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评价（对各路女知识分子在女权主义、整体主义、民族主义、弱势群体权利等方面价值观、言行、立场的评论）（出于不得已原因，有删节）
关于“整体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女性受暴力和精神侵害问题及女权主义争议为例，并首先评论一下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对“整体主义”的麻木乃至反感和否定。有的中国中产阶级地位的女性文艺界自由派活动家，一方面主张女权，日常也非常具有女性主义立场和女性自主意识，批判男性的自大猥琐颇为犀利，还嫁到对岸享受自由民主，但另一方面却反对波伏娃和萨特的整体主义观念，也对其他左翼集体行动主义的女权思想嗤之以鼻，似乎维护女权是个体选择而非社会共同的责任与义务、也不需改变整个社会环境及自身之外他人的处境。这是非常幼稚的，且其反对“整体主义”却支持台湾身份认同和本土独立，也是在逻辑上存在矛盾。而且，其看起来是缺乏阶级意识的、不能与人民大众包括平民女性充分共情的“香槟女权主义者”（当然她关注支持中国大陆人权和女权，仍然值得赞扬）；
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女性，出身贫困地区农村，历经家庭宗族、极权体制、男权社会、外国种族歧视和上层对劳工的压迫，受害于右翼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受益于进步主义、工人运动、女权运动，却拥抱安兰德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和坚持保守主义立场，拒绝进步一翼的工团主义和身份政治，反对激进政治运动，对家乡更多苦难的姐妹兄弟没有同情同理、关怀帮助（乃至充满非同情之鄙夷，虽然情有可原，如果不理性思考和纵观全局，的确会痛恨恶劣的生长环境中的人们），父辈们和孩子们的生活与命运也被忽略（虽然同样情有可原，我自己也是无法顾及家人，也对家人一些低下价值观反感，乃至时常激烈冲突），贬抑科学理性（且耽于经验主义）、抵制社会革新，为缺乏恩义品德的人士辩护缓颊，甚至有时支持美国极右倾向的政治人物和保守势力，对践踏人权和罔顾科学的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颇有好感（当然其记录中国历史劫难、代中国政治受难者发声、为中国人权呐喊，还是非常值得赞扬和敬佩的。她书写和转发的许多好文章也让我受益匪浅。不过这批评她看见后，大抵会将我拉黑的）。这更是令人感到悲哀的现象（如果她没经历那么多苦难，所以不认同对抗苦难的价值观，尚可理解为“不食人间烟火”，但经历那些，却还反对进步，就更显知识和逻辑的不合理。而她善良的本性与错缪的价值观，更是形成强烈反差，且我无法完全理解为何有这种反差（但可以部分理解））。（虽然后来通过更多了解，发现我对她的认知有些偏颇，有些先入为主了）
有的女性，为反叛国家的专制压迫、父权的规训束缚，表达对政权和男权社会及具体群体个体的不满，故意和主流舆论宣传相悖、对父权要求叛逆，原谅曾经在自己家乡制造酷虐杀戮的敌国，乃至称赞对方国政民风，甚至对回避历史责任、美化侵略和悼念战犯的敌国领袖遇刺表达同情，并不在乎同为女性的许多前人，从儿童、青年妇女，到中年女性和老人，都被这个敌对民族极残忍和具羞辱性的方式凌虐，且犯罪者及其遗族乃至民族中大多数人迄今皆不悔罪。（而她自己遭遇过一次铁路公职人员骚扰，就愤怒不已，状告了好几年。说明她并不是石块、木头、木乃伊）
这样的反叛或许在基于个人主义的感性动机上情有可原，但真的好吗？当然作为个体和追求自由的人，有权这样选择，国家和民族不应该束缚个体，父权力量不应该以保护个体为由限制其思想和行为，不能强求感恩戴德、顾及全局。但作为个体，难道不应该考虑同样性别的受难者（以及对加害者嫉恶如仇），不应该为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辱考虑吗？不应该努力去呼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避免历史悲剧再重演或变相和分散的重演吗？
虽然国家、民族、家庭一定程度是枷锁，但同时一定程度也是庇护。没有国家民族的屏障和滋养，个体女性又如何在和平安定中追求女权？如果是在1937年，还能活吗？还有尊严吗？看看中东地带和半岛南部受难民族女权主义将女权与民族解放（伊朗女性挥舞象征波斯民族主义的太阳狮子旗帜追求女权）、国家强盛（韩国妇女民族情绪有时比男性更强烈、更激进的强调韩民族的尊严与利益，也为韩国崛起和参与国际竞争出力甚多）进行结合与统一，以及欧亚大陆西缘对女性权利受害的深彻反思、大洋彼岸女权运动的波澜壮阔，难道不是应感到汗颜吗？（当然她一直为中国人权呼喊，包括救助维权人士、不惜孤身犯险，也值得敬佩）
有的女性，（出于一些原因省略）
还有许多支持女权的女性，日常谈论女权头头是道、言论万千、著作甚丰，但在涉及其熟人圈子的女性被圈子里的更有势力男性或女性伤害时，也都放弃原则和是非，而是按照亲疏和利益选边站队，对受害女性、弱势一方恶语相加乃至落井下石，且很多言论显然是男权社会中谴责与孤立受害女性的典型话语。这些情形令人心寒，也反映了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在内的妇女界，对于女权问题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真正的践行（当然，以上这些女性优点都大于缺点，本质上也都是好人、善良之人，所言所行大多数也都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的人权与女权。但这些缺点乃至负面的东西，已经表现的较为明显，违背了道理、逻辑，与良知和道义产生冲突，是应该修正更改的）。
有许多女性，虽生长于中国大陆，却因在港台欧美日等地求学、工作、交际，逐渐与大陆疏离。她们忘却或淡化了对中国大陆的认同，也不热切的关心祖国人民的疾苦，而是基于对港台欧美日等地的认同，以及与这些国家地区人士的熟稔关系、利益连接，与这些地方的人在情感和利益上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些地方与中国大陆冲突时，无论是非对错皆倾向于“第二故乡”及那里的人群。即便对中国大陆及中国大陆人民有些关心的，也是非常有限，且在冲突中几乎必然站在现活跃地一方（当然其中还有一些已经站在敌人一方，那这种人就连商榷必要都没有了）。她们一方面反对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却时常支持其他国家地区的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无论逻辑还是道义上都是谬误。即便中国大陆统治者及许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野蛮残忍，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民是受难的弱者、被利用的对象，而非当年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几乎全员直接间接参与作恶的国民。而她们却并不完整了解和仔细思考，以致以貌似正确但并不系统完整的价值观，得出错误的结论、做出悖谬的行为。
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固然是她们个人自由，有的人也有一些合情合理的缘由与不得已的苦衷，但并不代表无可非议。当然我反对各种感恩之说，但作为中华儿女，难道不应该为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在国内外奋力而争吗？即便出于无国界的国际主义精神，难道不也应该关心比港台等地苦难更深重、更急迫需要自由与正义的中国大陆人民吗？这些因为种种幸运而得到自由幸福的人，对同胞的苦难置之不理，甚至以鄙夷乃至敌视的态度和言行对待之，难道不是一种应被谴责的态度和行径吗？即便认为中国男性是压迫者，那么对中国各阶层女性尤其中下阶层女性，有过多少真诚的关怀与实际的帮助呢？（而这些人的成功，其实都某种程度借凭了中国大陆的资源，在与其他国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且往往凭借其阶级、家庭、“贵人”、运气等非个人努力因素取得优胜，甚至恰恰是依赖于其反感的体制、痛恨的潜规则、不齿的特权，才有了今天。虽然大多数人也是体制受害者，但是其实相对大多数中国人，反而是相对受益者，是不自觉的在不公不义中取胜的既得利益者，客观上甚至主观上损害了其他中国人民的利益与机遇，有责任反哺和补偿中国大陆人民，尤其当年与其在相同处境下却未像她们那样成功的其他女性，并促进中国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当然她们也仍然为中国的人权与进步做了许多事，要比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男性，都更加对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人民有贡献）
以上这些只是我认识或略有了解的女性知识分子，但是我想其他我不认识乃至完全没听说过的女性，也好不到哪里甚至更糟，一般而言，不太知名的女性问题应该更多，因为她们更不需要顾忌“政治正确”和言行形象。
我与以上女性皆无仇怨，相反其中个别人还对我有支持帮助。但是为了公共利益、基于是非曲直，我不应避讳其缺点与不足。我不提名字也是出于尊重，而非含沙射影讽刺。她们或许感到冒犯，但是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她们感觉不适，那么因她们立场言行而直接间接受害或起码难以得到支持帮助的更弱势受害者尤其弱势女性，难道没有尊严、不应有话语权和代言人吗？她们的确是相对男性和统治阶层而言的弱者，但是相对于其他女性、低阶层、被伤害和孤立的人士，就又处于相对强者乃至压迫者地位。她们得到一定地位和声誉，本身就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大责任，接受更多非侮辱式的、非诽谤内容的批评。
还有，我都是据理批评，没有使用针对女性弱点的方式施加羞辱攻击。仅这一点我已经强于绝大多数男性包括绝大多数自由派人士。而且与我批判其他更强势恶毒的男性的激烈言辞相比，我对这些女性批判已经非常委婉温和，颇有保留。我批判过的中国男性不计其数，仅知识分子就有数百人，自由派圈子起码数十人。难道女性就应免于批判了吗？而且，如果她们遭遇更强势一方尤其男性权势者欺凌伤害剥削，我当然也会站在这些女性一方批判那些男性恶人，且已经这样做过、现在还在做、未来也会继续这样做。另外，我也不是什么有权有势、人脉广泛和手段阴毒的人，这些批评并不会给当事人构成压力和打击，相反是类似于公民对公务员、选民对议员的批评那样，是人民对精英既得利益者的一种建言。
最重要的是，即便她们有这些缺点和问题，她们也拥有完全的不受他人侵害尤其男性又尤其有权有钱体格强壮男性欺凌剥削伤害的权利，且无论其自身如何，其他人都应该帮助、支持、保护这些女性，而不应袖手旁观，更不应由于她们这些缺点和理由而冷嘲热讽、羞辱受害者。如果批判这些人，请先批判比她们更强势和有地位的男性。而这些女性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存在问题，并不是否定女权的理由，相反更加证明中国社会需要女权的发展和完善，女性利益也要更积极的伸张，女性及全体国人也应该得到更系统全面的启蒙。我也一直认为，女性整体上的良知和底线，都明显高于男性，中外皆然，且中国相对更明显一些（当然这是整体而言，个体当然因人而异）。
而且明显的，相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男性、女性，她们已经是最好的那0.001%的中国人或“前中国人”了（以上涉及群体，不包括缺乏反抗能力、知识、地位的弱势者，很多弱者连表达能力都没有，更不可能发出负面言行，无法计入），但是并不是完美无缺，相反同样需要批判。但即便这样的人都有各种严重问题，可想而知中国整体多么肮脏、国人人心多么败坏。尤其是中国既得利益群体，又多么无耻和令人厌恶。还有，在如今的中国与世界现实状况下，我是可以理解她们的局限与不足，以及对她们有限但可贵的、折中和局部化的努力表示赞赏支持的。但是如果从完全的真理和彻底的正义立场，那她们还是有许多需要被批判的。基于以上的前提，我想我完全有权利对这些女性知识分子进行有节制的批判（我承认我的总体德行、贡献、能力，尤其现实言行对国家民族及他者个体的利弊影响，都远不及这些女性，但是我仍然有权利批判））
对中国“公知”/自由派/反对派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简单归纳和述评
中国的主流“公知”不仅过去和现在难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和代表，未来也很难在中国得势。原因除了不言自明的因素，还因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
很多人只注意到“公知”反体制、骂政府、亲西方，没注意他们具体的价值观是什么。中国主流“公知”是广义的自由主义者（相当一部分是狭义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大多数也同时是保守主义者，主张的是承认现状和既得利益、自由放任（消极自由）、法治宪政与习惯法/判例法、原教旨倾向的市场经济、低税收、小政府、高度强调私有财产保护、地方自治、温和渐进、约定俗成墨守成规、自发秩序、多元宽容尊重差异等等。
如果从意识形态光谱看，他们大多数都是右翼，一部分是中间派或无特定左右立场，只有一小部分是左翼。而且这一小部分左翼，主要是社会自由主义者，而非社会民主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相对于平等更强调自由（虽然相对比右翼更强调平等）。
比“公知”们支持什么更能反映其价值观和立场的，是他们反对什么。他们不仅反对现行体制，还反对或抵触（起码不热衷）社会革新进步、阶级斗争、民族主义、大政府、高福利社会、分配的公平与平等、国家干预、中央集权、强力管制与广泛社会动员、标准化和人为规范化（如公制而非英制）、逻辑一致性、顶层设计、成文法为基础的大陆法系及相关法治理念等。
他们其中起码很大一部分（至少三分之一）还反对女权、LGBT权利，即便不强烈反对但也不热衷；对劳工、农民、个体户、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权利也很不关心，或者起码没有额外关心，而是认为应该不管起点和条件的差异，“一视同仁”的对待所有国民。或者他们只关心如小贩夏俊峰、农村服务员邓玉娇这样的个案个体，但是并不想给这些弱势群体更多系统性的权利和保障，仅仅是允许他们自谋生路、自负盈亏（虽然这也比政府强，政府连他们自谋生路都不允许）。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自称左派且的确有些左派观点的，同样持类似立场，其仅仅在国外议题等各种与自身利益无关问题上左倾，但涉及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议题时，就变成维护自己和亲朋好友既得利益的保守派了，如拥有北京或东北户籍及相关特权、与满清后人有密切关系、在蓟辽东北等地人脉广泛情感深厚的“公知”杜延林、王斌（此人为张艺谋参赞人员）、圣地亚哥商人王玮等人。而如民主人士周舵等人也鄙夷大众民主、反对进步主义，虽然有各种看起来也有道理的理由，但本质是其既得利益阶层的阶级身份决定了其价值观和主张。还有像学者贾葭、媒体人张洁平，价值观似乎也是左倾进步，但是却缺乏对中国大陆受难人民的共情，总是站在港台日欧美等非大陆角度看问题，无视“房间里的大象”般的各种谎言、丑恶、不公（如日本对华罪行、如今日本从官方到民间对战争罪恶的粉饰和对所获利益的继承；香港人相对大陆的优越和系统性歧视）。
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宗教信徒，以基督教保守派为主（而非大多数国家有宗教信仰的知识分子那样是倾自由派开明派的），有些知名“公知”甚至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领袖，观点和立场极为保守，保守顽固程度与塔利班“不分伯仲”（甚至在理念层面“更胜一筹”，只不过没能力像塔利班那样付诸实际）。王怡、余杰、冉云飞等人就是典型，人权律师中也有大量类似意识形态者。而“公知”中的穆斯林和藏传佛教信徒，同样很多是保守派（虽然有时表现出进步自由派一面，但仅仅是为了反中共、取悦西方而表演为进步派，或只在部分议题上是进步派，而非整体思想和从头到尾都是进步自由派），而且还有强烈的反“大一统”和分离主义倾向。
另外，与人们一般的印象不同，中国大多数“公知”是反对革命的（所谓“告别革命”。而鼓吹“民主之后杀全家”的是少数极端者，而且大多数是出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愤怒、和一些具体人的恩怨仇恨，而非为了正义的革命、伟大的理想。甚至可以合理推测，这些人一边要杀对头全家，一边同时反对革命），起码反对进步主义性质的革命（反倒支持一些反动的暴力，例如长枪党和佛朗哥政变、皮诺切特政变。上述那些主张“杀全家”者，有些的确出于意识形态，但其实他们是想杀阿连德聂鲁达们，而不是藤森魏地拉之流）。他们中大多数也都对“左”非常厌恶或至少不感冒。
这样的价值观和立场，就让他们注定不能得到大多数国人的支持，起码得不到那种积极的、强烈的、具有行动力的支持。这反而值得庆幸而非悲哀，说明人民还是有朴素的是非观（那些既得利益者和被政权洗脑而反“公知”者除外）。
正常情况下，想要推动正向的变革，变革者应该站在最大多数人的合情合理利益一边、站在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者一边、站在正义一边、站在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边（可简称为“四个站在”，在“四个站在”并非空洞而是有具体内容和指向，本文就已做了相对具体说明）。站对这四个位置，才能获得道义的正当性、现实的合理性、逻辑的自洽性，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积极的回应、热情的参与，最终实现顺势而为的成功。然而大部分“公知”起码站错了“四个站在”中的两个，甚至有些全部站到反面，那能成功才怪。而且如果成功了对中国不是福音而是又一种灾难。
再简化一点，“公知”在阶级和民族这两个涉及人数最多、涉及范围最广、最重要的问题上，违背了大多数中国国民潜在的、正常的情感与诉求，也与当今的历史阶段及现实环境所要求的选择方向相悖。
他们不强调劳动人民的疾苦，不在乎国家民族的尊严，甚至很多“公知”比他们反对的对象还要痛恨阶级反抗，逢“左”必反。在民族问题上甚至很多就是逆向民族主义（一方面反对中国人尤其汉族人的民族主义，一方面却支持对立面的民族主义，例如这些人对港台的本土主义非常理解同情甚至强烈支持，再看看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安倍晋三之死引发的“公知”集体号丧，以及2016年来对特朗普蓬佩奥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右翼国族/种族/民族主义势力的强烈支持）、心灵卖国贼。
除了这些，中国“公知”还普遍缺乏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常识都严重匮乏，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差（甚至有些人不是差而是完全“失能”，言论几乎没有任何逻辑和依据，充满着矛盾和双重标准，并且对各种阴谋论笃信不疑），不能全面客观正确的认识中国和世界，当然也就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正确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公知”的这种低素养不仅普遍，即便是得到国内外最顶尖荣誉、影响力极大、备受赞誉的那几个“公知”（个位数的那几位，是特指不是泛指。最典型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也不例外甚至还很严重，其各种文章和言论中的事实错误和价值观错位比比皆是。甚至有时让人怀疑他们并不是素养问题，而是智力和精神问题。
中国当代主流“公知”如此的价值观和立场，能成事吗？如果真的得势掌权，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尤其各种弱势群体是好事吗？
那么正确的方向和做法是什么？三百年来法兰西乃至整个欧陆的启蒙先贤、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至今美国倾向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和理性主义立场的知识精英、四十年来韩国从街头到法庭再到政坛奋勇抗争的进步派，以及拉美各国追求正义平等社会的男女老壮，已经缔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进程，为后人铺了走出蒙昧的前路、做了冲破黑暗的示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这些人士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开拓更加伟大前程的先导。
而一百年前的中国，那些“救亡启蒙”先驱，也早就践行过整体正确、大部分局部也正确的路线。虽然从后几十年的结果看，中国好像因此出了大问题乃至灾难，尤其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弊病，但不能连孩子带水一块泼出去，更不能忽视其实“救亡启蒙”是取得了很大成功、是对国家和人民及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积极作用的。之所以出现灾难，是一些偶然的（中共控制大陆全域和一党独裁、毛泽东和邓小平个人立场和选择）、外力的（日本侵华、苏联干预、美国勾兑）作用造成，不能因此否定“救亡启蒙”的正面意义。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摒弃“救亡启蒙”而是继承和发扬，要重新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纛，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基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世俗主义、科学理性的文明国家。
如今中国的主流“公知”背弃人民大众和国家民族，对中外先贤的先例与遗产嗤之以鼻甚至大加鞭挞，更与时代发展中正确的潮流及世界大势应行的方向相悖，反而去拥抱一些早被先发民主国家乃至一部分后进国家知识分子抛弃的陈谷枇糠。如果不败，义理难容；如果得势，对中国和世界，将是另一种灾殃。
附一：对以“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周舵为代表的、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中保守立场自由派的一些言论和思想的评价
看到有关周舵先生反对左翼、反对政治狂热、批判大众愚昧的言论，有些感触，在此评论一二。
周舵先生曾经是中国民主化的先锋之一，且即便六四之后至今也不忘初心，致力于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值得赞誉。而他所发的一些文章、言论，见解也颇为有理、深刻、系统，这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水平整体不高的情况下，还是比较难得的。
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我不能同意，甚至觉得应该强烈批判。
例如周舵反左翼和反政治狂热，还说大众愚昧不配民主之类的观点，其反映的价值观和思想感情，就是颇为偏颇乃至充满谬误的。
其实，在一部分事实判断上，我与周舵的观点是类似的乃至颇为认同的。我也认为民众愚昧，主张精英治理、专家治国、强人训政，对民粹政治也颇为厌恶。
但事实判断类似，不等于价值判断类似，甚至对相同事实的反应和变革路径选择是完全相反的。周舵及持类似看法的人，从这样的事实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民众愚昧残忍、民粹可耻，所以鄙夷民众、放弃大众史观、摒弃进步主义与宏大叙事、压制甚至恶意浇灭国民政治热情、默许保守政权镇压大众的反抗，由精英阶层在维护既得利益基础上统治国家，然后逐渐形成并不平等、但好于中共这种极权统治的模式。说白了就是哈耶克、里根、撒切尔、皮诺切特那一套。
而我从事实判断中得出的结论则是，民众愚昧残忍，那是因为专制者和精英阶层强取豪夺、迫害大众、洗脑人民所致，人民应该被同情和改造，知识分子应该启蒙和鼓舞大众，激发政治热情、推动民权浪潮，而非鄙夷不屑、加大弹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君臣父子”。
而民粹政治虽然可恶，但起码在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是精英与民众脱节、自私自利内部抱团、对社会民情冷漠无知造成的。发达国家民粹泛滥，除了野心家利用阴谋论和仇恨言论煽动民众等原因外，也有建制人物不接地气等原因。面对这样的现实，应做的是改进民主和建制体系，促进公平和谐，而非一味排斥侮辱。
而精英学者治国是过渡手段，而非终极形态。而且具体运作中，精英学者必须接受监督、服务人民，有更强的责任心和承担更多义务（当然也可以得到相对更多的回报，但所得应与付出相匹配），而不是成为人民之上的作威作福者。这些人必须在价值观、道德、责任等方面有超过常人的水准和付出，才配接受人民委托，否则人民可以推翻他们。长远而言，精英的权力要逐渐削弱，最终过渡到真正的全民政治。
我对大众的看法和态度，基本与鲁迅先生一样。鲁迅先生也对民众愚昧残忍颇有认识和批判，甚至其认识和批判超越绝大多数人。但鲁迅却并未因此厌弃大众、鼓吹浇灭人民的革命热情，相反却因此更加理解和同情民众，更加主张启蒙和革命。
周舵及类似身份立场的人士，对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判断一部分很正确，但价值选择却相当错误乃至反动，这反映了其权贵精英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和立场。他们的确比一般的红N代们要好，有民主人权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固守既得利益、持保守价值观，与人类文明的方向相悖，与平民大众脱节。他们还鄙夷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左翼思潮，好像觉得世界逆行而他们则是在正确方向，可见其知识欠缺、德行有限、顽固不明。
周舵等人认为中共的蜕变、中国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已证明左翼理想的虚幻、社会主义的破产。可他们只看到中国朝鲜等国的悲剧，却并未注意到或者有意忽略西欧北欧等国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大政府模式的大获成功。不仅发达国家，拉美的巴西智利秘鲁等发展中国家，最近数十年大多数时候也是左翼执政，都兼顾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这些都说明左翼理想并非虚幻，只是需要坚持民主法治、社会自由、和平非暴力的底线，以及根据现实对原旨思想有所修正、勇于妥协，虽不能实现100%的“社会主义”，但能让现实最大程度接近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
周舵等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鲜有对自身既得利益的自我反思，一方面反对中共专制极权，一方面却时常的、若隐若现的以地位和利益自豪，并以各种方式维护之。其价值观的保守倾向即是表现之一。哪怕其所获利益中的大部分，都是不公不义所得（虽然往往没有直接作恶，以间接得利居多）。
他们父辈爷辈靠闹革命、搞“打土豪分田地”、“兴无（无产贫民）灭资（资产阶级）”起家，如今他们成了既得利益家族、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却又激烈反对当今弱者平权与革新，可谓既无道理逻辑，更乏做人德行。或者说，他们这种“上车了就关门”的行径，站在其自身立场或许有道理，但更加丑恶自私。而他们批判大众愚昧暴戾，有多少是为国家发展民族兴盛着想，有多少是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也可从其这些言行透视出其内心。
他们还经常自诩行侠仗义、“爷们”，且不说往往并不是行侠仗义而是选择性偏帮。即便有时真的“仗义”，往往也夹杂各种暴力、阴谋、心机、丑恶、野蛮，并不有益于社会而仅利于其恩庇者及小圈子，反而破坏了更大范围的陌生人与公众利益，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公与仇恨。他们的行为也构成了不公不义社会的一部分、制造压迫欺凌的一个环节，自身也是参与丑恶的罪人。但是他们或对此懵然不知，或知道这些后果，但却当成理所当然之事。
周舵及前面提到的王朔，及其他红色家族自由派，都是类似价值观和言行。他们大多数都集中在蓟辽地区，也不是偶然，而是有着利益原因、社会环境原因、地域文化原因。
当然，周舵先生对专制的批判、为弘扬民主人权所做的贡献，尤其六四时保护学生的举动，还是颇为值得赞扬的。他现在所做的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也是应该被支持的。即便其一些观点立场并不完全正确，更不进步，但只要相对中共极权较好（或者说相对不坏），就可以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下有限度的支持之。
周舵相关文章：[周舵：《警惕左翼精英“情怀”》](https://minzhuzhongguo.org/default.php?id=100204)
附二： 与Z的商榷；与张艺谋参谋人员王斌、北京公知杜延林、圣地亚哥商人王玮的交恶；与R的冲突（关于Z的有删节）
（Z为知名法学教授；R为民运人士、许多集体活动召集人）
几个月前，我在微信一个群组认识了Z教授。我们之间有了简单的交流，虽然立场不同，但是可以求同存异。
2021年11月25日，我主动加了Z教授的微信。然后，我就张教授一篇文章《从整体主义到个体主义——社会契约论的虚构与重构》说了一些个人看法，表达了对他批评卢梭、罗尔斯的反对。我认为卢梭、马克思这些左派都是很伟大的，后来有人利用了他们搞出极权，不能都怪到他们头上。我也认为不应该过度贬低法国大革命和过于抬高英国光荣革命，不应该贬抑欧陆而鼓吹英美体系。总之，我提出了一些对右翼的批评和我作为左派的一些坚持。此外，我们还谈了平等的概念与实现方面的问题。谈到这里，气氛还是融洽的，双方都能求同存异。
后来，讨论到了“公意”的问题。Z教授说“公意”是不存在的。这让我十分惊讶，因为公意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只是不同侧面、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形式不同。我就说选举和公投不是“公意”吗？Z教授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又再三追问，Z教授说“公投就更不是什么公意了，参与率通常很低，经常是独裁者玩偶”。我认为这意思就是否定公投的价值。既然如此评价公投，那我想张教授对选举也不会有什么好看法，况且他一再回避我对于“选举是不是公意”的质问（当然他确实没有义务回答我的质问，有权理直气壮的不回答）。我又惊讶了，没想到张教授“反对民主”。当然这推论有我想当然的成分，但是逻辑上显然是说得过去的。（当然我也承认自己对“公意”的理解也有偏差，例如没有区分好“公意”和“众意”）
我在征求了Z教授的意见后，将私下的讨论付诸于R先生建立的微信群组公议，并且质问中国自由派、右派究竟还要不要民主？如果连选举和公投这样民主最主要的形式都否定，那还有什么民主可言，这多么可怕？难道中国知识分子想要俄罗斯寡头制或者拉美考迪罗体制（这两种都是反民主的右翼精英威权）？由于整个讨论很长，我不可能把几百条内容都转发到群里，只选择了其中与公投问题有关的十几句讨论话语（正常情况下转发内容，怎么也不可能转发几百条微信对话吧）。在质问中我语气比较强硬、不客气（这也跟我性格以及当时的心境有关，我的确有些问题并需要改进）。
（此处省略大量和Z教授冲突的内容）
而此后，群主R对我的一系列疑问，也是回应以“你的问题是幼稚问题，不需要讨论”、“自己读书思考吧”、“你是在捣糨糊！”“建议你闭门读三年书再来讨论！”“你有很严重心理问题”等，而我前前后后的质疑全都是基于事实和理性、逻辑，问的问题是基于和Z讨论时的内容，讨论究竟有没有“公意”、选举和公投是不是“公意”、“中国究竟还要不要民主”等颇为重要的问题，其中没有任何先发的人身攻击的语言，最多有一些激愤之语，或者被攻击后的反击（例如被说问的问题幼稚、不需要讨论后，我回应“我希望你们读读小学语文课本，学学理解能力和基本交际能力”、“居然这些幼稚问题都回答不了”）。此外，R还公然说“Z不是右派”、“你没有搞清在中国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且不说按中外标准Z都是右派（张自己也承认不赞同左派主张，而是右翼自由主义者），左右本来就应该按照国际统一标准而不是“中国特色”。
和R的冲突，是好几次在他的群里和他人矛盾后积累的结果，他一开始或者说很长时间内对我还是很好的。此前我和群里的杜延林、王玮、王斌等人因另一个问题发生冲突。这是又一件事了。
和杜延林等人冲突的原因是，我一直激烈批评满清的罪恶，并且讲如今满清余毒的影响以及中共与满清存在继承关系。我还批评现在的满族人继续以当年的恶行自豪、粉饰罪恶、享受作为东北人和北京人的各种地域特权及满清祖荫。这就让有满族血统的王玮（现居美国圣地亚哥商人，他自己说有四分之一满族血统）、北京人杜延林、另一个很显然（根据其激烈反应）应该和满人或者东北人有关的王斌（王斌似乎是张艺谋身边的人。好像是这个人：百度百科：王斌，男，汉族，出生于福州，祖籍山东，作家、文学编剧）的愤怒，他们一边拼命切割满清罪恶与现在满族/亲满汉族既得利益者的关系，一边对我疯狂攻击谩骂。
杜延林依据我仇恨满清和日本等言论攻击我“心理扭曲、灰常可怕”等一些诽谤性的话、王斌说我“偏见”、“有心理顽疾”、“奇葩”等侮辱攻击（原话是“把偏见和歪理邪说说的振振有词，成为一种心理顽疾，也是一奇葩了”），王玮也对我各种攻击，不断污蔑我有“种族主义”思想，还问我“你是不是也恨日本人？”，说的好像一部分日本人不应该恨似的。当我说在东北和北京的满清后继者及亲近者抢占了关内汉人各种资源，例如1960年前后将河南四川安徽等地粮食运往京沪东北，导致饥荒等灾难，以及他们现在享受的各种户籍特权、体制内特权，王玮就说“我告诉你这些应该找谁（算账）”，暗示这些是中共的问题，把锅都甩给中共这个虚化的责任者，以此开脱东北和京沪具体的既得利益者的责任。（讽刺的是，俄乌战争爆发后，我看到有人传的王斌的朋友圈截图，他说俄乌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的北方人远多于南方人，并认为支持俄罗斯的人三观和智商有问题。这说明他也知道不同地域的人价值观和素质有差别、起码部分北方人三观有问题。然而他却对我同样性质的批判非常恼火。这是人格分裂吗？）
杜延林还无中生有说我“嫌政权（对少数民族）不够残忍”，对我各种讥讽，以为我反对满族所以也支持对维族镇压。而我一方面是反对满清对汉人的统治，另一方面则是同情维族的苦难处境的（但是我坚决反对恐怖主义。而且反满和同情维族显然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都是反对压迫和屠杀。只赞同一个反对另一个才是逻辑不自洽。至于一方面跪舔满清和后继者，一方面又赞同压迫维族，那只能说属于畜生了）。当我拿出我在推特上对维族人表达强烈同情、在呼吁不要判处维族知识分子死刑联署信上签字的截图，并质问他有没有为维族做到这些后，杜延林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攻击我“在难民营装什么逼”、“先自食其力”等，然后迅速拉黑了我。后来我又在推特上私信他，质问他做了什么实事，他说“我做了什么？哈哈。”然后又拉黑我了。
而杜延林这种人的所谓“自食其力”，大概是凭借受精卵获得的祖产和北京户口加成过活的，他自己努力占个零头都算他勤劳了。至于他说自己（为民主）做了多少事，大概也是使用的这类并非真正自食其力的财产和资源，乃至其他来源不明的违法犯罪获得的东西（他想反驳可以公开一下家产嘛，起码公开一下自己交了多少税，有没有偷税漏税。王斌也可以公开一下他的收入、他老板张艺谋的收入是不是合理合法）。按他的逻辑，对做慈善的李鹏女儿李小琳，应该赞美其自力更生、兼济天下；而吃免费午餐的环卫工人则是不够自食其力、无权对社会问题置喙。
对了，2013年王斌的老板张艺谋，卷入超生丑闻，后来在社会舆论压力下交了社会抚养费，但是张艺谋缴纳的“社会抚养费（超生罚款）”是按照其正规收入所得，但其如有灰色乃至完全非法收入，就不计算在内了。中国没有完整的收入申报和稽核机制，不仅官员，所有群体的收入都是不透明的。而既得利益者、社会精英、政商与文艺名流，其未申报且不正当的收入，无论按总数还是比例都远高于社会平均。
不知道杜延林王斌之流认为的“自食其力”，包不包括这些不合法或起码不透明所得，是不是觉得拿脏的收入也属于“自食其力”，应该大赞？有了这些钱是不是就可以装逼，是不是比“在难民营装逼”的我更有资格装逼？
而R则是一度同情我，但是不理解我的思想和言论，多次警告我之后，说了上面那些人身攻击的话，然后将我拉黑。此外，R先生还多次提及他及其他人对我的帮助。我当然记得这些帮助，有些人（当然不包括上面这几人）对我的帮助山高海深，我怎么可能忘记。但是即便有人帮我当上美国总统、中国国家主席（这当然是夸张说法），我也不能因此就放弃理想和原则，不能变得对帮助我的人俯首帖耳。
何况，在大是大非面前，大义灭亲也是必要的。满洲贵族恩铭对徐锡麟恩重如山，但徐锡麟为民族大义射杀恩铭、被捕后英勇就义，可谓壮烈。如果他为一己之私报效恩铭和满清政府，那才是真正的不义。而俄国皇帝彼得一世为改革大业，也处决了反对改革的亲儿子阿列克谢（而阿列克谢只是反对改革，并没有直接威胁彼得一世皇位，处决他并不是一般的皇族权力斗争，而是为国家改革）。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为了开辟走向正义与幸福的光辉道路，不要说这种外人，包括父母妻儿在内的至亲至爱也可以牺牲。再说，在这肮脏的世道，包括我自己及这些知识分子在内，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真能牺牲所有人换取未来中国和世界一个美好的明天，我、你们、他们全都死了又有何不可？（当然这些话是一定程度是气话，对帮我的人我心里都有数，但是没必要刻意提及，提了反而就不好了。这应该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他们比我大那么多岁，难道不应该比我更懂这个道理吗？不过上面的话也不完全是气话，如果真有在人民和亲朋好友中选择其一，需要除其一保其一，且人民是正义一方的情况下，那我肯定是为人民行动）
这些人一边要我宽容（部分有直接间接罪恶的，并非全部都坏）满族、东北人、日本人，一方面却反对我给家乡河南捐款（我在群里提到给河南洪水事件受灾者捐了100元人民币），说一分钱都不要捐，会被贪官污吏劫走之类（大概意思是这样）。我当然知道捐款有一部分会被贪污，但是100块钱哪怕贪污90块，那还有10块能用在家乡受灾民众那里，我也觉得欣慰。何况，贪污者也是河南人，他们贪污后也可以间接惠及民众（例如用来消费刺激经济、提高生产者服务者收入；他们贪污捐款觉得满足，也会减少对民众直接剥削），我捐的仍然有价值。他们不让我“憎”也就罢了，还不让我“爱”，简直是乡愿的升级版。
经过这几件事，我也深深认识到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虚伪、知识和逻辑能力的低下，以及喜欢造谣诽谤，乃至抓住别人一些“缺点”和隐私的东西进行攻击的丑恶心性。当然，具体到不同的人还是不同的，杜延林和王斌说话最恶毒；王玮则是千方百计为满清及满人辩护，强调反对专制而借此忽视满清种族统治和种族压迫遗毒，对我的各种质问不是百般辩解就是故意无视，还反咬我是种族主义者；R大多数时候对我很好，但是这次也说了一些令人恶心的话；Z则最轻，但是也双重标准，以及……。
而且，杜延林、王玮、王斌皆以左派自居并且确实有左派思想，但是其实却是为其自身及自身所在集团谋取利益，左派的进步宽容博爱思想和主张，反而被其用来掩饰恶者的罪恶、逃避应受的打击和责任，只想得到权利与善意，却拒绝承担义务与付出作恶的代价。真正的左派，需要放弃自身既得利益（起码不合理不合法的利益）、对丑恶和恶人有切齿痛恨，对受难者有深切同情。而中国的一些左派、自由派，其实并不是真正有正义感和平等意识的左派，而是借宣扬左派进步思想、美好话语，实际上维护其特定利益集团利益（而且往往是非法的、不合情不合理利益，例如杜延林王斌等人维护满人、蓟辽满化汉人、北京人、东北人既得利益和特权），并用以粉饰罪人的丑陋、为邪恶进行装裱，让特权与暴力被文明幕布遮掩，“政治正确”也成为他们作恶后免于被批判的盾牌。
我特此将事情记录，付于公论。也欢迎以上这些人做出回应，拿出他们的相关截图等证据，提出他们的相应反驳及意见。
（后续还有一些对话，但是由于涉及激烈争吵，就不公开了。我和Z教授修复了关系，所以也不想展示更多冲突，并且对本文涉及Z教授内容的措辞做了一些修改，删了一些激烈争执的内容，语气缓和了）
（鲁迅说过，骂“婊子”是“婊子”不算骂人。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但是也在一定程度赞同（我并不歧视性工作者，只是必须引用这句话）。如果我真的做了某些坏事、有某些坏的品性，他们骂也可以；但是他们骂我的那些往往是无中生有或者强行给我扣帽子，并没有严格的论证出我的确是那样的人。所以这就是典型的侮辱诽谤，而不是情有可原的语言攻击）
（对了要补充一点，杜延林、王玮、王斌在之前还非常赞赏我，对我的一些观点竖大拇指称赞，有些评价我听着都肉麻。例如杜延林说“他（W（我））看起来比和他辩论的人年龄都大的多，那些比他大几十岁的好像还没他成熟（大概是这个意思。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相对他们年轻，现在只有28岁。虽然其实我20岁左右就有现在一大半知识和能力，要不是一些外部制造和内部诱发的问题，我不知道有多高成就。他们又算什么）”之类。王斌也说我经历很多事、又知识丰富，所以言论非常深刻（大概意思）。王玮也对我一些科普言论表达赞赏。
然而一旦涉及他们的利益，或者说他们代表的势力集团的利益，以及违逆他们的价值观，就迅速翻脸，疯狂的反扑撕咬，各种侮辱谩骂一齐上阵。如果我不触及他们的利益或者价值观，那我凭其他言论足以令其佩服，如果我再说几句逢迎的话，可能还会引为挚友、对我各种帮助。或者哪怕我虚与委蛇的对前面的话致歉、不再触犯他们的非法利益和错误价值观，那他们都可能继续对我很好，对我当然也是好事。以他们的资源人脉，可以给我带来莫大的好处。
但是，老子才不会这么做。）
（关于个人隐私，其实我早就把几乎所有隐私都公开了，包括其他人知道的和本来不知道、我不说他们永远不知道的。我现在在哪里生活状况怎样，很多人也都通过各种渠道知道。各种缺点大多数也是我自曝的。我早就对曝我隐私的攻击脱敏了。但是我脱敏和不在乎是一回事，其他人应不应该公开和提及是另一回事。我无惧这些恶心行为，但这样做的人当然还是卑劣。这就像假设我母亲去世了，我可以对别人用“nmsl”攻击我不放在心上，但是不代表这么说的人没问题，相反这样的人还是道德败坏）
（至于我自己，当然也要反思和修正。我一方面的确需要增长知识、提高水平，更重要的是面对说不通的对手、所述内容和对方有利益冲突的情形，就不要指望能够说服对方，而是尽快结束对话或者直接不理睬，不能求同起码存异，存不了异就不相往来，没必要非得撕破脸、反目成仇。我自己这样做以为是正义凛然、代表人民，可是实际上没有一点意义）
（我所说的这些，显然不是只针对这五个人及他们的价值观、言行方式、背景条件、人脉关系，而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中上阶层人士、中国人、中国社会的普遍现实。其他绝大多数人和他们几个大差不差）
附三：红N代八旗子弟、“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真假民族主义、U型锁、兔主席（中共元老任仲夷之孙、作家任意）和“战争史研究（阎京生）”
疫情期间，微博上的“兔主席（中共元老任仲夷之孙、作家任意）”认为本次中国“白纸运动”抗争，有“境外势力”，并鼓吹政权重拳出击。他还反对让被隔离的是国人得到良好待遇，主张方舱医院就应该简陋一些，不能修太好，这样才对普通老百姓有震慑作用，促使老百姓约束言行避免感染新冠。
兔主席这种人非常恶心，他还攻击胡锡进的激进民族主义主张。所以很明显了，“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八旗后代。胡锡进倒是真性情有爱国心一些
现在这些红N代，血缘上大多数和满清八旗没关系，但是价值观和立场上，那几乎99%一样。不夸张，看看他们言论然后对比晚清那帮东西，就知道了。
还有那个“战争史研究”阎京生也一样，也是一方面鄙夷黑人、穆斯林，一方面又反对激进反日游行，经常拿西安U型锁的事攻击“愤青”。其实U型锁暴力的确不对，但其实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下受难者的绝望反抗罢了，是一种正义大背景下的非正义行为。再说，全世界示威游行都有暴力，中国的恰恰是非常少暴力的，包括民族主义“愤青”也一样。之所以U型锁被拿出来经常说，恰恰是因为其他暴力很少。
阎京生如此黑帮颠倒，既鼓吹伤害弱势民族，又反对基于义愤和反抗性的民族主义，最为无耻。
其实中国一直有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基于正义感和反抗精神的民族主义，如反对满清的压迫，对抗日本的侵略，以及在国际上和欧美俄争取平等；另一种则是欺压弱小、无理取闹的民族主义，如压迫穆斯林和藏人、歧视黑人和西南少数民族，在国际上逢美必反，见欧即骂。但是，在国家交往和竞争中又不顾及本国国民利益，向包括欧美在内各国出卖国家利益，让利换取支持统治。
看看中美贸易战之类冲突，美国一直强调本国工人农民利益，中国宪法里写着“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但是包括贸易战在内各国外贸纷争中，从不真正考虑工人农民利益与关切。而外国来华办厂，中国全力支持外国资本家和管理者，对工人镇压，反而有时候外国人看不下去想改善待遇和加薪。
我们应赞同第一种民族主义，反对第二种。而且严格说来，第二种并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是虚假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显然是要捍卫本民族成员的利益，即便不是全体也是大多数。为了民族里极少数人，损害大多数同胞利益，世界上有这样的民族主义吗？
这两种民族主义有明显区别，第一种是基于民族全体成员的利益，并且注重民族内部的平等，对外争取整个民族共同体的利益；第二种则是一方面对外虚张声势、虚声恫吓，拿人民当炮灰和牺牲品，如果失败则“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日常也出卖国人给外人特权。而根本上则是维护统治阶层利益。
“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来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鲁迅的话一点没错，如今还是这样。
对了阎京生还痛恨俄国。这个的确和很多五毛小粉红不同，但是这不代表更好，相反某种程度更坏。很多红二代三代都比较恨俄国，大多数并不是出于国家利益，而是认为俄国/苏联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和统治。
其实苏联对中国帮助很大，俄国历史也很伟大，还沉重打击了北方野蛮民族和保守势力。
俄国的屠杀当然是错了，是犯罪，我说的沉重打击是指削弱了蒙古女真及其他潜在威胁势力。
附四：王小波和刘晓波，有思想但不深刻，有知识但不健全，有品行但不高尚，益人不浅但也有历史局限；对我批评刘晓波的批评的回应
王小波和刘晓波，是中国改开至今颇有代表性的两个知识分子。他们两个一个是谈文学兼论政治，一个是论政治兼谈文学。他们二人价值观是很有类似之处的，都是解构中共革命叙事，对左翼的政治主张冷嘲热讽，以及强调个人自由。无论是“墩伟大友谊”，还是流转国内外谈诗作文，都颇有文人风流才气。
这相对中共宏大叙事的虚伪、借集体之名牺牲个人，的确是进步的，有利于思想解放。
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又成为阻碍历史新阶段世界人权拓展、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这些人解构革命、反对国家权力，对人民疾苦用玩笑方式呈现，淡化了正义、遮蔽了良心，抛弃了人民。他们对民主与科学即便不反对，但是也非常冷淡。对于社会正义与平权问题，更是毫无赞同和参与（乃至隐隐约约是反对的）。很多知识分子把他们当成圣人崇拜，对其特立独行个性啧啧称赞，也反映了改开以来知识分子与人民的背离、对五四精神的背叛。
他们并不只是反对走向歧途的革命、被滥用的国家权力、虚伪的宏大叙事，而是反对一切革命、一切国家干预、一切宏大叙事，就是“连孩子带脏水一起泼出去”。他们似乎不知道，这世界上完全有正义的革命、必要的国家权力、有益的宏大叙事。
说不客气的，他们也是一种坐井观天。他们在一些领域的见识，并不高于乡野村夫村妇，和鲁迅《风波》中那个“甚至于还知道黄忠字汉升、马超字孟起”，因此成为村里第一学问人的赵七爷差不多。这两个“小（晓）波”无非也是太过愚蠢的中国大村落中略微有点知识和聪颖的学问人罢了。如果放在正常国家，知识上泯然于众知识分子，价值观上那更呵呵。
王小波被严重高估、过誉了。他就是个玩世不恭的青年，无论文采还是逻辑，也就是正常社会里的中人。只不过在文革及后文革年代，因为大家都蠢，相对不那么蠢的就脱颖而出了。
两个小（晓）波益人不浅，也有历史局限。中国从清末至今，知识分子德行和知识能力不仅没有长进，还严重倒退了。甚至并不只是相对于时代的进步倒退了，即便纵向的与一百年前知识分子价值观和基础知识逻辑比较，他们也是不如的（他们比得过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吗？）
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的良心和脊梁，良心灰黑、脊梁折断，民族谈何复兴、民主如何实现、民生怎能富足？
但还有一个台湾的王晓波（两年前去世了），好像还不错，起码价值观是正派的、思想是忧国忧民的，也做了一些实际的事
（摘录一下刘晓波各种背离事实和价值观谬误的言论及我的评论，看看其中多少谣言和错缪：
“在演讲中，布什总统多次提到美国的理想主义传统——由新教信仰所昭示的普世主义：所有人皆是上帝的子民，因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应该得到上帝的祝福和拥有对上帝的信仰。”
呸
“正是这种来自新教信仰的普世信念，才使早期传教士不畏艰险将上帝之音传遍世界。经过现代化人本主义洗礼，来自基督教的伦理圣律，逐渐世俗化为坚守人类的天然共性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普世道义”
正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推翻了宗教专制，人类才解脱出来。把美国文明归功于新教，无异于把两弹一星归功于文革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美国都不是完美的国家，但美国至少是当今世界上最富理想主义和使命感的自由国家。基于道义理由而不惜付出巨大牺牲的传统，表现在历届伟大的美国总统的政治作为中”（并以里根为例）
胡扯八道、一派胡言、无耻之极
“布什总统抛弃了尼克松时代的权宜性现实主义外交，而接续里根时代直面邪恶帝国的勇气，再次高举理想主义外交的旗帜。”
你们的理想就是到处杀人放火、扶植流氓、无恶不作？
“政治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权谋，而是人类共处的美德；政治不是一切服务于权力，而是用一切权力服务于公益；政治不是暴力征服，而是和平协商的艺术”
您们要点脸吧
“从里根总统的“邪恶帝国论”到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论”；在实践上，从抗击法西斯极权到遏制共产极权，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从终结塔利班暴政到推翻萨达姆暴政的反恐之战……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一脉相承”
借普世皮护本国利益、对盟友始乱终弃、一碗水端不平、制造地缘政治混乱……这是蛋的“理想主义”
林肯废除奴隶制，有多少是出于道义，又有多少是因为北方工商业者利益？ 还有，最虔诚信奉新教的，难道不正是当年那些南方蓄奴州奴隶主和自耕农？难道不是1960年代深南方反平权的“红脖子”？如今最虔诚的，难道不是川粉福音派基督徒？ 如果您不认为他们最虔诚，人家还会跟您急呢。 没有一点常识和逻辑啊）
关于对我批评刘晓波的批评的回应
（我昨天贴出批评王小波和刘晓波的短评后，引起许多人对我的文章乃至我本人的批评。一些侮辱谩骂我都拉黑或者骂回去了。对于正经质疑的，我也做了一些回应，就以在一个论坛的讨论，作为一个回应。当然这回应的不完整，但我也没有时间把所有平台的争论评论都收集还回应，就以此为代表吧）
Y：关于引用刘晓波的言论，请问，出处是哪里？ 有人跟我说这个引用是错的，在错误的引用上进行评论自然不靠谱。
我：xxxxxx就有相关文章。把相关段落或其中关键词在谷歌或xx站内搜索就可以看到
Y：说实话，我还确实没有仔细读过刘晓波的这些文字。 既然你说在xx网站上有，就应该是他的文字吧。
我们xx就是刘晓波创办的，xx是所有异议写作者的家园，刘晓波本人为民主坐牢而死，他比那些只会口头批评专制的人更有勇气，也更值得一切异议人士尊敬。 所以你可以批评他的观点，但是不能侮辱他的人格，虽然他是名人，或者说公共人物，名誉权没有普通人那么敏感，但是你用侮辱的口气责骂他，会伤害很多会友的感情。
（涉及一些平台和组织，有删节）
所有xx的会友，都只能当作前一类，所以你不能用后一种口气，这就是这里的基本常识。否则就是敌我不分，说轻了是幼稚、糊涂，说重了就是破坏xx了。希望你考虑一下我的话是否有道理。
H：W (我）对刘晓波和王小波的批评极不公允。
我：我承认您说的都有道理。我的言辞也的确非常有攻击性。但是我是基于事实和正义。刘晓波的确勇敢，也做过一些事，但是也有局限性。他的思想和言辞，还有获奖，让中国自由派整体风气都保守右倾了，而更加进步、关怀人民的，则被排斥。许志永、郭飞雄、胡佳不比刘晓波更值得称赞、更应该获奖吗？
刘晓波先生在余杰王怡排挤郭飞雄事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对我来说，我早就不在乎名利得失。xx能够让我发声、提供平台当然好，不能也就算了。我和刘晓波也没有私仇，都是出于公心，说的句句属实。反驳我的可以拿出他们的依据啊。
而且相对于我在推特等其他地方对刘晓波等人的批评，我已经克制很多了。
刘晓波没有直接损害谁的利益，但是其价值观言行立场，可是让中国民主事业走入歧途。他得到诺奖，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也等于肩负责任。他这些明显错缪的言行，难道不应该被批判吗？
我会节制言论，避免过激
H：hc。
我：您除了骂人，并不能说出具体理由。恼羞成怒就骂人了。其他很多人也是这样。一旦在事实和逻辑面前理屈词穷，就会如此
我引用的来自刘晓波的文章《理想主义的外交宣誓
https://www.epochtimes.com/gb/5/1/26/n793102.htm/amp》，xx里也有。
除了这篇，他的其他相关言论到处都有，并不难搜到，我也无造假必要
H：刘晓波对中共权贵私有化对劳工大众的剥夺的言辞批判，对底层民众维权活动不遗余力的支持，比你百分之百认同的方舟子多多了。你以左派自命，想当然的把刘晓波定为你定义的右派，然后大加讨伐，其实不着边际。
我：但是他基底是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劳工主义意识形态的。当然他对具体事情上有同情声援，那无非是上层资产阶级半真实半不真实的同情、基于谬误世界观和落后方法论的改良罢了。而且他在具体事情上支持维权，却反对根本上利于平民大众的意识形态和哲学观念，其实就是陷入二元论泥潭了。
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多，他们具体事情上好像同情底层、相信科学，但是基本价值上错了。这种割裂虽然也有好处，即利于具体议题上推动公民利益，但是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H：刘晓波有本书，书名叫《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这个书名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一直坚持的民间立场。
所谓坚持民间立场，意义有二：一是说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不在官府而在民间，二是说权利意识觉醒后的国人要坚持体制外立场，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力量。晓波并不否认体制内人士所做的有益工作，他也希望促成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但是他坚信，唯有立足于民间，唯有发展壮大民间力量，才是促成体制内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也才是形成官民之间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
在促进民间力量的发展过程中，刘晓波很注意反对精英主义，大力主张精英与草根的结合。以国人经常采取的签名信活动为例，一方面，很多签名信是由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权益遭到侵犯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参加签名的人也不限于名流和精英，许多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常常和普通网友并列。晓波对此深表赞同并大加鼓励。
如果你对《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中“刘晓波文选”栏目里的将近八百篇文章的标题浏览一遍，你会发现，其中很大一个比例是关于普通民众，关于弱势群体的。例如城市职工问题和下岗工人问题，农民和农民工问题，访民与网民，基层选举问题拆迁问题，天灾人祸的无辜死难者，罪恶的劳教制度和收容审查制度；还有太石村事件，瓮安事件，汕尾事件，杨佳事件，黑窑童工，结石宝宝，以及起自草根的维权律师高智晟、陈光诚；凡此种种，无一不被晓波所关注。尽管由于被严密监控，晓波很难身临那些发生事件的现场，但他总是用他那支锋利的笔及时地发出呼吁和评论。
在讲到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时，晓波着力强调普通民众的高贵表现，告诉世人不要忘记那些普通的死难者，那些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那些仍在狱中的无名者，包括那些所谓暴徒。晓波是国内知识分子中最早为法轮功仗义执言的。在08年3月西藏事件发生后，刘晓波即与王力雄共同发起，提出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意见。这是国内民间人士对西藏问题与民族问题的第一次联合声明。
我：上面已经回答过您了。
当然，我的确低估了刘晓波对底层的关注和声援，这个是错的我道歉。但是根本上，他方向还是错了，自由民主的大方向对了，但是次级方向不对。这样，一切对具体事务的关注和修补，都是不能解决根本的不平等和不公不义的。
另一个例子是清华大学的郭于华，她也非常了解和同情底层，但是其价值观和言行却与这种同情完全背离，支持特朗普右翼保守反进步、反平民医保、反劳工、反女权、反LGBT反移民、反国际主义的反动大合唱。她所支持的势力都反平民权利，即便她有同情心和具体关怀，有又什么意义？
别的不说，仅仅特朗普集团反奥巴马医保，就让全美国至少几百万人因为缺乏医治而死亡或者更多痛苦。郭于华再同情底层，支持这样的势力执政，难道不是在害人吗
附五：关于作家木心、流沙河扭曲和过度解读名著；名过其实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木心、流沙河二人，被许多人捧的过高了。他们的确有一些才学，但是仍然相对浅薄，错漏很多，且喜欢故作惊人之语、扭曲解读名著。
例如木心谈《道德经》，将老子说成激进主义者。老子虽没庄子那样完全洒脱出世，但是仍然是主张无为。木心说老子是过激所以绝望，并非完全无的放矢，但论证不足、重枝轻干。
流沙河讲《易经》，把里边的卦辞全都说成男女之事，还编排的绘声绘色。然而他所说的那些内容，原作者主要还是讲的易理，他非要说成色情内容，颇为牵强。说的轻是故作惊人，说的重就是为老不尊、思想猥琐龌龊。当然人都有龌龊心思，但是不应该堂而皇之的当成正经话，还对着青年男女学生讲出来。
我承认没有细看二人绝大多数作品，只偶尔看了几页。但是就这两瞥，就能看出来他们水平有限。另外就是二人一边过度解读经典，但又沉浸拘泥经典，而无真正的独立创新，更无出世和经世致用。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被许多人热捧，虽确有精彩之处。但其实它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一般，演绎成分过多、主观色彩过浓，评议多基于附会而非事实。各种看似精彩的演绎，往往是哗众获名、卖弄得利，并非一个真正严肃史学家应为。
对一个学者来说，或者你写历史，或者写评论/小说/文学，最忌讳的是把历史和小说混写，在真实历史中增加明显的虚构情节，以及以非史学的文学化情感评论史实。况且黄仁宇也不是司马迁。这种不伦不类的作品，追捧者往往也是半瓶子。
而《万历十五年》的可读性、趣味性，是以损害史实的记叙、破坏严肃准确的评议，为其代价的。从正经史学角度，得不偿失。这又反映黄仁宇将历史故事化、作品媚俗、缺乏史学家严谨求实风格的不良特征。即便有精彩生动之处和一定史学与文学价值，但整体仍不值过高赞誉。
当然，写正规史书也是可以有感情的。《左传》、《春秋》、《汉书》、《资治通鉴》……这些作品各种细节都能看出作者的情感和道义。但是这些情感和道义，应该放在真实的历史史实叙述及正经评议中，而非造假、扭曲、变造历史，加无中生有的东西，基于虚假的各种感慨。这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附六：素质低下的李敖儿子李戡
李敖的儿子李戡，素质极低。他评价“八旗文化”出版社富察延贺（李延贺）的一些疑点，我大多数都是同意的。然后我做了一点评论，又提出自己的看法，此人大概都没看清楚我在说什么，就一通喷。后来搜索了一下，好像此人经常到处这样喷人。但问题是反对他的人喷就算了，支持者也喷，这语文能力好像都有问题？这是李敖儿子、北大的？
看了李戡骂其他许多人的贴文，基本都是骂之无物、牵强附会。他爹骂人大多数是能有根据和道理的（虽也不乏各种上纲上线、扭曲事实、选择性批评），李戡显然并不能。
还有，作为一个台湾人，各种污言秽语却是典型的京骂，可能是在北大期间被传染的，而且青出于蓝？这也说明京骂、北京东北等地的各种损人言论、污秽话语，传染性极强。
附七：北京籍和东北籍知识分子为何可以占据中国全国（乃至中国在海外）的话语主导权，及对他/她们野蛮和流氓化色彩的评论
这几十年，中国知识圈、文艺圈、媒体圈、自由派圈，被北京东北的人主导，例如刘晓波、王朔、周舵、巩俐、那英……不仅在于他们的得势，更在于其他地方被打击和摧毁。
无论中原、江浙、两广、西南，对知识分子、国府时期军公教、大众，杀一批、关一批、饿死一批，剩下的被打压和污名
那猴子当然就称王了。
当然，像刘晓波这样的，也不是坏人（至少整体还正面），还有像王力雄、滕彪、周舵这些，人也还不错。
但是，他们在看待中国问题时，很大程度是以北京东北等地人的价值观、体验、情感、立场、言行，思考、评论、做事的。而并不能理解和尊重关内其他地区人的情感和利益。这类似于男权男性谈妇女权利自由。
而例如扇人耳光的艾未未、赞美多尔衮的刘亚洲、捍卫满清的王斌（张艺谋参谋人员，福州人）、满嘴京骂的李敖子李戡……这些出生乃至成长在南方的人，去了北京，也被“同化”成了北京东北价值观、立场、人格气质的人了，缺乏正常是非观、崇尚暴力、言辞低俗、素质低下，都是流氓做派。
这些东西当道，恶心。
还有很多长期生活在北京东北的女性，例如许晴、那英、秦海璐，看起来很洒脱、女权，其实根本不是女权，而是泼妇。
真正的女权，上层女性，应该是知书达理、有道德廉耻，行为举止既不被礼教束缚，又文明优雅。
而她们，则是把流氓当光荣，把野蛮当洒脱，侮辱了女性和女权，也带更多女性变流氓、低俗、蛮横。
附八：港大女性学者何式凝的“开放关系”生活，前提是社会文明、法治坚实，否则难以维系
女性的自尊自强自由，需要法治保护和环境呵护，否则是不成的。
港大的何式凝教授，谈开放性的关系，交往各种人士，一点不害怕被原配找上门。之所以能这样，生活在文明法治的社会是前提。
看看中国大陆各种抓“小三”视频，谩骂、殴打、扒衣服……例如石家庄街头抓“小三”并殴打“小三”的这个例子，还有路人帮忙抓“小三”。这样的环境下，何教授就没办法这样理性了。
这也能反映陆港文明水平差距有多么大。
附九：从权贵二代三代热爱“红色摇滚”，看中国权贵阶层的粗俗、对外国进步事物的扭曲
毛时代的革命狂风暴雨和禁欲主义（起码表面上）结束后，代之的自由解放，既包括美好的东西，也有各种低俗的物件，并且低俗东西以自由解放为名混入和发扬，慢慢成了中国的主流文化。而曾经有道德廉耻和风韵典雅的汉文化，就被各种封建糟粕和现代低俗，共同取代了。
在中国非常流行，尤其京圈二代们特别喜欢的摇滚音乐，其实很能反映中国精英阶层审美趣味的特性。虽然摇滚不算低俗，乃至还有自由解放意味。但它之所以能在保守的中国流行，恰恰是符合了那些流里流气的二代们的精神气质和爱好。外国的摇滚更多是张扬个性、鞭挞假丑恶，中国摇滚则是低级趣味包装。
西方摇滚，往往都是草根、中产、社会边缘者，为反抗建制体系的压迫，为弱势群体发声，如约翰·列侬、披头士乐队；中国摇滚，主要参与者和主导者，是那些红色权贵二代三代，以及其他既得利益者。他们也反叛、骂体制，但是一种“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西纠联动式反叛，本质还是根正苗红的保皇行为，且底色粗俗野蛮，正与其老子们合拍。
中国摇滚，很多都是所谓“红色摇滚”，像崔健什么的，他们反叛体制没错，但属于自家人之间的骂，而非与其他人平等的公民的反叛。且他们没有西方知识分子和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素养，无论道德还是智商都很低，还把粗俗野蛮当成个性。他们唱摇滚，和毛泽东写诗夹杂“不须放屁，土豆烧牛肉”，是同样风格和底色。
中国很多人尤其既得利益阶层，因为有钱有闲有资源有地位，很容易接触到西方各种进步思想和前卫生活。如果他们把这些引入中国，促进国人精神生活和社会进步，那当然好。
但这些红色贵族，因为长期在大染缸生活，道德和智商都太低，所以往往将外国的东西“魔改”，所谓“瓦房店化”，好好的东西就变味变质了。
摇滚是一例，动物保护也是一例。动物保护是好东西，但中国权贵一边剥削国内大众、拿老百姓当奴隶，却又对国人宣扬动物保护，表现自己多么有爱心，而丝毫不提人权和自己原罪，这就丧了良心了。像曲婉婷这种例子不就很突出吗？
那些搞摇滚的红色贵族，也是一样的。他们也是扭曲摇滚本质，为其流氓行为披上时髦外衣。
附十：由贾樟柯一边在电影中批判现实，一边对家乡女权人士不闻不问，看中国知识分子虚伪性与两面性
中国许多大咖式人物，如贾樟柯，虽然不吝于激烈批判现实，但是对于身边/家乡/平民遭遇的不公不义，勇敢抗争后被“穿小鞋”的弱势公民，是并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的。例如贾樟柯的同乡（相同城市和邻县）的女权人士武嵘嵘女士，因伸张女权、为弱势女性发声，被一系列迫害，还被刁难阻止其到香港上学。而贾樟柯对此不置一词。
当然可能他们都没意识到是有问题的，这其实问题更大了。说明他们并没有将思想付诸实践、去关怀帮助具体的人尤其那些敢于与强权抗争的先行者。虽然无可厚非，但是并非无可非议。贾樟柯等人获得那么多奖项、荣誉、利益，带了王冠，就要承其重，就应该接受比一般人更高的要求和更多批判。
附十一：关于民族主义重要性必要性的思考（兼评亲穆的慕容雪村、亲日的王志安等“逆向民族主义”公知）
为什么争取民主民权，需要民族主义？我此前说过共同体的重要性。其实，共同体不仅指当下，也包括历史的经历、认识、传承。
只有把历史上受难的，如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死难者，视为同胞，才能同情、共情、追忆、反思、平反、改变。
如果你视为无关的人、非同胞，那还能充分同情同理吗？
看看藏族、维族、蒙族，对文革期间受难者，正是当成同族，所以才对“杀劫”、“内人党事件”切齿痛恨，继而反抗中共。
汉族民族意识淡薄，不在乎同族他人的苦难，所以哪怕镇反、饥荒、文革，比少民受害更大、死亡更多（即便比例也更大），却没有普遍的痛心、反思、追责，将罹难者视为陌路人，不关心在意。
如果仅仅将镇反、饥荒、文革、六四这些，以普世人权价值来认识和反思，的确也有同情、痛恨，但情感远不如对同胞那样热烈，关注也不会那么激烈真诚。
否则，国人就应该把苏联大清洗、匈牙利事件、蒙古大镇压、韩国光州、孟加拉达卡……的悲剧，和文革、六四同等看待。这样还会那么在乎和投入吗？
我早就写过：港人力挺八九民运、长期纪念六四，同样有身份认同的因素。只是那不是香港本土主义的香港人身份认同，而是大中华主义的中国人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许多港人之所以在1989年付出巨大心血支持民运、营救学生，既有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追求，更在于作为中华儿女的血缘与文化认同。否则，为什么越南、日本、蒙古、巴西、以色列，这些国家及民众，没有如此倾心投入八九民运和纪念六四？
原因非常简单，他们并不是中国人。而六四血案后，虽然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都不同程度表达对中共谴责，还收留了很多中国学生和难民（“六四绿卡”），但关注六四力度也不如香港，同样是因为他们和中国是异国异族，香港是同文同种。港人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追求，包含着强烈的家国意识，港人的“民主之梦”是从“中国心”萌发的。
相对于韩国光州、苏联大清洗，国人还是较关注文革、六四，这说明部分国人还是有一定的民族情感和共同体意识。但这还比较淡、远远不够。
所谓“中华民族”，杨度就批评过，它是建构的、强行拼凑，不靠谱。真正有力的是汉民族主义。
而且如今满蒙维藏回都不太认“中华”了，汉族为什么还要这个四不像的枷锁？
我早就说过，犹太人、突厥人、俄罗斯人、高卢人、爱尔兰人、日本人、朝鲜族人、越南人、普什图人、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都勇于维护自己国土外同族人的权利，但为什么汉族人却不愿、不敢、不去维护在境外同族人的权利？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吗？相反，维护本民族合法权利，是理所应当的。
还能举出无数这样的例子，例如泰米尔人、藏人、锡克人……怎么到了华人/汉人这就不行了呢？
汉人是逆向民族主义最兴盛的，这本来就是不正常的现象，是荒谬而可耻的。当然，它同时也有民族主义倾向，但是民族主义倾向许多民族都有，都很强烈，只有汉族逆向民族主义者比例很高，许多人还自以为荣，真可耻。
而如今的汉族/华人/中国人，从国内到国外，一盘散沙、互相坑害，更不能团结亲爱，很多人的笼统的说是中共的问题，或者说是国民劣根性。
但最重要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没有共同体意识、认同、组织，没有同胞之情，甚至互相仇恨。于是就各种窝里斗，更是难以共同追求自由民主。
要民主，就需要汉民族主义。
另外，摒弃民族主义，也需要其他民族也摒弃民族主义，一视同仁对待包括汉人/中国人在内世界所有公民。
现实是这样吗？欧美人为何不像关注本国问题一样的精力和热情，关注和参与中国人权议题呢？为什么还有签证限制呢？
当然一些自由派精英有条件润、入籍外国、当“世界公民”，但十几亿走不了的国人呢？
民族主义还有一个显而易见却仍被许多人忽视的重要作用，就是能够规模化、组织化、暴力抗暴化。
古往今来，种种历史巨变、改朝换代，几乎必定有民族主义、阶级反抗、宗教动员、军人行动，四者起码之一，有时是全部。
现在各种自由派、民运、学者，论证再好再对，没有大规模组织和成员，当然是纸上谈兵。
民族主义的组织和暴力，不仅是进攻性的，还有防御性、保护性。你要想做些什么事，需要团队、人脉、后盾、连接……只有民族主义/教派主义能够提供相关资源尤其人力。
这就跟宗族类似。宗族不一定要欺负人，但没有宗族就被欺负、占地、吃绝户。虽然内部也欺负、吃绝户，但起码对外、整体，是屏障大于枷锁。
看看现在港人、藏人、维人……他们之所以声势比中国所有汉族民运都大的多，就是有民族和团队。叛徒是少数，大多数都是认同自己民族身份、为同胞出力甚至流血的。
汉族没有认同和凝聚力，所以这么多年全世界汉族民运分子，只保持在几百人的规模，搞一个会议往往20人都凑不齐，示威游行也不如法轮功……
我也说过许多次，反对民族主义，那应该所有族群都放弃，而不是单方面。
别的不说，像美国日本，别设置签证限制，放开边境允许包括中国人在内各国人自由迁徙，福利保障和美日公民一视同仁。愿意吗？呵呵。欧洲接纳难民比较多，但也不是敞开大门的。
国界海关都还存在，反对民族主义？
像王志安、李田田、李小牧这些人，到日本过上了不错日子。但日本愿意让14亿中国人都去日本生活、享有相同福利保障、法律面前一视同仁、有投票权选举权吗？或把财政收入像转移支付冲绳那样转给中国？
当然不会。这时候他们就说了“日本凭什么给你们……”这不就是认了族群/国家存在区隔，而非大同世界吗？
当然我并不反对他们去日本或者其他任何国家避难、生活、入籍。中共迫害他们，或者说不能给他们合理合法条件待遇，他们当然有权去其他国家生活，且应该尊重祝福。
但他们也不应该反对中国大陆人的民族主义。如果世界真的大同，那可以反对。但现在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幸福，无权代表其他因故不能润的国人。
很多反贼对于依附国内权贵而飞黄腾达的人，各种贬低，但是好像舔外国（不是合情合理获利而是跪舔）却认为是合理的正当的光荣的。当然小粉红五毛的观点是反过来。
其实两种本质一模一样，乃至形式内容也一模一样，都一样是当舔g、奴才，没有区别。
还有前面也说了许多次，这些在日华人或者与日本有关联的得了利，与其他超过99%的中国人何干？他们也得到物质或非物质利益了吗？
汪精卫当汉奸，也算是保护了沦陷区的老百姓，有过也有功。甚至在那个不得已情况下，其实功绩反而大一些。
现在这些亲日华人/国人，除了自己得利，对其他国人带来什么好处？
至于为什么我知道日本权利自由（包括在日华人）比中国大陆好那么多，但并不认为这值得夸日贬中，我早就说过了。
日本现在这样的富裕繁荣，恰恰在于其曾经的历史罪恶造就、建立在对中国的损害（包括导致中国历史改道）之上。而中国之所以成了现在这鸟样，当然和日本入侵及与日方中共长期勾兑有莫大关系。
要是二战后崛起的不是日本是中国，美国扶植和援助的也是中国、压制对象是日本，中国也可以大度的给日本各种文化输出、经济支持。
有没有想过，在另一个维度的可能性中，大江健三郎、小泽征尔、上野千鹤子……以及那么多诺奖得主，本应该是中国人。
陈冠中的《建丰二年》及许多作品，就是讨论的这种可能。
两个运动员，一个把另一个腿打断，然后自己赢得比赛胜利。然后拿着奖金和各种福利的不到十分之一，给被打断腿的买个轮椅、若干补品，还把自己的荣誉证书给这个被打断腿的看。呵呵。
如果日本从政治家到大众，真有悔悟报偿之心，就应该继续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且还要帮助中国民主化，支持中国各地尤其曾经遭日本侵略的各区域民众的组织、维权、政治参与，尤其在女权、劳工权利等方面不遗余力协助，让中国成为真正富强民主发达的国家。
这样，中国人自然不会想报复，两国恩怨也解开了。
柴静女士发纪录片，讲伊斯兰恐怖主义，探析根源。然后慕容雪村先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迅疾认为这会加剧国人对穆斯林的恶感、为中共镇压制造口实。
且不说柴女士影片并无这种暗示，即便涉及对伊斯兰宗教探讨，也应是直面、诚实、不避讳，而非害怕被利用，就遮掩了。这和中共维稳、反“递刀子”，异曲同工。
这些人其实都一回事。发生什么事，第一不是考虑同胞的利益与情感，而是迅速站在他者的立场、代入外人的喜怒哀乐。他们说反共不反华，其实是都反了，或者起码在中外/汉少冲突中，无论是非黑白，都优先考虑外国人和少民，而非同族同胞。五毛小粉红是爱党、假爱国、不爱民，这些公知逆民则是党、国、民全都反。
一开始认为大多数公知/自由派/民运/反对派都是恨国党。后来觉得好像不是。
过了这几年，发现其实还是第一印象比较准。
无论建制派/五毛/小粉红/既得利益者，还是反贼/自由派/异见人士/抗争者，总以撕裂或对立态度来对待民族、民主/民权、民生，前者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当然很多是假的），但鄙夷受难同胞、对弱势群体置之不理。而后者则是只强调个人权利自由、个体体验感受，而缺乏博爱民族同胞之情，还以恨国为发泄和光荣。
而正确的态度和路径，当然是既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也保障个人权利自由、人民物质精神丰富，即“三民主义”的真谛。
附十二：在中共政权打击和思想扭曲下，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对“民主”、“科学”、“爱国”本身也产生怀疑和厌恶
中共政权之恶，不仅在于打击了中国的人文和经济社会发展，还在于它摧毁了清末民初尤其五四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与“科学”的信仰，让知识分子对于革新和进步产生深深的怀疑、对革命变得恐惧。
这样的心理不仅让他们厌恶中共，连民主、科学、进步本身都否定了，且强烈排斥之。
中共很阴险的一点，借用毛时代一个词汇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中共名义上鼓吹民主、科学、进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但其实他们的行为于标榜的往往恰恰相反。
但中国知识分子只看中共表面尊奉的“民主”、“科学”、“爱国”、“社会主义”，并认为中国灾难是由这些带来。
其实事实恰恰相反，是中共没有做到这些，才让中国陷在悲惨处境中。
中共不仅摧毁了民主、科学、爱国、社会主义的实体、扭曲了国人对这些东西的正确认知，还摧毁了国人包括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科学、爱国、社会主义……这些事物本身的认同、信仰、信心
附十三：由自由派学者林毓生、余英时去世引发的联想和评论；对林毓生为代表的中国保守知识分子的批判
莫之许：林毓生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可能不比余英时小，其师从哈耶克的保守主义倾向，尤其是对中国现代史的相关解读，深刻地影响并融进了八九十年代保守化底色之中，不是说他的思想没有穿透力，但受他影响的许多人似乎一头扎进了保守化的螺旋之中，从此没有回头再看一看。对我来说，他的几本书还是受益匪浅的。
通过林毓生(和哈耶克)，我大概明白了自由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一个自由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哈耶克更多讨论保护已经自由的社会，林的创造性转化则完全不能令我信服)，一些受他们影响的中国思想者提出的路径同样如此。或许，自由就是对不自由的克服，离开反对，总归是无路的。
我：他们觉得回到历史某个时期、变成外国某种模样，就是自由的。至于怎么回、怎么变，没有答案。或者说其实需要一些非自由的手段，但是却恰恰和他们推崇的自由、保守相悖。
当然，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他们说的历史和外国的自由，很多是一种脑补，把复杂的情况理想化了。尧舜之时真的风俗淳朴吗？
人处在某个现实里且不满现实的情况下，有的会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甚至外面和过去更坏；有的则是相反，觉得外国的月亮圆、曾经的时代美好。但是他们都未必真的了解和接触过。萨特等人在1956年前吹捧苏东，就是这样。现在右派推崇英美，也是一回事。他们不顾事实，只是将自己的幻想投射上去，不惜撒谎
刘晓波说英国大学生鄙夷索尔仁尼琴，是身在自由不知自由可贵，就是一个例子。但他也把西方右翼当成理想社会，甚至还对普京加以赞美。
脱北者姜哲焕（写《平壤水族馆》那个）和南韩学生也是争吵，他不理解南方左翼学生对社会主义向往，学生也反感他赞扬美国和南韩反共势力。
人不能跳脱情绪，就没有真相
最讽刺的就是把欧美最近三百年的发展成果，无论经济物质还是制度民权，都当成基督教文明、清教徒精神的功劳。这和中国“新儒家”吹捧中国文化异曲同工，都夸大了事实。
有些传统的确有积极作用，但是最近几百年恰恰是突破了传统才得以发展，而非坚守了传统。这一点要搞不清，那必然抱错大腿误入歧途
当然还有一些更极端的，把经济和人权发展，归功于中世纪教权势力、宗教思想，还有对现在的福音派基要派大唱赞歌。这就相当于毛粉把两弹一星归功于文革一样荒谬。不知道为什么人能魔怔到这个地步，包括一些知名学者，都如此愚蠢
另外，这些自由派，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他们只考虑个体、自身的自由，不考虑他者和全民的自由。他们只是不希望政府/国家机器管他们，但是对于被家庭/宗族、学校/单位、宗教/教会，乃至社会潜规则和文化压迫约束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大众的自由，漠不关心。或者他们只希望人民有法理自由而不管实质自由
很好奇林毓生如何看待特朗普当权。好像和他主张的一些东西相悖，例如专业治国、精英政治、媒体把关。但是他似乎也不站出来公开批判特朗普和在台湾的拥趸，也不和自由派川粉的同事割席。
这说明他内心是倾向于支持或者起码不反对特朗普的，他甚至乐于看到有人用非法治非科学方式反对左翼、进步、极权
这些人眼里全世界好像只有两个民主国家：英国、美国。其他的好像都不算民主
再多说几句。这些人好像从来不把人民的疾苦和利益当回事，即便讲也是一笔带过。虽然他们没有明说，但是他们心里必然是对人民鄙夷甚至敌视的。
经历这几十年暴君和暴民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中国自由派很多都对人民产生反感痛恨心理，起码不再热爱。正好和五四到六四的知识分子倒反了过来
人民可恨，但也可爱。人民愚蠢，但也可怜。这些知识分子了解人民愚昧残忍，难道不更应该拯救这些陷入癫狂和互害的人吗？
中国自由派很多都信耶稣或佛教，不知道正是因为人间有苦难，所以耶稣释迦摩尼才更要舍身救世济民吗？
义和团杀死许多传教士，西方基督徒反而在中国兴办大学，让国人走出愚昧和残暴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