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广告人陈东飚的主页
2020，我的重启
这是我4月8日在墙内发的文，但看起来再下去连道路以目都需要一定勇气了，因此我不得不翻墙找一个自由稳定一点的中文平台，可以写字少些顾忌——我知道我对于墙内并非隐形——至少不用担心突然帖毁号亡吧。
2020年4月5日，我发现我在微信上的公众号CopyMachine被永久封号了，据说墙国有人被封过多达几十个号而依然在建号发文，几乎成为一项自动化的运作。我没有这个胃口，当时甚至想干脆把微信都卸载了，像我一个朋友一样（每年我发的唯一短信就是除夕发给他的）。为了节省我的短信费用，暂且留着微信吧。就这样过了三天，我感觉到我从开了公众号之后两年多的习惯——拉开小程序看下有多少浏览量，有没有留言，再看下盆友圈里有没有人转发和评论——必须要改掉了，又想到网络上的事本来就是个零，归零也不过是重新开始画一个零而已。
我或许是墙国最早上网的一批人中的一个，那时候还没有墙国之名，56K的猫速让我与世界零距离，这个烂俗的广告语现在已经无法使用了。我在网络上的轨迹，我自己的记忆都很模糊：98年世界杯阿荷之战后在上海热线上吐槽《青年报》腰斩我的一篇投稿（也是我仅有的投稿，这种上世纪的行为）；进入21世纪在网易国际足球上与英迷斗嘴，在天涯的“国际观察”、“关天茶舍”和“球迷一家”上发贴，对方分别是反日分子，伊战拥美派和罗粉马黑（网络很单调，就是各种无聊）。买了智能手机后（塞班的Mi6，Windows Mobile的X1，安卓的X10——对，我至今仍是索粉）将每一个即时讯息同步发到脸书，推特和微博上。随后GFW拔地而起，微博成为仅有的公共空间，2010年前后围观韩寒与方舟子和金线的乱斗。13年我开始将自己翻译的《博尔赫斯诗歌总集》零星发表在名为“诗人博尔赫斯”的新浪博客上，发了几十首之后，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转投微信，我也没了兴致。
14-18年是我的潜水时代，几乎从不发言，或许是因为原本的公共空间，即使是一个拙劣的模拟和幻觉，已经不复存在，连仅仅是自我安慰的匿名也被废除了，有的只是一个个小圈子，里面没有朋友只有盆友，事实上每个人都是老大哥的宿主。直到我大概终于习惯了这种网络形态，2018年3月我开始在公号CopyMachine上发文，又在2019年初开始以逆序将《博尔赫斯诗歌总集》的译稿全文贴出——在离贴完还差三期时，公号卒。
博尔赫斯属于连带损失，封号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最近几篇有关时事的议论，因为我在贴发译文时有一个习惯，把当时的感想随手写在前面，以作一种个人化的时间戳之用，有时写得比较啰嗦，就干脆单独贴作一期，有意无意地蹭蹭热点，如前年的MeToo，去年的慈善饿殍和今年的训诫感恩等等。最后那贴是一段四言的“湿经”，糟改李白《侠客行》中的一句为题，第二天我的公号便成为“千里不留行”的举报者指下之鬼。
有句港句，微信的监控并不是最严苛的，有好几回我在公众号上能发的东西被百家号和头条屏蔽，甚至无关政治的文学翻译也会违规。这也是我在不久前卸载了微博的原因。微信下作的地方是无预警，作为墙国的掌上镜象，它的镰刀不期而至：如果公众号是一台电脑，你的感觉就是快要写好文章的时候遇上蓝屏，只不过你的文章写了两年，而蓝屏会蓝到永久而已。我的译文拷贝自原有的文件，但译文前面那些随想都是在公号的编辑页面即时写下的，尽管前一阵我出于隐隐的不安开始将公众号页面存为PDF，然而最近两三个月我最话多的几期却没来得及存档。幸运的是，感谢“博尔赫斯”公众号的金多虾先生帮忙在网上搜索到一些缓存页面，我自己也设法在Chrome浏览器的缓存中挖掘到了残留的两段话（恢复的内容谈不上什么价值，但那种喜悦是无价的），因此可以说微信的突袭给我带来的损失不算太大。
今天看到网上一段给上帝的祈祷，祈祷祂重启2020年，因为它有病毒。真是一个好主意，无论上帝是否采纳这个建议，我打算由此重启我的网络时间，不止是2020年，还有2019年和2018年。我在墙外和墙内找了几个平台（很奇怪我居然忍了微信公众号这么久），会再一次全文贴发我翻译的《博尔赫斯诗歌总集》，继续散布这本无法出版的译作，这次将采用正序，自始至终——再一次，希望做到吧。除此之外，我或许仍将偶尔自说自话：因为没有优点，只能将最好的缺点保持下去，包括重发一些公号CopyMachine坟中的旧贴。
而这篇重启文会发在我找到的多个平台上。
为防失踪，今后每篇都留我的微信号FrankCDB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