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锣湾的善乐施大厦记在香港落地生根的巴斯人

在2016年时，香港邮政曾发行一套以本地画家江启明的素描为题材的邮票，均以八、九十年代香港景物为主题，其中面值五元的邮票，就是以1986年时绘画的铜锣湾白头教堂为主角。这所教堂已于九十年代初消失，但在原址拔地而起的，却是与它一脉相承的善乐施大厦，而这栋大厦所承载的，不仅是一个来自中东的少数族裔在香港落地生根的百载历史，同时也把香港与古代波斯、以及世上最古老的宗教联系起来的地方。

从波斯漂到香港的琐罗亚斯德教

来到礼顿道101号的善乐施大厦，表面它与一般的商业大厦差不多，但如果细心观察，其外墙两侧、以及大堂内挂有一个独特的标志。这个由一名男子骑着带翅膀的太阳，正是源于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象征，在伊朗的公元前六世纪波斯波利斯遗址上的石块，也有一模一样的标志。而无论是白头教堂还是善乐施大厦，其正式的英文名字也称为Zoroastrian Building，正是琐罗亚斯德教的意思。

何以这个源于波斯的宗教，会在铜锣湾落地生根？根据琐罗亚斯德教新闻网zoroastrians.net，位于善乐施大厦的3至6楼的「香港、广东和澳门（澳门）琐罗亚斯德教教慈善基金协会」（The Incorporated Zoroastrian Charity Funds of Hongkong, Canton and Macao (Macau)，以下简称为「香港琐罗亚斯德教协会」），是印度以外世界上最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协会，成立于1822年，也是目前中国唯一的琐罗亚斯德教协会。由此可见，信奉这个宗教的巴斯人（Parsee或Parsi，也译作帕西人），早于十九世纪已来到华南地区。

琐罗亚斯德教是以其创办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命名的宗教，在汉文中称为祆教、白头教（因祭司崇拜时戴上白帽）或拜火教，然而该教拜的并不是火，火只是一个媒介通达其敬拜的神明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琐罗亚斯德教是世上最早的二元论宗教，其思想深深影响日后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个在古波斯帝国盛极一时的宗教，于七世纪时大食人灭掉波斯萨珊皇朝，波斯人被迫改信伊斯兰，而不肯就范的在八至十世纪逃亡至印度，大多数聚居于孟买和加尔各答，并以「巴斯人」（即来自波斯的人）自居。

巴斯人大迁徙定居印度

即使人在异地，巴斯人仍保持强烈的身份意识，非常忠于宗教传统和习俗。落户印度的巴斯人，生活方式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有许多共同特点，例如妇女多是隐居的，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在印度甚至有童婚。不过，巴斯人信仰的独特之处，就是你不能贸然成为琐罗亚斯德教徒，你必须生为巴斯人，才有资格成为教徒，因此即使在印度、香港或其他国家，其信徒从没有急剧增加，反而有减少的迹象。目前全球的巴斯人口约12万，而在香港的巴斯人由开埠至今180多年间， 人口维持在200多人左右，是少数族裔中的少数族裔。

香港的巴斯人，其祖先大多来自印度孟买，当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时，巴斯人并没有作出反抗，相反感到颇为安全舒适。他们仿佛有长袖善舞的基因，许多都是商业奇才，对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商业发展有重要贡献。而英国人也认为他们是王室的忠实臣民。在十八世纪末，印度的巴斯商人开始随英国人进入中国贸易。主要从事棉花和鸦片生意。经商时，他们都在广州居住，而随着漂洋来华的巴斯人日渐增多，而行船又有三分险，至1829年，巴斯人需在澳门建立巴斯人专用墓地安葬客死异乡的同乡。

参与建设早期香港社会的巴斯人

至香港于1841年开埠，成为英国殖民地后，巴斯人也顺理成章由广州和澳门来港发展。他们的人数虽少，但却是他们早期香港社会的建设者。早在1860年，在《香港年鉴》中列出的73家商号中，有17家是巴斯人的。

巴斯人陆续视香港为家，把时间、精力和金钱投放于建设这个城市。与许多随英国人而来香港的印度人一样，巴斯人在中环伊利近街一带聚居，并于1861年在伊利近街49号建成第一代的琐罗亚斯德楼（Zoroastrian House），占地13,795平方尺，在往后的60多年间，中环一带是巴斯人的活跃地点，而他们因以白布缠头，故在本地有「白头摩啰」之称。琐罗亚斯德楼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售，至1931年，巴斯人才于铜锣湾礼顿道的现址重建为两层高、华人俗称「白头教堂」的Zoroastrian Building，至1970年又加建至三层，1993年才拆卸并重建为现在的善乐施大厦。

善于营商的巴斯人，在香港开埠初期是一股人数少却又举足轻重的「势力」。不少早期的香港建设，也有他们的一席位。例如巴斯商人Heejebhoy Rustomjee，早于1841年6月香港第一次土地拍卖会中就竞投土地，并买下了海滨地皮10号（位于毕打街和砵甸乍街之间的皇后大道北侧），是第一代推动中环发展人物。同期，Dadhabhoy Rustomjee投得10号地皮东面的海滨地皮5号（位于毕打街和皇后大道的东北角），并兴建了一栋三层高的房子。 1845年11月，中国首为到香港实地考察的官员钦差大臣爱新觉罗·耆英，因与英国相讨交还舟山的问题，需在香港寻找合适的住所，Dadhabhoy Rustomjee提供了这座房子供耆英和他的随从使用。这座建筑因此被命名为「耆英楼」。

除了投地发展地产，巴斯人在多个领域也有角色，如香港汇丰银行的其中两位创始人就是巴斯人；香港大学几乎是由摩地爵士单独资助的，他也是成立香港证券交易所、九龙木球会和香港赛马会的关键人物；香港首个过海渡轮服务，即天星小轮的前身九龙渡海小轮公司，也是由巴斯商人Dorabjee Naorojee Mithaiwala创立的；而生力啤酒厂的前身香港啤酒厂有限公司，则由律敦治家族创立。至于旭和道、碧荔道和摩地道等街道名，也是以在香港举足轻重的巴斯族商人命名，可见他们在早期香港社会的份量。此外，香港常见的用字Shroff（缴费处、税单编号），其实也是巴斯人的姓氏，原意为银钱兑换商、收帐员或银行业者的意思，而Shroff施罗孚家族在香港也是著名的慈善家族，其家族成员创立了母亲的抉择等慈善组织。

讲到慈善，巴斯人绝对是发财立品的「民族」。他们既善于经商，也乐善好施，亦表现出对英国宗主国的忠诚，其对香港社区的早期贡献之一是在动植物公园内建设亭子，于1864年8月开放给公众使用。他们亦曾在香港不同地点建造了五个「1887年维多利亚庆典喷泉」，每个都花费了1,000美元。但随岁月流逝和日久失修，它们都已消失了。此外，借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之际，主要的本地巴斯公司也为香港社区作慈善筹款，这些公司包括N.Mody and Co.、C.Pallenjee and Co.、Tata and Co.、EN Metha and Co.和Hormusjee Nowrojee Mody。 1910年，他们也在伊利近街的琐罗亚斯德楼以该教的仪式举行追悼会，以纪念爱德华七世驾崩。

对香港人来说，最耳熟能详的巴斯人，也许就是律敦治家族。 1949年，在湾仔的海军医院改建为专为肺结核患者服务的医院，并以其捐助人律敦治家族命名。

在香港落叶归根

在港的巴斯人人数虽少，但他们大部份也绝非过客，许多巴斯家族自香港开埠以来已在香港落地生根，视香港为家，对墓地的需求就是其中一个证明。

1852年，在紧邻跑马地殖民地坟场（即今天的香港坟场）南边，就设立了巴斯人专属的墓地，以及专为举办葬礼用的琐罗亚斯德教庙宇。 1858年8月，香港有了首次的巴斯人埋葬纪录；至1876年才开始有以家族为单位的墓葬纪录，当时被埋葬的，是一名叫Eduljee Sapoorjee Lawyer的女婴。

从墓葬纪录显示，在十九世纪，香港的巴斯族群以由印度离乡别井，单身来到香港的男子为主。巴斯族女性一般留在印度过着隐居生活。由于香港的巴斯男子没有携眷来港，有些道德原则比在印度时宽松很多（如在香港的巴斯人有出现族外通婚的情况，在印度是严禁的），而这亦曾在一段很长的时期中，香港的族群常被印度巴斯同乡批评。

不过，也有一些巴斯人把家人也带来香港定居，律敦治家族就是当中的表表者。 1892年，Hormusjee Ruttonjee，也就是现在律敦治家族的香港祖先，在香港居住了八年后，便把在印度的妻儿也接过来，当时他的儿子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只有12岁，却已经到了在父亲开办的公司中当学徒的年龄。

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的儿子邓律族治（Dhunjisha Jehangir Ruttonjee）更在香港树立了一个罕见的榜样，纵然他多年来是香港琐罗亚斯德教协会主席，但他从不摆出自己与任何宗教、种族有关联，而且他精通中、英文，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融入华人和英国入社区。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并非巴斯人，而是银行家郭赞和企业家裘槎（Noel Croucher）。他与加拿大借华人女子叶锦好结婚，叶有一个前段婚姻的女儿；邓和叶并没有孩子。

面对与印度的风俗不太一样的香港巴斯人，由印度请来香港当祭司的巴斯人也就需要入乡随俗，为有不同信仰的巴斯人送上祝福，同时也要祝福族外通婚的伴侣，亦要为去世的巴斯人进行土葬（传统上应为天葬，但在香港的环境并不容许）。

在善乐施大厦5楼的琐罗亚斯德教庙，是印度以外少数拥有全职祭司的庙宇，另外两名在伦敦和巴基斯坦。至于其他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通常由有其他全职工作的巴斯人兼职帮助履行祭司职责。由此可见，香港巴斯人口虽少，但在全球的巴斯族群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比如说，单是在2019年，世界琐罗亚斯德组织（The World Zoroastrian Organisation）所收到的全球捐款中，有一半来自香港。

这除了证明香港的巴斯人相当富有外，也可见他们是理财高手。 1993年重建为善乐施大厦的「白头教堂」，除了当教会的四层外，其余18层全部出租，令教会的租务收入大增，也有助贡献香港以外的巴斯社群。据一份在印度发行、专门为琐罗亚斯德教友而设的杂志《Parsiana》1993年8月号的报导，重建的念头在1988年萌生，但面对1997问题，再加上后来1989年六四事件，社群内曾有反对声音，不过最后仍排除万难重建，而在五楼神庙内的圣火，据说自1993件落成日燃点至今从未间断。

神庙不对非教徒开放，虽有拒人于千里外的感觉，但不少巴斯家族在香港居住了至少有四、五代人，比许多华裔港人的祖先还要更早与香港扯上关系，再加上这百年来他们善用财富为香港作出的贡献，也许我们更应该欣赏他们低调、不张扬的做事作风。

原文载于2022年7月1日《 铜锣湾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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