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悖論？ ——科學主義、科學的文化消費、科學的公共信任危機

霍金逝世，緬懷和讚頌的文章肯定會很多，不差我一份。我也不是要刻意唱反調（他的身殘志堅是對無數人的激勵；《時間簡史》我高中時愛不釋手；黑洞輻射理論雖然排不進當代理論物理中最重量級的行列，但畢竟也是很大的成就，而且若非身體的限制，他應該能在學術上走得更遠），但是在這些之外，我想不合時宜地提兩個一般不太見到談論的問題。

這兩個問題，我把它們都稱為“霍金悖論”，以便暗示二者背後的某種聯繫。第一個可以稱為“霍金的智識悖論”：為什麼以霍金為代表的當代著名科學家、無論智力與成就都卓爾不凡，卻往往在涉及廣義哲學問題時顯得非常淺薄無知，並且不自覺其無知、或至少不以這種無知為異。歷史上並非所有大科學家都如此，比如愛因斯坦對哲學有不淺的了解。但當代科學家流行的觀點是：哲學死了、科學淘汰了哲學、科學能夠回答一切傳統哲學問題。霍金本人在2010年的The Grand Design中說：

How can we understand the world in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How does the universe behave? What is the nature of reality? Where did all this come from? Did the universe need a creator? …

Traditionally these are questions for philosophy, but philosophy is dead. Philosophy has not kept up with modern developments in science, particularly physics. Scientists have become the bearers of the torch of discovery in our quest for knowledge.

當然，這些說法裡面有正確的、值得承認的部分（比如哲學思辨確實無法發現關於世界的描述性“知識”，這部分工作只能由科學來完成），但認為科學能夠解答一切哲學問題（包括社會、人生等方面的問題），這就是典型的外行言論（有一個內涵爭議很大的詞叫“科學主義”，有時被用來指稱這種觀念）。

比如，霍金關於“上帝不存在”的論證，在哲學從業者看來真是充滿最初級的錯誤；這不是說哲學家都認為“上帝存在”，恰恰相反，當代哲學的主流意見同樣是“上帝不存在”（包括我自己也是無神論者），只是哲學界知道要比較靠譜地論證這個結論，中間需要很多概念澄清、思想實驗、邏輯反推、論證版本修正、等等一系列工作，而霍金的版本，由於過於簡化和充滿漏洞（並且由於其巨大的影響力），反而給了有神論者更輕易攻擊的靶子（“看，你們無神論者只能做出邏輯這麼糟糕的論證”）。這個毛病，不但霍金，當代“新無神論四騎士”裡除了Daniel Dannett以外（他自己是個哲學家），別的個個如此。但霍金們自己又意識不到這一點。

類似的，霍金晚年提出的model-dependent realism，其實就是科學哲學裡早就說得爛熟的theory-laden observation、Quine thesis、等等的naive/vulgar version；對於這些命題如何理解、需要哪些限定條件，做過深入討論的科學哲學家，看到霍金的“新洞見”，一定會大搖其頭。

對於上面這些抱怨，有人可能會覺得是哲學工作者沒事找事：術業有專攻，科學家不了解哲學，有什麼了不起？哲學本來對社會的貢獻就沒有科學那麼大，學校教得少了，科研工作者了解得少了，有什麼關係？

但是其實是有很大關係的。這就涉及到我想說的第二個問題：“霍金的社會悖論”。過去幾十年，社會文化把霍金當作科學偶像來包裝、來推崇，也確實有很多人受霍金的激勵走上了科研道路。乍看起來，公眾對科學家、對科學充滿敬仰。但是反過來，我們其實可以注意到過去幾十年，科學在公共領域存在越來越嚴重的信任危機：轉基因食品安全不安全？核電安全不安全？疫苗安全不安全？全球變暖是真是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到底能信不能信？ ……諸如此類，往往在重大的科技政策問題上，科學家的主流意見和民眾的主流意見截然相反，或者至少民眾裡有一股足夠強大到左右相應公共政策的反科學“基本盤”。

科學在社會文化中的崇高包裝和消費，和科學在公共政策中遭遇的懷疑和阻力，二者之間是不是有一些聯繫？我覺得是有的，雖然並不能用這種聯繫解釋一切。社會文化包裝的明星科學家，往往是像霍金這樣的“孤膽英雄”，他的研究相比於科學平均態，是更基礎性的、理論性的、計算性的、不太依賴合作的；或者也有一些主持整個實驗室的科學家，這個實驗室的所有運作都是由其一人主導的，是對他/她的主要洞見的一絲不苟的實現（並且研究結論呈現在公眾面前是一種有整潔美的、無可爭議的形態）。但是這種理想化的包裝和想像，和現實的科學運作常常相反：當代科研，越來越多涉及跨學科合作，實驗範圍越來越大、成本越來越高，也越來越難以被其它實驗室重複（規模不夠大的實驗室無法承擔重複檢驗的成本、而重複檢驗本身也難以發表論文），此外隨著人類深入心理學、營養學、環境改造等（比起物理學等“經典學科”來說更難以控制和分離變量的）實踐領域，科研應用後果的不確定性也越來越高，而工業界、商業界的介入也越來越大。現實和理想的落差，在對明星科學家崇拜的同時，也製造著對實際科學從業者的不信任。

但是科學從業者又往往意識不到這種不信任（背後的某些合理性），意識不到科學主義的態度只會強化而不是中和這種不信任，也不理解為什麼我們需要從科學以外的視角去介入公眾。但科學以外的視角是什麼？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但這些視角下面掩藏的，歸根到底都是規範性的哲學問題，比如：科學主張的效力界限何在，如何理解知識的可錯性和相應的實踐風險，如何在認知不確定性下提供或衡量支持或拒絕某種主張的理由，科學主張的份量在民主決策與民主合法性中的地位，等等。

其實我們在討論這些問題時，往往不自覺地預設和運用著各種各樣的哲學前提。但因為當代的頂級科學家蔑視哲學、當代的社會文化推崇頂級科學家的觀點，對這些哲學的問題的反思就被很大程度上屏蔽在了關乎現實決策的過程之外，使得爭論的各方並不能給出真正有說服力的理由，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理由不具說服力、同時又能直覺地感覺到對方的理由缺乏說服力，因此愈發地對對方表示不理解、傲慢或憎恨，陷入一種死循環。

所以表面上看是兩個悖論，實際上二者又存在一定的聯繫。至於怎麼解決？我能想到的，不過一些紙上談兵，所以也就不獻醜了，只是想把我認為存在的問題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