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作为隐喻的建筑》:哲学是翻转形式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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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完柄谷行人的书总是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这本写于1979年的著作也不意外。在此时,柄谷虽然还未写作《移动的批判》、《世界史的结构》提出他著名的四种交换模式理论来解读世界资本化的过程,以及以康德的观点重新阅读、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重新提出新的左派主张试图解开国族/资本/国家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导致的问题。但阅毕此书,不难发现《作为隐喻的建筑》谈的主题虽不像《移动的批判》、《世界史的结构》那么庞杂,但依旧是对某个时期的思想、历史脉络进行很复杂、充满细节的反思。
书名中的「建筑」,并不是实际上的建筑。而是二十世纪在各个领域里纷纷兴起的形式主义风潮。这儿的「形式主义」定义比较宽松,主要是指各个领域开始出现想将自身学科、知识彻底体系化、形式化的作为。书中主要提到的分别是数学领域的数学家— — 希尔伯特、语言学领域的索绪尔、雅各布森,和最后以弗雷格、罗素为代表的逻辑实证论。
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在这里将索绪尔和雅各布森放入形式主义似乎颇有疑义,因为尽管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常常放在同一个脉络来谈,但「形式」与「结构」两词在两者主义中仍有细微但重要的不同。但柄谷在此书并没有进行讨论。也因此此书的某些环节可能是很具有争议的。显然地他认为自己在此书欲思考的问题和这两者的分别,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不论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本身都试图将「文本=建筑」的关系置入自己理论的主要思维中。而这种把文本视为封闭性的概念,正是柄谷想要批判的。
重新理解形式主义
「二十世纪的『形式主义』就从这些问题中浮现……形式主义的观点以任意的形式为优先,并且反过来将对象与意义是为形式的『解释』或『模型』……比如说他让语言成为只是语言的形式,而意义和对象只是伴随形式而来的东西。」
简而言之,形式主义认为通过对事物界定一定的形式,便可辨认事物之间共通的本质。并进一步认为形式、体系化后的知识所反映的「关系」确实存在于物体之中。这种想法最早可回朔到柏拉图对知识、真理所下的定义、想法,认为哲学应该追求的知识,是如同数学、几何学一般的真理,拥有永恒、普遍、必然的性质。并将追求这种知识的意志称其为:「追逐建筑的意志」。表达哲学家进行思索是为了建筑稳固、严谨、形式完美的知识体系之理念。但柄谷认为这正是形式主义所带来的危机,也就是伴随形式而来的隐喻:无矛盾的体系。他首先以数学观念上不具面积的「点」来说明:
「在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定义里,『点』不具有面积。不论在知觉或想像中,我们都无法经验到这样的『点』。换言之,这样的『点』是一种关系或功能,也就是『看不见的结构』。可是形式主义者并没有追问,如果『结构』存在,那么它是以什么方式存在?」
「点」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柄谷在这里的质疑是批判形式主义者在建立各种「形式」来处理事物关系时,刻意遗忘其建立的「形式」本身是源自一种假设的事实。也就是没有思考「结构」以何方式存在于真实的物之中。而直接将所假设的「形式」作为事物存在的确实性基础,在其之上建立屹立不摇的知识「建筑」。这样的「建筑」并非建筑,而是哲学家们对建筑所抱有的幻想与隐喻。以为假设是最稳固的地基,却没发现假设其实只是假设,底下的根基仍是空洞的。
形式主义者认为自己是透过结构、形式去辨认、发现原本就存在于事物之中的共同本质,但实际上应该是相反,是先认定事物之间可能存在怎样的关系,人才构思了「形式」、「结构」来帮助自己界定得更清楚。他举索绪尔之所以反对「符号是表达某种意义」的想法,是因为索绪尔认为「当一句话对『说话的主体』来说具有意义时,必然存在足以辨别该意义的形式」。但柄谷认为实际上的情形应该是相反:是因为「只有当一段语音具有『意义』时」,人们才开始注意并学会去辨认这段语音的「形式」。也就是说:
「只有在特定的目的性中,我们才能看见『结构』。」
意义其实是先于形式,而不是形式先于意义。人是在发现某些讯号可以产生、连结某些意义的时候,才开始为了这个「意义」去构思可以辨认的形式。让自己以后可以强化这个讯息的认识,而不会发生遗忘。而人是为了研究的目的才开始寻找、建构可以辨认的「形式」,并依据目的的不同来更改、调节自己原本假定的「结构」。
换言之,只要随着假设要探讨的目的并不相同,「结构」便可能发生改变。柄谷行人因此认为「结构」和这个词表面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他并不是封闭的,而是随时都是开放的。并如同德希达对语言的想法,认为语言的意思会随着语言的用途、脉络而发生变化、「延异」。 「结构」同样地也会因为用途、领域,而产生规模不一的「延异」,但形式主义者却遮蔽这件事情,固化形式的用途。让人以为「形式」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背后并没有目的。
「结构」是开放的,且常常处于动态。而非永恒、必然的寂静,这即便是在柏拉图所深信的极为严谨的数学领域也一样会发生。因为数学的发展其实和柏拉图对数学的想像有很大的差别。现在需多被认为是数学基础的法则,其实当初都被认为那并非「数学」。举例来说,柏拉图曾认为埃及当时为了现实建筑的需要,而耗费心力计算出来的圆周率并不是数学,因为对他而言,只有透过数学的公理系统演绎而来的原理、命题,才是数学。而直接在外物上测量、研究某个「关系」(圆周率)则是荒谬的。或者,虚数体系的诞生本身其实也违背当初数学原本给自己设下的公理,但随着人们要处理的事物越来越多,因此数学的系统也不得不变得越来越庞杂,而无法完整化为单一的系统。除此之外,1931年数学家哥德尔提出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更是透过数学证明一个包含初等算数的公理系统若是无矛盾的,那么必定存在至少一个其无法证明其为真或为假的命题。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逻辑系统注定能够处理所有的命题、事物。因为即便本身是个无矛盾的体系,永远也存在无法由这个系统来证伪的命题,而必须依靠其他的系统。这意味着彻底把一个领域的知识化为单一的公理系统的形式主义是注定失败的。而一个领域里的知识注定是由多中心体系的理论来互相合作。不会有单一中心的系统主导一切。因为有一些命题靠一个单一系统是无法证明真伪的。
尽管柄谷行人批评形式主义,但这并不表示「形式」并不重要。事实上,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免于形式化,因为「自然事物」的概念本身就是透过形式化产生的结果。关键在于,如何在我们所假设的「形式」、「结构」上思考,却又不被「形式」所困?柄谷认为方法无他,就是必须站在「形式」的「外部」思考形式自身与他所处理的命题。但问题来了,什么叫做形式的「外部」?
理性,是不拒绝对话
在柏拉图写的《美诺篇》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并没有教导学生什么,因为他所做的不过只是一直提问,让学生自然而然地想到如何证明一个几何原理。这则故事因而也被称为「教育的悖论」,他表明其实所有的知识似乎早已存在人的自身,只是人们遗忘了,不知如何回想起来,只有透过理性的反思去重新「回想」。但柄谷认为这则故事真正的意思并非如此。
「他真正主张的是,只有经由『对话』产生的命题是合乎理性的。拒绝对话的人,不论掌握了如何深远的真理,都是非理性的。」
柄谷认为理性,是不拒绝对话。而不论真理的证明是怎么写成的,总是内含「和他人一起追寻、探究」的精神。但话锋一转,他却突然问我们:苏格拉底和学生的「对话」,真的是和「他人」发生的对话吗?
这个他人,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外部」。要站在形式的「外部」思考形式自身,就代表必须站在与自己不同共识、立场的人身上思考自己的立场。但这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很容易以为站在与自己不同立场的人思考,是为了找到共识,并重新一起根据这个共识进行思考、探索。然而柄谷认为真正的对话不是找到共识,而是找到被共识遮蔽、压抑的差异。
苏格拉底在《美诺篇》里之所以什么都没有教,是因为两人都接受相同的前提、公理,并保证之后的发言都不会和这些前提、预设发生矛盾。于是之后的「对话」就像是一个逻辑、推论系统的「自我对话」。他所引发的推论早已皆蕴含在自身公理所预设的任何结论。而非与自己拥有不同共识、不同共通规则的「他者」所发生的对谈。假设今天与苏格拉底讨论的对象不是他的学生,而是一个小孩、外国人或是精神病患,那么事情将大不相同。且必定会因此产生相互的「教导— 学习」关系。而不会如《美诺篇》的结论一样,变成只是帮人「回想」而已。
《美诺篇》中透过「回想」得到的知识,与其说是帮人「回想」原本存在自己身上的知识,不如说是帮人「回想」自己想要他人说的话。这样的「回想」当然不会是什么教导,而是就如同柏拉图写作《美诺篇》的写法一样,是自己分饰两角所形成的同一文本中的「自我对话」。
要打破这种「自我对话」的困境,找到新的未被发现的想法与事物,只能暂时抛开无矛盾的原则。因为就如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所暗示的,任何一个系统只要是无矛盾的,那么就必定面临它得将一些可能为真但自己无法证明的命题给抛除在外,或假装遗忘。如此,就不可能产生新的交流。而与他人对话,正是为了要找到原本自己系统中无法想到、无法证伪的思想。因此对话必须发生在两者没有共同的前提上,对话才能发生真正的交流,并发生相互的教导。这和逻辑实证论者对语言沟通、交流的想法完全相反。更有意思的是,柄谷把柏拉图的「对话」拿来对比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对话」:
「精神分析和柏拉图的『对话』根本上终究是不同的。举例来说,佛洛伊德主张只有在移除患者对医师的移情作用后,治疗才算完成。但柏拉图的方法最终导向的却是情感(eros)的合一,而佛洛伊德则努力维持医师与患者之间的非对称关系。……柏拉图的『想起』是找出双方的『共同本质』,但佛洛伊德的方法正好相反,是让患者『想起』被那些『共同本质』或『对称关系』压抑并隐藏的事物。而压抑始终是将他者的他者性内在化,精神分析则旨在揭露那些被压抑的事物。」
精神分析与柄谷所想强调的对话,和一般我们对「对话」的想法可能极不一样。在这里,对话之所以需要并不是为了得到共识,而是为了反思共识刻意要去压抑的事物。
这种对「对话」的想法、理念如今看来十分有趣。众所周知,现今是个重视「对话」的年代。但或许正是因为过于重视对话,真正的对话反而不会发生。因为当我们只在意「对话」,反而就不会好好聆听,而是只想在对话中听见对自己来说是对的话,并随时准备「对话」。
与其说柄谷是想要提倡一种新的「对话」,于笔者而言,看到更多的,反而更像柄谷想要提倡的是一种对话之外的倾听。或者透过一种不是为了对话的交谈,来发掘、听见人们在一般对话中不敢拿出来谈论、对话的真实想法、感受。
对话:一边玩一边更改规则
「我并不是要为所有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东西,找出某种全体共通的东西。我要说的是,这种现象并没有一种共通的要素,可以让我们用同样的字词去描述所有的现象,相反地,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彼此关联。就因为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或是多重的关系,我们称呼他们为『语言』」 — — 维根斯坦《哲学研究》
后期维根斯坦的著作— — 《哲学研究》反映了他对自己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的批判。这中间沉默的时期,担任教导孩童的小学教师与参与建筑工作的经历大大地影响了他对语言的想法。并让他的《哲学研究》中反覆以「教导孩童」的例子来说明语言多变的现象。在这之中,他发现语言之所以是语言,正是因为人们在运用语言来进行沟通、理解时很少真正像被形式化后的逻辑、数学,是处在「共通规则」上进行的。绝大多数的沟通、理解都是建立在没有共同规则的交流、游戏中。甚至还「一边玩一边更改规则」。而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建立在相同的共识、法则上的想法,其实是人们长久以来私自假设的「神话」(就如同形式主义所假设的「形式」),并不真正地存在。只有在作为后设研究、学习外国语言时,才生产出的中介(文法)。而建筑— — 从来也不如柏拉图所设想的,是理型(Idea)的彻底实现。相反地,真正的建筑是一场充满沟通、说服、妥协的事件,箇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偶然。即便一开始就有设计图,兴建的过程中也必须不断因应环境、气候、客户喜好等外在因素经历修改,而这些都是和自己没有共同规则的「他者」。
这种想法也让人联想到一生都害怕「对话」的哲学家— — 德勒兹对「对话」的想法。在他和克莱尔.帕尔奈所著的《对话》中,他认为真正的对话是没有目的的交谈。而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筑一个体系,而是随时都在创造新颖的概念。
略和柄谷不同的是,柄谷的「对话」不是为了像解构主义,要去解构、解消形式主义所提出的「形式」、「结构」,进一步认为这些「结构」是无用的。而是为了让形式之下被同质化的事物能够获得发声。反思「形式」、「结构」被假设时所想达到却被隐藏、忽略的目的。并在这之外,重新寻找各自的目的。就像经过精神分析的治疗后,彼此离开、分别,各自寻找新的方向、新的更能发展自己的「形式」、「结构」。促进更新也更细的分化,然后寻找能让两者互相翻译彼此的中介。而不是永远试图寻找两者的合一。
「为什么哲学能存活这么久?」
这句话出自德希达的提问,不过柄谷行人把它视为整本书中和自己提出「在如今生命也已经被分子生物学可以彻底形式化的年代,让生命成为生命的,还能是什么?」的疑问有着同等价值的命题。并告诉我们,哲学之所以能存活这么久,正是因为它和拥有语言的生命一样,拥有着无法被形式化的部分。带领人们在自我与他者间无法被简单化约的差异、语言里进行「对话」,随时随地都在为自己创造新的概念,「一边玩还一边更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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