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三事件」五十六周年：被埋藏的政治难民史

作者：程伟恒（「在帝国边陲讲故事」作者）

转眼间， 「一二‧三事件」 （下称事件）已来到56周年。每年十二月份，澳门民间都会有大量关于此事的讨论，无疑为澳门最热门的历史事件。以笔者观察，最多人关心的重点便是此事为何发生。

这个问题笔者无法回答，但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一定有很多面向可以探讨，例如因事件而离开澳门的「难民」。

联合国一九五四年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公约中清楚列明对难民定义，即：

 「具有正当理由而畏惧，会因为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身分或政治见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国之外，由于其畏惧，不愿接受其本国保护的任何人。」

联合国对于难民的定义，直白说就是出于政治原因离开国家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事件发生后，澳门有不少人因为政治原因，纷纷逃出澳门，这批人可说是联合国定义下的难民。这批难民的故事一直鲜有被人提起，我想借56周年这个机会说说他们的故事。

以下，我会将这批难民分成两类简述，一是确实受到政治原因而离开的人；另一是没有明确证据，很可能出于内心恐惧而离开的人。

「反共义士」们

关于事件的详细经过，本文就不再详述，简单说因一场学校违规扩建事件引发一场大型民众抗议事件，殖民政府起初强硬镇压，结果令事件升级为「反葡抗殖」运动，最终殖民政府在多方压力下，签署多份答应示威者要求的文件而落幕。

其中有两份文件都有禁止国民党在澳门活动的条文，甚至清清楚楚列明必须驱逐陈祖、冯汉树、容海襟、邓晴隆、黄兆鸿、黎义海、郑逸雄、马景泉等八人出澳门，并解散他们所属的组织。过往几乎没人关心他们的去向，可能想说走了便走了，但他们明显属于「政治难民」，若从他们的角度去想，更是事件中受害者。

根据笔者从台湾找到的档案，发现一封黄兆鸿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写给台湾政府的信。信中黄表示澳门警方约了亲国民党澳门组织负责人开会，但只有他与容海襟、邓晴隆三人出席，其他人早已逃离澳门。会后，容也漏夜逃往香港，此时亲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基本上只剩黄与邓。

此外，黄在信中提到当时情势「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同志们「已呈心怯气馁之象」，各人被各种不利传闻吓怕，纷纷自行离开澳门以策安全。可以说，根本不用等到澳门政府出手驱逐，名单上的人早已树倒猢狲散。

按笔者可以找到的资料，这八人有些去了香港，有些去了台湾。有趣的是，这八名被中共视为恶贯满盈的「蒋帮」，去了台湾便成了「反共义士」。例如邓晴隆到了台湾后，被迎为上宾，台湾政府更召开了一场座谈会，颁发「忠贞爱国」奖章予他，褒扬其反共精神。这样的局面，犹如一种平行时空。

消声的难民

除了上述亲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因政治原因而惧怕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选择离开澳门外，其实还有非常多人在同一时期离开澳门。

据《中央日报》（台湾官方喉舌）一篇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的报导显示，有高达400多名澳门华人逃到香港。虽不知《中央日报》从何得来统计数字，甚至有理由相信此数字被夸大（营造澳门危城形象），但当时确实有不少人被事件吓怕，选择离开澳门。

当时台湾政府可能出于政治原因，成立「澳门侨胞回台接待安置专案小组」，预计接运3,000人到台湾，小组专门负责安置他们。笔者相当肯定台湾政府的决定并非出于人道原因，因为当时港澳有大批从中国逃来的难民，这批难民有不少希望转到台湾生活，但台湾政府总是在入境手续上刁难他们，以至只有极少数难民成功到达台湾。

无论如何，台湾政府愿意开放接济一批人到台湾，吸引了一批人选择到台湾生活。毫无疑问，台湾方面都宣称他们因政治原因而选择到台生活，但他们实际的心声又如何呢？李巧宁在其硕士论文，访问一批被台湾政府安置于现属桃园市的澳门难民，让我们可以得知当时这批人离澳的原因。

李的访问中，有不少访问者原本就因为政治（如原国民党部属）、经济等原因从中国逃到澳门，换言之他们起初皆为中国难民，再慢慢在澳门落地生根；也有受访者是国民党员或亲近国民党的人。

前者本来就多多少少不满中共才逃到澳门，所以当中共可能「来临」澳门时，唤起他们不愉快记忆，因此选择再次离开家园，移民他乡。后者不用多说，为事件中被针对的群体，「走」似乎是他们眼中唯一选项。

空穴来风？

无论是邓晴隆等八人，还是逃到台湾的平民，他们对于「一二‧三事件」与主流论述有很不一样的感受。主流华文界普遍对事件持正面看法，认为澳门长久以来受到葡国殖民压迫，此事是澳门华人对压迫的回应，并成功改善华人的社会处境。笔者无意就事件起因或其带来的影响展开讨论，但上述说法肯定不会被难民认同。

对于难民来说，事件如同一场恶梦，李巧宁的受访者更形容事件为一场「暴动」。难民与现今论述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一大原因与他们在当时处境有关。当时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氛围，中共好像要「军临」澳门，清算敌人（如国民党员、前地主等）。

依笔者能找到的资料，没有证据（史料）显示中共真的打算清算或加害澳门国民党人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但他们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事件发生后，澳葡政府把七名正在服刑的国民党特务移交中共，再加上程一鸣（国民党在澳门情治高层）此前携带大量情报叛逃，都加深人们对自身安危的恐惧。

结语

最后，我借本文所说的难民故事，只想告诉大家一件事，「一二‧三事件」还有太多我们没有触及，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大部份的事可能永远没有机会探讨（欠史料），但总有不少是我们可以解答，可以探讨。

唯有多方面、多角求讨论事件，我们才能最贴近事件的全貌。

#文章篇数：1️⃣4️⃣8️⃣

*本文亦同时刊登于新一期《论尽媒体》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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