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摘要

核心概念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Marx 2001[1851]: 8-9)

马克思以此概念来分析法国1848年初二月革命至1851年末路易．波拿巴复辟的过程，认为是由于各阶级受限于各自的利益导向与生存条件互相倾轧，再加上法国在封建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因应统治需求扩张的庞大官僚行政体系被路易．波拿巴所掌握，方才导致了进步的革命成果无法固守，让路易．波拿巴得以召唤帝制的亡灵。

推论过程

（一）二月时期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而言是个意外事件，原先目标为选举改革，但冲突越发激烈，反倒促成了共和国的诞生(Marx 2001[1851]: 15)。无产阶级错误的认定这已是胜利，忽视了旧社会力量的恐慌与集结，最终无法以六月起义阻止资产阶级共和派所开设的国民议会，无产阶级自此丧失了领导革命的能力(Marx 2001[1851]: 15-16)。此事件揭示了问题的重点并不是在共和制或君主制，而是资产阶级对于其他阶级的专制统治，共和国只不过是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变革形式与秩序罢了(Marx 2001[1851]: 17-18)。

（二）共和国成立（制宪国民议会时期）

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治结果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但这只不过是旧宪章的共和版本，尝试将个人自由与（资产阶级的）公共安全协调起来(Marx 2001[1851]: 21-22)。但是，此宪法的问题在于立法议会与总统的矛盾：国民议会必须使用宪法来排除总统，但总统若要排除国民议会却只有违背宪法一途。这是一种对于宪法权力的赌博，国民议会始终在政治舞台上，但是总统却可以隐居起来，宪法所规范的人民直选方式让其成为王权、神权的体现者(Marx 2001[1851]: 22-24)。

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具体结果是1848年12月10日时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Marx 2001[1851]: 26-27)。而在六月起义时正统派（地主）以及奥尔良派（金融资本家与工业家）所联合起来形成的秩序党成为代替路易．波拿巴本人行动的力量，并且让路易．波拿巴开始学会利用人民、运用武力来反对、贬低国民议会(Marx 2001[1851]: 27-31)。

（三）立宪共和国（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路易．波拿巴组成了秩序党的内阁，而国民议会里最大的反对党为山岳党（社会民主派）(Marx 2001[1851]: 34-35)。不过，正统派与奥尔良派终究有其各自不同的物质条件与社会关系，本质上为地产与资本的竞争与矛盾，因此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倾轧不休。只有在共和制的国家形式下两者才能作为结合起来的资产阶级来和其他阶级对立，但是共和制也导致他们必须直接面对来自其他阶级的斗争(Marx 2001[1851]: 36-38)。

至于山岳党背后的支持者为小资产阶级与工人的联合，由于两者的互相妥协而仅将调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作为目标，失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色彩。这样的妥协导致了山岳党的政治判断产生错乱，在应当运用议会权力时选择了号召武力，反倒在应当运用武力的街头天真的使用议会式的行动，最终导致了彻底的失败(Marx 2001[1851]: 39-43)。

秩序党将山岳党成员交付法院审判后，却又执行了宪法应服从国民议会多数决的原则，这样的矛盾贬损了议会的不可侵犯性，提升了总统的地位。同时，山岳党的失败让路易．波拿巴以一种无关者的姿态接收了这场胜利(Marx 2001[1851]: 43-44)。另外，路易．波拿巴就任总统后违宪将国民自卫军与正规军的领导权一并交付于最高军事统帅，致使资产阶级在往后对抗军队的力量就这样被自己销毁(Marx 2001[1851]: 45-46)。而国民议会于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休会，使得秩序党在此又分裂为各自的小集团争吵起来，让国民为之哗然(Marx 2001[1851]: 47)。

在国民议会复会后，路易．波拿巴解散了议会制内阁，使秩序党丧失了掌握行政权的能力(Marx 2001[1851]: 47-49)。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与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紧密联系着的，需要在其中安插人口以及从国家薪俸里获益，但是在政治利益上资产阶级又必须削减国家机器来应对社会舆论，这就造成了议会权力弱化，同时行政权日益膨胀(Marx 2001[1851]: 49)。秩序党最终只能将反对派的一切归纳成社会主义，这样推论下去使得议会制度也应当被指责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变得像其他阶级一样毫无价值，但唯有如此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Marx 2001[1851]: 52-54)。

社会民主派在1850年3月10日的补选全数当选，路易．波拿巴面对此局面又退缩到秩序党背后，这使得社会民主派误判形势，以为已经取得胜利，便将革命的精力与国民的舆论力量消耗在议会中的空洞议论里，反倒维护起宪制的秩序(Marx 2001[1851]: 56-57)。 5月31日资产阶级发动了法律修正，将总统选举从人民手里暗中转移到国民议会，借此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Marx 2001[1851]: 58)。

路易．波拿巴在先前议会休会时四处巡游，组成了十二月十日会（慈善会）让其扮演支持自己的力量，就此成为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Marx 2001[1851]: 60-63)。与此同时，他尝试收买军队，让军队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路易．波拿巴在免除陆军部长职务后向国民议会报告，以此缓和冲突、维护秩序，议会对此无法动弹，害怕重新引发革命、影响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只能针对微不足道的问题争吵，而无法针对行政权斗争(Marx 2001[1851]: 64-68)。

时机逐渐成熟，路易．波拿巴尝试把军权与议会切割开来，而秩序党面对愿意听从国民议会指挥的军队却软弱到仅想用政治手段调解争议，把军权完全的让给了总统，资产阶级丧失了他的统治力量，议会制内阁至此名存实亡(Marx 2001[1851]: 70-73)。此后，路易．波拿巴透过不断变换内阁的方式扰动国民议会，秩序党内部一方面困于各自小集团的利己争斗，另一方面则幻想着单靠议会谴责的力量制衡行政权，使得路易．波拿巴的行政权更为集中稳固(Marx 2001[1851]: 74-76)。

最终，秩序党不得不尝试与山岳党、共和派联手，但路易．波拿巴派的修宪提案激化了秩序党内部两个派别的矛盾(Marx 2001[1851]: 78-83)。而受制于四分之三多数决的修宪规定，国民议会否决了宪法修正案，延长了总统的掌权期限。秩序党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退出政治舞台(Marx 2001[1851]: 84-85)。而工业资产阶级正面临过度生产所造成的商业危机，再也无法忍受国民议会的各种无意义的互相倾轧，这使得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成为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在反覆以政变要胁国民议会后，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成功复辟(Marx 2001[1851]: 86-96)。

（四）结论

路易．波拿巴所代表的小农阶级像是一袋马铃薯，彼此之间并无互相交往，虽然处境的接近使小农们是一个自在（in itself）的阶级，但是他们除了地域性的联系之外便无任何共同连结的关系，不是一个自为（for itself）阶级。这使得在庞杂国家机器的压榨下，小农阶级只会寻求一个集中、强大的行政权力，期待这个强人来维护、保守他们既有的社会条件(Marx 2001[1851]: 103-106)。路易．波拿巴藉由不发达的、零碎土地所抱持的「拿破仑概念」成功登顶，而他尝试讨好所有阶级、挖东墙补西墙的混乱施政与财政状况，使得资产阶级经济彻底失序，陷入实质上的无政府状态(Marx 2001[1851]: 113-116)。相较于他所欲扮演的一切阶级的大家长，确实是最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