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無奈”的俄羅斯與“活該”的烏克蘭：地緣政治的知識霸權

一 本文的背景和目的

根據媒體報導，俄羅斯於2月24日對烏克蘭採取了軍事行動。此前，克里姆林宮剛剛承認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這一系列干預行動是2014以來俄烏衝突的延伸。對此，俄羅斯聲稱，北約的多次東擴和在其鄰國部署軍事設施的行為嚴重威脅俄羅斯的戰略安全。儘管俄羅斯堅稱其採取的是“特別軍事行動”，但其派遣軍隊進入獨立的主權國家烏克蘭，顯然是一種發動入侵的帝國主義行徑。

目前這一沖突的結果尚未明朗。有網友指出，簡中互聯網的信息較為混亂，由衝突雙方提供的信息可能服務於政治目的。我們在當前網絡輿論中，則可以看到一系列流行論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是“被逼無奈”的決定；烏克蘭的親西方政府冒犯了俄羅斯，是自作自受；烏克蘭政客沒有認清自己的國家處境並製定正確的國家戰略，等等。許多國內媒體、博主、“專家”（甚至專業的大學教授），也開始供應相關的觀點。這些論點不僅是特定政治立場的產物，從慣常的國際政治學觀點來看似乎也頗具合理性。

本文的任務正在於將一些習以為常的地緣政治論斷“問題化”。無論是“選邊站”的立場論述，抑或“理性”的“現實主義”分析，這些地緣政治知識的前提是什麼？它們又是如何被正當化、自然化（naturalized）的？這些論述及其前提是政治上合理、乃至政治中立的嗎？對於小國的所謂“政策自覺”的語言規訓，折射出怎樣一種全球秩序想像？

我們不謀求對具體國際事務進行經驗分析，僅試圖提供一個關於“如何理解國際爭端”的視角，以批判性地看待有關地緣政治的大眾知識生產。我們認為，戰爭（除了其中具有反侵略、反殖民性質的部分）不僅在客觀上是人道主義災難，還是被人為策劃的、服務於社會特權集團利益的集體暴力。現有的地緣政治知識生產的預設和邏輯，仍然將強化全球性的、國家之間或一國之內的政治不平等。

二 常見的國際衝突論述

目前的大眾論述中，至少包括兩種並不完全互斥的話語。首先是反戰人道主義，認為無論戰爭的理由、目的、結果為何，民眾都會受苦。這種對戰爭後果的經驗性判斷和對民眾的同情是無疑是合理的，但它要么跳過了對戰爭和衝突的分析，從而可能錯失對戰爭的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的洞察；要么不得不將這種處境自然化，如政治精英的野心、國家的“客觀”需求。因此，這種樸素的人道主義可能難以抵禦、或不得不向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第二種話語妥協。

第二種話語經常被各國政府、媒體和不同背景的普通人所採用。它宣稱，某大國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採取某種行動，即使這種“被迫”的回應或反擊將造成傷亡以及各種非正義的結果。這種話語在兩個層次上被自然化和正當化：

1）儘管在衝突中這個大國占據明顯的強勢地位，但它被假設是在與一個更加龐大、邪惡的勢力作鬥爭。於是，在局部它似乎是在向小國發揮支配性的權力，但在另一層面上它卻被認為是一個霸權的抵抗者。

2）更深層的邏輯是，大國有權力/權利在無政府主義的國際秩序中保障自己的利益、維護自己的勢力，因為最終這將保護該國公眾的利益。

基於對大國（綜合實力強勢、對周邊政治實體有一定影響力的政治實體）干預或入侵的這兩個自然化、正當化層次，一系列支持戰爭、批評反戰者的“天真”的說法就變得合理了。事實上，它們也經常被大國用於說服公眾、為戰爭行為提供道德理由/藉口。第2條在某種程度上更深刻地反映了“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政治哲學和文化想像，即公民通過讓渡權利、締結社會契約結成“國家”這個政治共同體，因而國家代表本國（而非外國）公民的利益。

三為什麼說這是帝國主義？

兩種正當化理由共同構成了一種“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及其修辭）的基礎。它是怎樣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呢？

1）“反霸權”的霸權及其修辭

儘管大國宣稱採取“必要”的（軍事）行動是為了保護民眾的利益，乃至反抗外國的壓迫，但那些同樣受到侵犯的國家和人民只被當作了工具，被剝奪了“說話”和自主行動的空間和資格。這種反抗外國壓迫勢力、保護本國安全的政治正當性，只在一國范圍內成立（參考上文第2條）。於是，所謂“反抗霸權”的二元觀點排除了現實情境中多元、多層次的霸權或國家間權力關係，僅僅“目光向上”關注大國的所謂“生存權”和“安全”。

它的另一個問題是，“安全”本身不僅是實體性的，也是修辭性的。在政治/道德正當性論述的傳播情境中，我們並不容易知道，這種正當性的限度是什麼。基於“反霸權”而施行的霸權主義如果具有直接的合理性，那就意味著在一個“多頭”的國際政治秩序中，任何擁有局部性、地區性霸權的國家，都將藉此輕易獲得乾預周邊國家內政的正當性。

一些人可能會質疑（根據上文第2條的政治假設），大國本來就只需為自己的民眾負責，而安全風險在一個叢林式的國際秩序中可能也是實際存在的，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指出，對國家（利益和代表性）的想像本身也是成問題的。

2）國家作為分析單位的政治意義

國家被作為一個基本的地緣政治分析單位。地緣政治的慣常想像是這樣的：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叢林社會，每一個國家作為一個整全的行為者而決策和行動。這不僅是對“國家”作為一種社會政治制度的觀念反映，也是對國家代表性的文化建構、假想方式。換而言之，國家的行為如同個人的行為；國家的利益是國民利益的體現，對於該國之內的社會和人民而言是政治中立的“公意”的體現。

這種想像把國家當成了鐵板一塊的、就其內部而言政治中立的製度實體和行動者。然而，國家內部包括不同的社會力量和具有不同利益的社會群體，其所宣稱的（一國之內）普世的政治權利/公民權並不能反映實際的在階級、性別、種族/族群等社會維度上的利益分配和平等程度，也不能掩蓋從屬地位的群體與上層統治精英的現實區隔。事實上，儘管政治科學主張國家具有一定的製度自主性，為不同利益的協商提供可能，但其基本語境仍然是：國家利益往往被統治精英扭曲，為自己的利益集團服務。對帝國主義來說，則是為它的統治集團所具有的跨國利益而服務。

在此，所謂小國“活該”論無非是承認了大國（帝國主義）有權干涉其他國家的自由自主，並且規勸這些弱小國家及其人民接受自己的從屬地位。這種話語進一步合理化了當前帝國主義多頭共治的壓迫性全球秩序，也泯滅了弱小國家和民族作出反抗的正當性和可能性（這並不意味著把烏克蘭當局的一切行為等同於這種反抗），實質上與各種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沆瀣一氣。

此外，這種地緣政治的大眾知識生產也受到應用、實用至上的相關專業知識的形塑。當代主流學術體制中的地緣政治、國際關係研究，相當程度上共享上述的國家（行為/利益）假設。儘管學術研究並沒有無視非國家行動者的影響，但這只是由於它們——例如政治精英、公眾——是政策和政治變動的影響因素。民族國家等強勢力量被置於分析的中心，這不只是由於這些機構有很強的影響力，還因為主流的知識生產主要依託大學、智庫機構，它們從國家、國際組織和跨國企業獲得資金，並為之服務。與此同時，這些知識也通過大眾傳媒來潛在或有意地影響公眾認知，強化人民與國家的意識形態綁定。於是，專業知識的生產需要對這些機構和控制它們的強勢集團是“有用”的，而不是對人民負責。

四 反帝論述如何可能？

上文已經探討了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如何將國家的利益、政策、意志（主要服務於其統治集團，並且被統治集團中的一小群精英所直接操縱）說成是“民族”、人民的普遍訴求和目的。綜上所述，為了創造反帝國主義的話語空間，我們需要注意帝國主義的兩個關鍵層面：

1）國際層面：帝國主義的決策本身的政治經濟動力是超越國界的。一方面以當前全球民族國家體係為基礎，另一方面國家決策本身的協商過程也受到（以諸帝國主義為中心的）地緣利益網絡所影響。

2）國內層面：帝國主義宣稱自己的對外干預是為了其人民的基本利益，然而這種被普遍化、自然化的“超階級”的國家利益本身就是一個神話。它往往有利於在該帝國主義體系中獲利的統治集團及其支持的政治精英，卻犧牲大多數社會從屬群體的利益，甚至以強迫或愛國主義感召的方式將平民送上戰場。

對戰爭的態度從來不只有兩個選項。我們不必僅滿足於堅持樸素的反戰立場，也質疑和拒絕所謂“理性”的、“現實主義”的、為戰爭提供正當化理由的各種政治論述。我們已經在理論上說明了後者的神話性質、其作為形形色色的國家主義（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的基礎和產物所發揮的意識形態作用。只有清理和反思現有地緣政治論述、以及這種論述之前提中的政治傾向，才可能發展一種反戰、反帝國主義、屬於人民和為了人民的地緣政治論述。

需要說明的是，我並不反對必要的、作為分析工具的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視角，但應該在反思其假設的基礎上運用這種視角，以避免將國家的利益和議程從分析範疇異化為分析目的。此外，帝國主義的干預手段不僅有軍事干預，還包括經濟制裁等。帝國主義參與的衝突可能不僅是其自主的野心使然，其與其他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合作、妥協也值得關注。但正如上文已經闡述的，這並不意味著為任何一種帝國主義行徑打開方便之門。

往期評論：

頭戴鎖銬的娜拉：徐州八孩女子與農村父權敘事（2022-2-22）

東方主義，多重“邊緣”與審美解放：回顧陳漫事件及其爭議（2021-12-22）

歡迎訂閱Matters賬號與微信公眾號「蜉蝣型幽靈」

ID：gh_ff416309254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