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教會要回到大公傳統？

十幾年前，我所在國內教會迫於政府壓力發生了一次大的震盪，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也引發我對大公傳統的沉思。

我所在的教會拒絕因著政府強力而被迫分散聚會，卻因著”山上之城“的異象，選擇一起聚會，哪怕被迫戶外敬拜。回想當時的情形，表面上堅守的是教會異象，但其實底卻是一種教會論在公共領域的沉思，再深一點，就是一股深沉的對大公傳統的身份追尋。

中國教會渴望大公傳統，因為那才是它最真實的身份，因為它就是從那裡來的。在某種層面，我毅然選擇去聖十字架神學院讀書也算是回應了這種對大公傳統的鄉愁與渴望。

中國教會要回到大公傳統，這是毋庸置疑的。就像孩子要回到母親的懷抱，浪子要回家一樣，它的身份認同始終在那裡，不在別處。就像摩西在埃及，摩西沒有因身在埃及皇宮而忘了自己以色列人的身份，甘心選擇做一個埃及人；照樣，中國教會在中國，不能因為在中國而忘了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淪為政權或某種愛國情緒的附屬品。中國教會應該在大公傳統裡找到它的身份，找到了就如同大樹立好了那不可動搖的根基，站得住。

中國教會有一種鄉愁，這種鄉愁是要飄到馬丁路德，約翰加爾文，還是要繼續往前飄，飄到哪裡才算，飄多廣才算。這個問題還未定論。

阻礙中國教會找尋大公傳統的兩塊絆腳石：“君士坦丁之後教會墮落論”和宗派門戶之見

如果馬丁路德，約翰加爾文所建立起來的教會能真正代表教會大公傳統，那麼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他們之前的教會在某個時刻全然墮落了。 “君士坦丁之後教會墮落說”正是為此而生的，它一方面鼓吹回到使徒教父時代[1]，另一方面可以理直氣壯地漠視君士坦丁之後到宗教改革之前的一切教會文獻（當然改教者推崇的教父除外）。

按筆者專文《 君士坦丁之後，教會墮落了嗎？ 》的觀點。君士坦丁之後的教會，沒有墮落，只是腐化了，並且教會還開出了三劑猛藥來抑制教會腐化：靈修傳統，教規和禮儀的形成。

如果君士坦丁之後，教會沒有墮落，那麼，我們對大公傳統的追尋就不能只停留在馬丁路德，約翰加爾文時代，或者跨越上千年的教會歷史，直接從改教時代跳躍到使徒教父時代（雖然筆者還是覺得我們對使徒教父時期的研究仍有限）。

我們應該把君士坦丁之後到改教時代的這段歷史給找回來，然而從什麼角度找？找多廣？大公傳統到底是指什麼？這些問題都需要一個一個解決，否則，面對如此長的時間跨度，如此廣的區域，如此海量的教會文獻，我們將不知所措，無從下手。

找尋大公傳統的另一個障礙是門戶之見，宗派之別，較為極端是信徒稱彼此的宗派為異端（我亦寫文《 新教是異端嗎？ 》駁斥這種輕易定人或宗派為異端的觀點，這裡不再詳述）。這種門戶之見導致有人以為我研究的文獻要么是東正教的私有物，或是景教的私有物，跟大公傳統沒什麼關係。這種門戶之見下產生的教會歷史觀往往是非黑即白，極度簡單化的，但真實的歷史往往要比這複雜不少。

比如，敘利亞教會與希臘教會真正彼此不相往來的時間是七世紀阿拉伯入侵之後，此前雖然有迦克墩會議，但希臘教會仍承認不少敘利亞的聖人，尤其是尼尼微的聖以撒，而敘利亞教會亦翻譯了不少希臘的哲學、神學和靈修文獻。

一次跟一位波士頓學院的耶穌會會士，我的導師之一交談，他說拉丁傳統和希臘傳統是密不可分的，跟敘利亞的可能更遠一點。我心里為之一震，知道他不會輕易這麼說的。可見，即使在君士坦丁之後的教會，無論他們操什麼語言，他們之間在政治、經濟和地理都允許的情況下，都是彼此有密切往來的，並且他們認可教父們做的貢獻，無論他來自哪裡，操什麼語言。這當然表明大公傳統不受限於一個特定的語言和地區。

在擯棄了”君士坦丁之後教會墮落說“和宗派門戶之見之後，我們對大公傳統的思路才見開朗。目前對中國教會而言，由於其源於西方，對西方傳統的研究和翻譯已經開始，並有不少學者研究（也免不了我們看待問題的角度都是西方的）；但對於筆者所研究的東方教會而言，都談不上開始，在學術上研究的人屈指可數，並且多是從哲學，非信徒的角度去看，景教也是敦煌和吐魯番學的附屬品。所以，無論在學術上，還是在重要性上，東方教會傳統都未受到中國教會的足夠重視。這也正是筆者開此網站，建立這些事工的原因。

那麼問題來了，何為大公傳統？中國教會又如何回到大公傳統呢？至少第一步是什麼呢？筆者將寫專文論述此問題，敬請期待。

[1] 其實君士坦丁之前的教會文獻是很有限的，一方面是因與猶太教混同，未獲太多識別度；另一方面是未得政權支持，出版和流傳極其有限。看看現今中國教會的出版狀況，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如此，我們對使徒教父著作的研究仍是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