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上海的這波疫情

關於共存與否這件事，上海和北京似乎一直有不同意見。

北京最早推行的網格化治理是長安坊市製度的延續，也貼合現代的北京城，其優越性在過去兩（千）年也展露無遺。然而伴隨而來的是推行過程中產生的反對聲音，以及對這些聲音的持續打壓，現在回頭看打壓總體是符合全國人民利益的，但閹割輿論的長期問題是缺乏制衡。吹膩了防疫政策的正確性之後，被閹割後的媒體把視野放在了對國外慘狀的幸災樂禍，營造了一種“人定勝天”的樂觀情緒。人們見不著真的病毒，全靠著媒體對國外的報導，新冠后遺症的段子也斷章取義地流於坊間，這都加深了人們對於當下政策是唯一正確選擇的信念。治國在於民心，攻心要么改變現狀，要么改變預期，新冠的業務水平和國際的複雜局勢都在改變，但這樣一邊倒的輿論環境有意無意給未來政策的靈活性設置了枷鎖。

從武漢時期開始，上海的防控效果就一直是全國標杆。上海敢任用被噴子圍攻的張文宏，並先於美國以近乎歐洲一半的售價簽約了bnt的mRNA疫苗（後來的輝瑞），這之中上海遵循其一貫的西學中用的傳統，保持著對國際的友好和樂觀態度，西方的共存理念也逐漸在這裡變得更加流行，上海在事實上也擔負起了製衡中國一邊倒的輿論的作用。在共存與否這個問題上上海也不單單是盲目模仿國外，可以說長期如果做不到共存，中國進出口岸會更為嚴格，對於定位國際化大都市的上海而言，開放性也是其根本需要。不過從去年夏天北京叫停bnt的mRNA疫苗開始，北京和上海就陷入到一種分歧當中。從數據來看，mRNA對病毒變異覆蓋更廣，效果也更好，是共存路徑上的必要一環，顯然我們是要有的。但疫苗的防控屬性已在事實上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的開關，是國際舞台上天然的政治工具，這就好像隔壁鄰居有口鍋，每天你家做飯都要藉，鄰居對天發誓每天都藉你，可你就是不敢惹他，因為沒有就是吃不上飯。在貿易戰爭餘波未蕩的今天，掙錢是小，籠絡人心是大，如果要繼續堅持特色主義，就必須自主生產。然而自己生產又遙遙無期。從這裡開始，上海就已經失去了對局勢的控制。這次奧米克隆爆發，上海政策轉變之突然，與之前的從容形成鮮明對比。轉身的動作可以用粗暴來形容，無論轉移過程有多少摩擦，多少人呼籲自己沒事可以居家隔離，政策依然是一刀切，不免讓人猜測受到了來自北京的巨大壓力。奧米克隆不是在中國形成的，其基本特性被揭露已經有四個多月，很難想像上海會沒有相關的政策儲備。但這次的粗糙操作讓人懷疑是決策層理念發生了逆轉，思路徹底換了一套—之前說好的砍柴，傢伙事都準備好了，突然改計劃釣魚，手裡什麼都沒有，就只能丟人了。

對每一個個體而言，出了事最容易批評的還是對政策的執行，在地方政府和傳染者之間做出選擇。這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作為“傳染源”的被傳染者本身就是弱勢的，病怏怏的被安置在層層防護的看護房裡，無法第一時間發聲，可以說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等病好了熱點已經過去。對某些過激的行為造成的死亡地方政府也是一種默許的態度，小聲呼籲，有時說都不說。因為本就承擔著幾乎不可能完成的指令，下面已經怨聲載道，這時再限制那下面可能就甩手不干了。本來就是看天吃飯的活兒，更不敢做出讓自己看起來有抵觸情緒的事情，畢竟在巨大的政治高壓之下，無能比抵觸更安全。而這類悲劇事件也只能靠著讓它發生-見報-中央選擇性回應-地方選擇性執行的反射弧進行處理。在巨大的信息處理壓力之外，這個集中化的決策鏈條也同樣會給中央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例如沒做核酸怎麼進醫院搶救急病這個情況全國范圍內出現很久了，直到最近才只在上海的本地政策報導說允許先救治，也不知落實怎樣，而其他地方政府更是未必有如此魄力。

這種社會自上而下的緊張感到底來自何處？早期新冠爆發政府被批評的是沒有做到有效的隔離和治療，和今天的過度隔離恰恰相反。這種緊張感絕不僅僅來自上層，更可能來源於我們的社會傳統。

活著這兩個字在中國人心裡很重，一到嘴邊黃土地裡百來代人的辛酸好像都在裡面。我們的傳統文化講究壽終正寢，很難承受非自然原因帶來的死亡。從歷史去看，人定勝天的高期待，對短上幾厘米的恐懼，與其說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選擇，不如說是中國人的一種個性。而經歷過黑死病，西班牙流感和理性主義洗禮的地中海文明所秉持的是另一種個性。疾病到來，他們更關注的不是它是不是新冠的名頭，而是具體這個變種帶來的負面效果，結合政策的正負面效果，做出最終選擇。可對我們這個民族而言，你說重症率降低4倍，死亡率降低10倍，都只是數字。聽到死亡率千分之一，人們的第一反應是“臥槽這個病還死人撒？”然後十四億人做個乘法，想像著死到自己頭上時帶來的可怕後果，殊不知感冒的死亡率也是千分之一。疫情折騰了幾週，重症到現在一例都沒有，但拿著這些數據我們連父母都說服不了，就更不要說群友了。然而我們並不是一個軟弱的民族，事實上我們在今天的政治選擇中也同樣承受著妻離子散，承受著因不堪責難引發的自殺，承受著醫院保安的見死不救，承受著個別大白的暴力執法和隔離過程中的物資短缺。同樣是小概率事件，我們這個民族似乎更善於接受這些而不是病毒。那麼問題來了，我們為什麼這麼害怕病毒呢？

疫病是中國歷朝皇帝的心病，處理不好似乎總會有大問題，但歷史上也從來沒聽說過癌症患者上升導致哪個政府下台的。或許比起病毒的致死性更讓我們害怕的是它的傳染性。中國是一個群體社會，年齡大了結不結婚不是自己的事情，買不買房買不買車也不是自己的事情，別人都在扒頭看著。這來自於幾千年的農耕文明傳統，同村人家長里短共同生活，外村流氓來了一起抄傢伙乾架。即便在今天，自己的閨蜜來訴苦，對錯都要哄，外人只是眼神不對，也可能大動干戈。拋開北上廣深，絕大部份中國仍然是一個家庭和一個家庭連接起來的小社會集合，而每個人在自己的圈子裡都有其對應的責任和義務。一個深圳打工仔被傳染了新冠可能不咋，周圍都是和他同齡的朋友，在這個語境裡害怕還顯得挺慫。可一個三口之家裡染上新冠的大人便會對孩子有深深的負疚感，萬一真有後遺症呢？而如果家裡有老人那就更是百身莫贖。新冠的傳染性觸到了中國傳統倫理的麻筋，這種從裡到外的破壞模式最讓中國人感到痛苦，國家的雷霆政策也是切實反映了中國的這種社會結構。如果管控可以完全解決問題，那麼自然是好的，但這一回奧米克隆像是跟我們這個民族開了一個玩笑：如果染上新冠像感冒一樣沒有什麼嚴重症狀，並且極易傳染，且長期存在，只是掛了個新冠的廠牌，我們又會作何選擇呢？

老祖宗留下來的傳統決定了我們無意識的應激反應，但應激反應沒有辦法幫助我們判斷一個過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在今天的現實中是否仍將奏效，因為這裡面有太多下意識的東西。但理性可以。疫苗研究的進度和國際環境的變化我們無法控制，但至少我們可以在宣傳上區分新冠和奧米克隆，為後面可能的轉向留出空間。

在共存這條路上，上海也許搶跑了，然後她發現連接著世界的上海，首先連接著中國。但這未必是件壞事，因為它反映了這片土地上上下下在之後的很多年都要持續面對的一些內在問題。生理的免疫力姑且有藥可尋，有人研究得出來，我們也一定研究得出來。可剛剛從農耕文明一個大跨步到現代社會的我們如果不能擺脫或恐懼或自滿的小農情緒，建立起一個良好的心理免疫系統，上海這座橋通往世界的橋也就走不通。到時候我們面臨的是更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