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的这波疫情
关于共存与否这件事，上海和北京似乎一直有不同意见。
北京最早推行的网格化治理是长安坊市制度的延续，也贴合现代的北京城，其优越性在过去两（千）年也展露无遗。然而伴随而来的是推行过程中产生的反对声音，以及对这些声音的持续打压，现在回头看打压总体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但阉割舆论的长期问题是缺乏制衡。吹腻了防疫政策的正确性之后，被阉割后的媒体把视野放在了对国外惨状的幸灾乐祸，营造了一种“人定胜天”的乐观情绪。人们见不着真的病毒，全靠着媒体对国外的报道，新冠后遗症的段子也断章取义地流于坊间，这都加深了人们对于当下政策是唯一正确选择的信念。治国在于民心，攻心要么改变现状，要么改变预期，新冠的业务水平和国际的复杂局势都在改变，但这样一边倒的舆论环境有意无意给未来政策的灵活性设置了枷锁。
从武汉时期开始，上海的防控效果就一直是全国标杆。上海敢任用被喷子围攻的张文宏，并先于美国以近乎欧洲一半的售价签约了bnt的mRNA疫苗（后来的辉瑞），这之中上海遵循其一贯的西学中用的传统，保持着对国际的友好和乐观态度，西方的共存理念也逐渐在这里变得更加流行，上海在事实上也担负起了制衡中国一边倒的舆论的作用。在共存与否这个问题上 上海也不单单是盲目模仿国外，可以说长期如果做不到共存，中国进出口岸会更为严格，对于定位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而言，开放性也是其根本需要。不过从去年夏天北京叫停bnt的mRNA疫苗开始，北京和上海就陷入到一种分歧当中。从数据来看，mRNA对病毒变异覆盖更广，效果也更好，是共存路径上的必要一环，显然我们是要有的。但疫苗的防控属性已在事实上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的开关，是国际舞台上天然的政治工具，这就好像隔壁邻居有口锅，每天你家做饭都要借，邻居对天发誓每天都借你，可你就是不敢惹他，因为没有就是吃不上饭。在贸易战争余波未荡的今天，挣钱是小，笼络人心是大，如果要继续坚持特色主义，就必须自主生产。然而自己生产又遥遥无期。从这里开始，上海就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这次奥米克隆爆发，上海政策转变之突然，与之前的从容形成鲜明对比。转身的动作可以用粗暴来形容，无论转移过程有多少摩擦，多少人呼吁自己没事可以居家隔离，政策依然是一刀切，不免让人猜测受到了来自北京的巨大压力。奥米克隆不是在中国形成的，其基本特性被揭露已经有四个多月，很难想象上海会没有相关的政策储备。但这次的粗糙操作让人怀疑是决策层理念发生了逆转，思路彻底换了一套—之前说好的砍柴，家伙事都准备好了，突然改计划钓鱼，手里什么都没有，就只能丢人了。
对每一个个体而言，出了事最容易批评的还是对政策的执行，在地方政府和传染者之间做出选择。这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作为“传染源”的被传染者本身就是弱势的，病怏怏的被安置在层层防护的看护房里，无法第一时间发声，可以说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病好了热点已经过去。对某些过激的行为造成的死亡地方政府也是一种默许的态度，小声呼吁，有时说都不说。因为本就承担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指令，下面已经怨声载道，这时再限制那下面可能就甩手不干了。本来就是看天吃饭的活儿，更不敢做出让自己看起来有抵触情绪的事情，毕竟在巨大的政治高压之下，无能比抵触更安全。而这类悲剧事件也只能靠着 让它发生-见报-中央选择性回应-地方选择性执行 的反射弧进行处理。在巨大的信息处理压力之外，这个集中化的决策链条也同样会给中央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例如没做核酸怎么进医院抢救急病这个情况全国范围内出现很久了，直到最近才只在上海的本地政策报道说允许先救治，也不知落实怎样，而其他地方政府更是未必有如此魄力。
这种社会自上而下的紧张感到底来自何处？早期新冠爆发政府被批评的是没有做到有效的隔离和治疗，和今天的过度隔离恰恰相反。这种紧张感绝不仅仅来自上层，更可能来源于我们的社会传统。
活着这两个字在中国人心里很重，一到嘴边黄土地里百来代人的辛酸好像都在里面。我们的传统文化讲究寿终正寝，很难承受非自然原因带来的死亡。从历史去看，人定胜天的高期待，对短上几厘米的恐惧，与其说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选择，不如说是中国人的一种个性。而经历过黑死病，西班牙流感和理性主义洗礼的地中海文明所秉持的是另一种个性。疾病到来，他们更关注的不是它是不是新冠的名头，而是具体这个变种带来的负面效果，结合政策的正负面效果，做出最终选择。可对我们这个民族而言，你说重症率降低4倍，死亡率降低10倍，都只是数字。听到死亡率千分之一，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卧槽这个病还死人撒？”然后十四亿人做个乘法，想象着死到自己头上时带来的可怕后果，殊不知感冒的死亡率也是千分之一。疫情折腾了几周，重症到现在一例都没有，但拿着这些数据我们连父母都说服不了，就更不要说群友了。然而我们并不是一个软弱的民族，事实上我们在今天的政治选择中也同样承受着妻离子散，承受着因不堪责难引发的自杀，承受着医院保安的见死不救，承受着个别大白的暴力执法和隔离过程中的物资短缺。同样是小概率事件，我们这个民族似乎更善于接受这些而不是病毒。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害怕病毒呢？
疫病是中国历朝皇帝的心病，处理不好似乎总会有大问题，但历史上也从来没听说过癌症患者上升导致哪个政府下台的。或许比起病毒的致死性更让我们害怕的是它的传染性。中国是一个群体社会，年龄大了结不结婚不是自己的事情，买不买房买不买车也不是自己的事情，别人都在扒头看着。这来自于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同村人家长里短共同生活，外村流氓来了一起抄家伙干架。即便在今天，自己的闺蜜来诉苦，对错都要哄，外人只是眼神不对，也可能大动干戈。抛开北上广深，绝大部份中国仍然是一个家庭和一个家庭连接起来的小社会集合，而每个人在自己的圈子里都有其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一个深圳打工仔被传染了新冠可能不咋，周围都是和他同龄的朋友，在这个语境里害怕还显得挺怂。可一个三口之家里染上新冠的大人便会对孩子有深深的负疚感，万一真有后遗症呢？而如果家里有老人那就更是百身莫赎。新冠的传染性触到了中国传统伦理的麻筋，这种从里到外的破坏模式最让中国人感到痛苦，国家的雷霆政策也是切实反映了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如果管控可以完全解决问题，那么自然是好的，但这一回奥米克隆像是跟我们这个民族开了一个玩笑：如果染上新冠像感冒一样没有什么严重症状，并且极易传染，且长期存在，只是挂了个新冠的厂牌，我们又会作何选择呢？
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决定了我们无意识的应激反应，但应激反应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判断一个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在今天的现实中是否仍将奏效，因为这里面有太多下意识的东西。但理性可以。疫苗研究的进度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我们无法控制，但至少我们可以在宣传上区分新冠和奥米克隆，为后面可能的转向留出空间。
在共存这条路上，上海也许抢跑了，然后她发现连接着世界的上海，首先连接着中国。但这未必是件坏事，因为它反映了这片土地上上下下在之后的很多年都要持续面对的一些内在问题。生理的免疫力姑且有药可寻，有人研究得出来，我们也一定研究得出来。可刚刚从农耕文明一个大跨步到现代社会的我们如果不能摆脱或恐惧或自满的小农情绪，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心理免疫系统，上海这座桥通往世界的桥也就走不通。到时候我们面临的是更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