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4月23日读到何清涟先生的上报专栏文章，才得知今年三月，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在上海被中共国安部门秘密抓捕了。

富察本名李延贺，1971年出生于东北辽宁，拥有中文博士学位，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后与台湾人结婚生子，在台定居多年。 2009年在台湾成立八旗文化出版社，为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旗下的品牌，富察并于2013年领取我国居留证。

据透露，富察已经取得台湾身分证，政府将其当成台湾人被中共抓捕看待。不过依现行规定，中国籍人士取得我国身分证后，须在三个月内注销对岸「户籍」，亦即当事人须回去中国原籍办理除户，再持相关证明文件返台，完成除户手续后，才算完成程序。

在疫情期间，有2千多个申请案已拿到台湾身分证，却因疫情没办法回去注销原籍，台湾政府通融以「特殊理由」同意可延期完成。解封后，许多人回去中国完成除户程序，富察是其中之一，今年3月他回去上海办理除户，遭中共国安单位秘密拘捕。

官员表示，富察被中共国安单位带走原因，乃因八旗文化近年出版了许多违背中共史观，以及与中共意识型态相左的书籍，中共官方将多本八旗文化出版的书籍列入禁书查禁，不让中国人民接触。

据举例，譬如八旗文化出过《新疆—被中共支配的70年》，探讨新疆地位及种族文化灭绝，让北京当局非常不开心，也出版多本介绍「满州国」真实历史、文化的著作，内容均与中共宣传史观不同，也出版探讨台湾国家定位、红色渗透的书籍。

4月26日在微信视频号看到国台办回应记者提问说：富察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接受国家安全机关调查。看到底下大陆网民的喊打喊杀的回复，有些悲哀有些愤怒。他们了解富察究竟做了什么吗？

富察在上海遭中共秘密拘捕官员：政府视为台湾人被抓案件处理

自由时报〔记者陈钰馥／台北报导〕来台定居多年、具满族血统的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李延贺，今年3月回中国上海探亲后，遭中共国安单位秘密拘捕。据透露，富察已经取得台湾身分证，现为我国国民，返中是为办理注销中国「户籍」，因八旗文化出版许多与中共史观和意识型态相左的书籍，引发北京当局不满，富察人在上海已被带走，政府看待此案视为台湾人遭中共抓捕处理。

富察本名李延贺，1971年出生于东北辽宁，拥有中文博士学位，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后与台湾人结婚生子，在台定居多年。 2009年在台湾成立八旗文化出版社，为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旗下的品牌，富察并于2013年领取我国居留证。

据透露，富察已经取得台湾身分证，政府将其当成台湾人被中共抓捕看待。不过依现行规定，中国籍人士取得我国身分证后，须在三个月内注销对岸「户籍」，亦即当事人须回去中国原籍办理除户，再持相关证明文件返台，完成除户手续后，才算完成程序。

在疫情期间，有2千多个申请案已拿到台湾身分证，却因疫情没办法回去注销原籍，台湾政府通融以「特殊理由」同意可延期完成。解封后，许多人回去中国完成除户程序，富察是其中之一，今年3月他回去上海办理除户，遭中共国安单位秘密拘捕。

官员表示，富察被中共国安单位带走原因，乃因八旗文化近年出版了许多违背中共史观，以及与中共意识型态相左的书籍，中共官方将多本八旗文化出版的书籍列入禁书查禁，不让中国人民接触。

据举例，譬如八旗文化出过《新疆—被中共支配的70年》，探讨新疆地位及种族文化灭绝，让北京当局非常不开心，也出版多本介绍「满州国」真实历史、文化的著作，内容均与中共宣传史观不同，也出版探讨台湾国家定位、红色渗透的书籍。

「中共将手伸到台湾的出版业！」他强调，中国很早就开始打压香港出版业，香港晨钟书局总编辑姚文田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去中国就被逮捕，随便安一个罪名关了十年，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亦是如此。富察被抓一事，意谓着台湾人以后出版著作、在报纸、网路发表文章，都有可能因言入罪，即便不是作者，只是出版业者，去中国都有可能出事。

据分析，富察上次回去中国是2020年6月，认为这次回去不会有事，没想到却被抓走。富察算我国国民，但对中国而言，富察未完成除户，中共根本不管你是台湾人或中国人，一律视为中国人办你，跟富察有无台湾籍没有直接关系，像李明哲、李孟居都是台湾人，一样被中共判刑囚禁。至于李勘对富察的指控，完全是个人无证据的推论。

八旗文化出版社23日发声明表示，「未来，我们将秉持着传播知识的立场，正常维持出版的相关计画持续出版好书，这点请大家放心并继续支持我们。相信待人宽容而充满出版热情的富察，一定能很快的再继续与大家分享他对于知识的热情，并且也会在各个讲座场合，再次听到他热切的与大家谈论知识以及爽朗的笑声。我们等待富察平安归来」。

何清涟专栏：岂有文章倾社稷闻出版人富察中国被捕有感

何清涟2023年04月22日07:00:00

一周前就有朋友告知：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先生（又名李延贺）清明回大陆为其亡父扫墓被「留置」，不能返回台湾家中。未来是否会被正式逮捕，谁也不清楚。尊重其家人的意愿，朋友间虽然广为流传这条令人郁闷焦急的消息，但谁也不想挑破。直至4月20日，不少媒体登了这条消息，尤其是李戡（台湾李敖家公子）指名道姓谈了与我有涉的「事实」，我决定写篇文章，以正视听。

「小八旗」出了位大视野的掌舵者

这些天我反覆在想，富察的被捕是否与出版我那本《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有关？因为距离出版之时已有四年，期间富察亦回过大陆，希望不是完全因为我那本书。但从八旗出版的所有书来看，惹祸之由少不了这本书。所有媒体消息都谈及：富察在台创立八旗文化逾十年，曾出版《红色渗透》、《重返天安门》、《被隐藏的中国》、《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人民解放军的真相》等书。今年二月台北国际书展，发表日本学者新著《新疆》。

看了这个书单，会以为八旗文化出版社的导向是偏政治化，而且是偏向批判中国现状的政治，但其实这只是规模不大的「小八旗」出版者的大视野的部分成绩。这家出版社出过的好书不计其数，比如谈美国社会衰变的《西方的自杀》、《国父的真相》，前苏联崩溃前后的《列宁的坟场》、中国历史的《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尤其是多达21卷的《兴亡的世界史》，以八旗规模之小，甘冒市场风险出版，如果不是出版者独具慧眼，基本不会考虑。我曾在脸书上写过，在中国，最好的出版社曾经是三联书店，最「自由化」的鼎盛时期是1990年代，出版的好书数量上也无法与八旗相比。

在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或者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那些向往自由民主的人士眼中，这些书标识的是出版者的眼界与专业精神。我由衷地认为，富察是个非常优秀的出版专家。如今专家可以自封的年代，「专家」的份量已经变得轻飘飘的。但我很少这样评价过他人，在我眼中，出版专家与合格的媒体专家应该具备两大基本素质：

一、眼界与文化包容性。包容二字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太难。如今的媒体，遑论中国这个「言论自由」的修罗场，即使在美国这个言论自由的国度也不能包容异见，只要不合主流媒体政治正确的标准观点，绝无发表可能。但作为出版者的富察具有特别的包容性，与他观点接近的书，他出版；与他观点相左的书，只要有价值，他也愿意出版。有些书的观点比较另类，但他认为是种探索，哪怕无利可图他也愿意出版。现在的出版者与媒体不少已经忘记一条： 出版业与媒体类似，都是社会公器，如果只接受观点趣味相同者，最后只能办成同人平台或者成为某党派宣传机器。

二、市场定位要准确，这是出版者生存之道，优秀者才能胜出。如今互联网时代，偏好纸本阅读者越来越少。美国的企鹅与蓝登书屋曾是美国出版业的两大翘楚，都因面临压力经营日艰，于2013年合并，2020年中国大陆共有1573家书店关门。但富察却在台湾为八旗文化出版撑出了一片只属于他的蓝天。在各种介绍富察与八旗的文字中，我认为他自己写的《 两岸出版比较的尺度陷阱》写得最好，里面他谈了自己走过的路、曾经的思考，最后告诉读者：「我们要做的，就只是要坚信自己的2300万读者，并不输给北京和上海的2300万。我们要放弃图书业的代工思维，考虑打造自己的牌子。我们不必陷在无谓的『对等』思维（政治场域里，这套思维更可怕），而应强调合理的平衡。我们不是中心，而是必要的节点」；「如果我们希望台湾出版可以对中国有影响力的话，除了对出版自由的坚守和捍卫，也要做出小型市场的示范，凸显在大一统的市场之外，还有各种在地化的可能。而，假如整体华文出版市场是件大衣，台湾应是关键的钮扣，而不只是布料。」

富察先生是位真正的出版人，不以政治为导向，传播知识与思想是其志业，这样一位出版人，在本世纪以前，虽是少数，但不算稀缺；如今这年代，是稀缺之宝。任何社会都应该珍惜。出版《红色渗透》这本书，就我而言，是将被搁置了整整八年的大外宣研究报告增补修订出版。在富察而言，就我所知，他几乎没考虑政治方面影响，只是觉得这本书为他开启了一扇知识之门，在此之前，他并不了解有关中国大外宣的来龙去脉。

李戡所谓「诡异的官司」之真相

李敖公子李戡早就盯上了富察，在《李延贺，你到底是谁？ 》一文中提到这次诉讼，其中专列【诡异的官司】一节，原文说：「李延贺说他自己和何清涟被旺中告，之后双方和解，而旺中承认有这起官司，也承认告了何清涟、出版社和总编辑，但强调没告李延贺，一场官司，居然能发生这种「被告各表」、「总编辑各表」的情况，实在是诡异至极！ 」并说台湾媒体人多引用我的书谈旺中集团，导致被告。

李戡对事件的叙述与事实出入太大。

富察本人没列为被告的原因非常简单：八旗文化出版社只是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的一个下属机构，不是独立法人。因此对方律师以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为诉讼主体。 《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真相》一书出版后，遭遇中时集团的诉讼，律师诉状中所提四处「诽谤」，来自于该书第五章「中共政府对台湾媒体的红色渗透」，书中都列有引文出处，均来自于台湾媒体历年报导，最早的见于媒体有十年之久。这种情况下蔡衍明提告，无论如何让人觉得奇怪。但后来对方律师提出一条件，要求富察提供我在台湾一个月的行程表，我才明白这是重点所在。

出于对出版者负责，我将四条资料重新核查后并将全部连结再次提供给富察，说这些文章发表已经多年，看的人没有十万也有数万，远比我的书发行量大，如果说本书对他造成了伤害，那他在文章发表后数年内没有反应，非得等我出版了这本书之后才意识到这是「诽谤」？我在台湾一个月的行程，你只安排了其中几次有关书的演讲，其余与你无关，更与诽谤无关，为什么作为诉讼条件提出？请贵出版集团的律师驳回这条。过了几个月，富察来信，说对方要求和解，并附上旺中律师代拟的和解书，以下是富察来信：

何老师，上封邮件提及，对方律师提出我方发出声明，即可撤告，并提供声明范本（但可修改），如下：

声明书

声明人何清涟所著「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2019.03)书籍，承诺于书籍改版时，其刊物文字内容针对「蔡衍明」及「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造成困扰处，改以其他中性词汇代替，往后亦与蔡衍明及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间，保持良好互动关系。

此致

蔡衍明

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声明人：何清涟

你意下如何？

富察

我的回答极简单：

「同意和解。拒绝此和解书。蔡衍明霸道惯了。台湾人惯的。」

我不认识李戡，作为他文中所言「诡异的官司」之当事人，写出这段事实，只是为了以正视听。也希望他今后论人与事时，以事实为基础。

就富察而言，他重视的是这本书的开创性，因为台湾只是其中一章，也非全书重点。当时无论是我这位作者还是出版者，都没想到出版后在台湾竟然会有风生雷动之效应。我对富察说，对2020台湾选情的影响，其实不是这本书，而是「红色渗透」这头在台湾存在已久的「房间里的大象」，人人皆知其存在，但却不说破。我的书只是让台湾人不能再假装看不见罢了。岂有文章倾社稷，北京当局如果要为这本书迁怒富察，实在太牵强。

关于我在台湾24天的行程，其中有五天左右我要求不要安排任何活动，因为去过台湾两次，每次都被会议、活动挤得满满，连台湾风光都未能好好领略，这次我想要几天「自由行」。另外，老友张清溪与张锦华教授也有他们的一些安排，必须尽量考虑。但还有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与富察及两位张教授毫无关系，是在演讲现场有机构派人听会，在会场上与我们联系，我们挤出时间安排的，我们并未告知富察。还有一场到美国驻台办事处、民进党中央总部的会面，我因没有时间、太累而婉谢了。旺中集团要求提供我的行程表当然不是他们集团有此需要。这次当局留置富察，就算多方逼问，富察也不知道。我这人不从事政治活动，在那些会面、演讲中所言，其实尽在文章当中。

崛起的中国政府胸怀依旧狭窄

富察是位优秀的出版人，在中国多年，泯然众人。但到台湾这个与中国相比狭窄得多的图书市场，经历过初期的困顿与失败之后，不仅立足其中，而且获得台湾出版界的高度认可，成为台湾出版业的重镇。其中原因，除了他自身素质之外，应该说台湾保护出版及言论自由的环境成就了他。我相信还有无数优秀的人才，都在中国这个压抑人性的环境中泯灭。

世道有如沧海桑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我与我的母国中国一样，命运跌宕起伏。因为出版《现代化的陷阱》等书而被迫辞国，但我观察评论中国，从不以个人得失为标准。我被江泽民政权迫害而远走美国，但在他去世之后，我能写出不带任何偏见的《 江泽民时代的三个关键字》这个系列，用腐败、开放、相对宽松来概括。但是中共政府显然没有从这个「凡与我党不同意见者皆为异类，虽远必诛」的陷阱里爬出来，尽管GDP总量已跻身「世界第二」多年，但并没养成世界第二大国应该有的包容气度。

惩罚富察，中国政府当然是想造成「寒蝉效应」，吓阻台湾出版界。但北京当局显然没考虑到，在中国主席习近平判定世界「东升西降」、要与美国一争雄长，通过国民党问鼎台湾总统宝座促成「和统」大业正在进行时，抓捕富察所起到的反作用将是致命的。国民党的「和统」之所以有台湾人愿意接受，乃因距离产生美感，总觉得中国不那么可怕。但富察先生居然因为出版了几本疑似违禁大陆之书而被逮捕惩罚，此情此境，难免不让台湾文化界、出版界与学术界产生联想：和平统一后，台湾人将失去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进而是现在的生活方式。共产主义祖宗马克思说过，「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中共支持国民党为竞选总统而做的所有努力与文宣将因富察事件而化为乌有。

中共掌门人习近平的运气不错，国内诸事不顺之事，正逢美国政治严重衰变，俄乌战争成了俄罗斯与北约集团消耗僵持之局，中国成了得利的渔翁，中俄关系易位。

一鲸落，万物生，单极世界终成多极，习近平自己也知道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崛起之良机。但要真想抓住机会，中国也得拿出大国气度才能让他国景从。在台湾问题上，与其让台湾铁了心倒向美国，不如让台湾保持中立——俄乌战争缘起乌克兰不再中立，这是俄乌战争给北约带来的教训，北约出于面子不肯承认，一直在仔细观战并小心行动的北京，应该早就悟出这点。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着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

富察：两岸出版比较的尺度陷阱

如果我们希望台湾出版可以对中国有影响力的话，除了对出版自由的坚守和捍卫，也要做出小型市场的示范，凸显在大一统的市场之外，还有各种在地化的可能。

2016-02-28 端传媒

一年一度的台北国际书展结束，但延伸出来的话题效应还在。虽然场馆内的简体馆似乎没什么人光顾，但关于中国出版人和市场的话题，却总是不绝于耳。

大致的看法是：他们的书不行，但人很厉害，市场也很可怕。我们台湾真的被比下去了。

这并非没有佐证，这一年来，我认识的台湾读书人、媒体人都问我：你看过《罗辑思维》了吗？你们要不要也弄一个出来？ ──我们真的还弄不出来，在台湾复制中国，比在中国复制台湾更不容易。

中国书市的乐观主义

台北国际书展场内，我遇到一个小老板──不，我脱口而出的定位是错误的，折射出我内心深处的某种歧视。只能说，他的姿态、年龄貌似是「小老板」而已。他风尘仆仆，坦坦荡荡，三十五六岁，穿着便宜的夹克衫，手推结结实实的大皮箱，狼狈十足地夹在排队长龙里，刷卡买书。

他实际是北京某家出版公司老总，拥有160多名员工，年销售额人民币五六亿，每年奔走在德国、英国、美国、台北的国际书展。你如果和他够熟，他会送你一盒他妈妈手作的安溪茶。

他的故事是这个野心时代的中国传奇之一。二十多岁时，只有高中学历的他只身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附近一家人文书店（万圣书园）的仓库里搬书；两年后，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做编务，月薪600元（台币3000元），不足以支付当时北京的生活费；再两年，到一家人文出版社做编辑；再两年，自己出来创业。十多年后，达成如此规模。如果比营业额和利润，台湾出版业的这个大佬、那个大佬，应该无言吧。

台湾人无疑会被他的故事所吸引和吓到，而欧逸文在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野心时代》一书里，描述太多这样的中国传奇：巨大的市场、无穷无尽的想像和可能、奇异的创新和商业模式。 「这是个丑小鸭变天鹅的时代，农民的女儿努力上进，从生产线女工扶摇而至公司董事会，速度如此之快，以致她根本没时间甩掉农村习气和焦虑。」

国际书展期间，也看到和听到了，关于台湾通路在中国展店的消息。诚品的创业元老离开东家后，在中国某知名设计师的资本挹注下，去广州主持了一家被评价为「准诚品」的书店，叫「方所」。方所书店几年内不断北伐，目前已经落户西南重镇重庆和成都，且正要挺进海滨城市青岛。然后，真正的诚品似乎不甘落后，要在中国秀出真身。去年第一家店开在苏州，然后是上海中心，全球第三摩天楼，打造全球最高书店。

你会不断听到来自书店、你的海外业务的热切话语：「这本书，在我们一家就可以销售过千哦。」「只是图书馆的订单，一种书就好几百本哦。」面对这样的资讯，不怦然心动的似乎很少。从大陆涌来的市场乐观主义，海浪滔滔，一波一波打在台湾岛上。而本次国际书展再次强化了这种印象。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看待呢？

台湾出版真的不行了吗？

「你觉得台湾出版真的已经不行了吗？」──有同业问我。

我不这样看。台湾出版人不应该以中国为参照系而思考自身，从而掉入悲观的陷阱。我反驳的例证是：北京或上海人口有二三千万，和台湾整个人口差不多，但北京或上海出版同业所产生的书籍、品种、销量，以及当地读者的阅读氛围、书店，和台北做比较，你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们不应该陷入规模的迷思，而我们之所以掉了进去，有两个原因：一是台湾曾自认是中国。两蒋时代，台湾因为在联合国里代言中国，只好缴纳四亿人口的会费，而非一千多万人口的会费，囊中羞涩，只好跟美国借钱。另外一个原因是台湾在中国自我封闭、孤立的时代里，经济突飞猛进，以至也形成自己的另类中国幻象，并以两岸对等的荒谬思维，觉得自己不可以输给中国。事实上，一大一小的经济体，本就无法简单地比较大小。现在人家正常化了，你自己就不要活了吗？

当然不是。反之，我要活得和你不一样，让你看到我的独特性。

我一直认为，2300万人口支持的小型市场，是可以透过在地化创新而变得有声有色、充满生机、有独特性。我一直谨记出版是在地产业。当八旗出版社在2009年底开张时，我还没想得那么清楚，我也尝试且犯错。但我越来越明白，八旗的「中国观察」书系不是给中国读者看的，也不是中国某种出版需求在台湾的代工，而是扎扎实实针对台湾浮泛而两级化的中国观（一个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之想像。一个是乔治欧维尔的极权想象）而设定。

八旗的「另眼看历史」书系也是如此：台湾的史观充满了大中华中心的谬误，也堆叠了党国体制下的历史论述，这些都需要清除；而台湾史观的建构，我也期待着不要掉入另外一种形式的误区里。八旗的其他书系，都秉承这一理念而手作。

在我已经满六年的出版实践里，我觉得台湾出版市场，一直具有这种有声有色、充满生机的热闹。 500万人口的大台北地区，游荡着和书有关系的一切和种种。它虽然小，但已经足够。我们毋须因为别人在使用除尘器，就不再弊帚自珍。

实际上台湾的出版业，充满了个性化和多元声音。很多书，从来都不是按照标准配方、为了追求市场最大化而生产。在我看来，图书出版自然应该产业化，但出版不是一般的工业生产线。编辑不是忙碌、而无主体性的生产线女工男工，而是知识、观念、想法、态度的快乐分享者。

书的制作配方，虽然有自己的框限所在，但没有单一独断的配方。按单一配方标准生产出来的，那叫统一方便面，不叫书。书，历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已经千年，但在后工业时代的今天和以后，都应该保留匠人手作的心态、气质和味道──像傅月庵正在修为的扫叶工坊。书的企划，也必须在地思考。每一本书的内容，都呼应了在地的每一种需求；它的外在样貌，也和不同编辑的不同手感有关。而台湾——请不要小瞧，这不大不小，2300万人所构成的市场，恰好不会因其小而无法独活，也不会因其庞大而粗糙、无法细致和深化——正充满了这样的实践。

「小而美」的陷阱

但我不是说台湾的出版业，已经臻于完美。永远没有完美这回事，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一直变动，而一代一代的出版人和编辑都有自己的使命。台湾出版并非完美，有其独特的问题。它一方面高度市场化，高度竞争；一方面却忽略商业模式与其创新，只求杀价。它一方面充满了独特个性，一方面又充满代工思维。很多人喜欢用「小而美」形容台湾的出版，也把「小而美」视为和中国区隔的价值。对此我想略作修正。

台湾的出版业的「小而美」，我一度很欣赏，也不断向朋友推介这个概念。但后来，我渐渐看到了「小而美」的陷阱。 「小」不是问题；中小企业模式，我觉得很好，但「小」不能缺乏合作──面对巨无霸来袭更要合作。 「美」也不是问题，但美则美矣，在商业上无法自足而持续，最后只能和读者说再见，关门大吉。

我期待的台湾出版是：「小而永续」、「小而合作」。

我看过很多优秀的编辑、出版人，因为太沉溺于小而美，而忽略或根本不在意他所从事产业的商业模式，而最终归零，流于小确幸。台湾这些优秀的编辑和出版人，只好不断转换战场、跑道，只好拿政府补助预算，只好靠着个人知名度和光环穿梭往来于艺文界。因此我一直主张，出版要产业化，读者愿意掏钱支持你，比起政府拿预算补贴你，二者比较，前者更值得尊敬。而有志要从事出版的人，有兴趣，有理想，固然是助燃剂和驱动器；但如果只停留在知识、美学和道德领域，缺乏产业化思维，一定会跌得鼻青脸肿。

产业化，不是简化为一条无趣的图书生产线，不是变成缺乏想像、压制他者的巨无霸。我心目里的产业化，是以产业思维制造出十足手感的分众产品，是图书这个行业真正做到上下游的精神契合与合作。中国的出版业，在十年前曾以国家意志推动出版行业整合，变成一艘艘文化航空母舰，够大、狠够、够霸气、够产业化。但十年过去了，中国图书行业并没有出现该有的更大进步，这些航母的创新也不多；反而撒大把银子，收编、招安了不少原本充满灵活、有想法、有创新的私营出版公司，让它与之萎缩。

「大中华市场想像」的误区

台湾出版人还有种迷思，觉得自己缺钱，因而无法做大或创新。我想说的是，在2300万人的「小型市场」里思考，我们不缺钱。觉得缺钱，又是以中国巨大市场为参考得出的错误结论。你要做多大呢？我们要问的是：在台湾，我们做到多少就好。

在国际书展上，我问遇到的这位「小老板」：这十几年来，中国官商共谋，创造出那么多到处找生意的游资，有没有找上你啊？ 「小老板」笑了，神情有点腼腆。他说：「我遇到过不少，不过我和他们说，我不缺钱。我觉得就这样一步一步做，很好。」

我有种假设，但没有求证过。因为求大，十年前台湾出版界一窝蜂般地跨海峡西进，以为可以大赚一笔。现在看来，他们几乎全部铩羽而归；没有回来的，也只能在地化。而因为这些台湾出版商志在所谓的「大中华市场」，使得自身面临创新不足；登陆的十年，自己的本体没有随着时代变化而转型，没有培养更多新人，没有形成和通路比肩的力量，导致当年的品牌褪色。

今年的国际书展放眼望去，几乎每一家，包括主流出版社在内，都在大声吆喝，自己的折扣比别人家低。而我分明记得十年前的台北国际书展，比现在安静得多。阅读是安静的空间，不是人声鼎沸的卖场。我宁愿听到读者的热议，而不希望入耳的是业内涸泽而渔的吆喝。如果说读者对我们有兴趣，那不是听到了我们的吆喝，而是听到了某种神秘神学般的、借着每一本书而发出的召唤。

如果读者听到了我们的召唤，而前来和我们一道参与，形塑这个社会所需要的知识、观点、情绪和态度，就够了。我们一定要弊帚自珍。中国出版业的年轻化、创新，确实和时代转换、形成新市场的大环境有关；我们本着了解、学习的态度就可以了，不可陷入「大中华市场」的迷思里，而要坚守自己的「小型市场论」。

我们要做的，就只是要坚信自己的2300万读者，并不输给北京和上海的2300万。我们要放弃图书业的代工思维，考虑打造自己的牌子。我们不必陷在无谓的「对等」思维（政治场域里，这套思维更可怕），而应强调合理的平衡。我们不是中心，而是必要的节点。

如果我们希望台湾出版可以对中国有影响力的话，除了对出版自由的坚守和捍卫，也要做出小型市场的示范，凸显在大一统的市场之外，还有各种在地化的可能。而，假如整体华文出版市场是件大衣，台湾应是关键的钮扣，而不只是布料。

（富察，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