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之精神疾患的一线：通路，还是塞路？

今天早上起来，看了一部电影，叫做《你永远比那些家伙年轻》。我不知道制作这部电影的人究竟有多感性，我只看到里面讲述了一名忽然去世的青年。他在去世的前一天还好好的，没有半点异常，第二日便选择夺去了自己的生命。他后有留下遗书，说虽然对这个世界还有一点点的迷恋和牵挂，但选择不去牵挂。请大家不要追问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友为此感到自责：为什么自己连半点异常都没有察觉呢？当有人问起，他只答没有察觉，可是他却埋怨自己，怎么可能没有异常呢？第二日便选择夺去自己生命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异常呢？这就是制作这部电影的人对此的全部诠释。如今对于忽然选择去世的人，连解释的气力都没有了，只答是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然而却又无比真实，他心中的焦灼追逐着自己，去到角角落落欢笑的瞬间，但却在一个人决定去死的瞬间，甚至不需要半点理由。

星期一的时候我去精神科复诊，告诉医生我没有吃药，并且也过得很好。一场欢欢笑笑，好像看诊就要结束。不知怎么的我却谈到最近喜欢喝酒，医生做出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我挥挥手，说，要么吸烟，要么喝酒，人总得对什么上点瘾吧？是吧，烟酒性药毒糖，总得嗑一样吧？医生拉住我的手，语重心长：妹妹，当你觉得要依赖什么的时候，就已经不对了。试着去耐受一下吧，她对我说。我笑着接受，走出诊室，却想人非得要活得那么健康不可吗？在精神科医师的世界里，究竟什么才是健康？什么才是正常？抽烟酗酒亦都不允许，人人都得活得像《我们》里的标兵一样，没有半点娱乐与感情吗？医生建议我做心理咨询，我说心理咨询没有半点用。她说你得先相信，相信才会有用。那么医生：为什么有人好好服药也看心理医生，最终还是选择夺去自己的生命呢？

前年有认识的人选择夺去自己的生命，在网路上亦泛起不小的波澜。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人说这是中国式的哲学之死，网路上则开始大谈现代年轻人的「空心病」。小小的波兰亦很快被扑灭，他的去世却永远留在我的心坎里。当时，我疯了似的很想知道她究竟为什么选择去死，试图解明一两个原因，可是我也知道，这种事情给你一百万个理由你还是不理解，因为正是这种时候，夺去一条生命的复杂症结，仅仅个人可见。

这同样说明了为什么电影里的青年，选择去死却不留一个原因。编剧试图传达那一两个原因，他提到焦虑，可是看上去是那么地苍白无力。上文提到那名选择夺去自己生命的人留下的遗书里，袒露了自己求医问药的辛苦历程。最后却说，心理医生无法理解任何，从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我的主治医师说：如果找不到，那就继续找。作为医师她的立场表明：生命永远是开阔的，只要寻找，就有希望。大众何尝不愿你那样去想？夺去自己的生命的网络博主岂止一两位，曾经我不理解的，感到唏嘘与遗憾的，那一条条生命的离去，令我感到悲哀、无力。昨天晚上我再一次与我曾经的心理医生连线，我觉得自己在镜头的这边笑得很灿烂。这不是假装，而是因为我过得真的不错。我告诉她，这次找回与她连线的理由是，医生建议我这样做，即使我不认同，但我还是这样做了。于是我跟她聊到最近一些开心的事情。

面具这个东西人人都有。患有心理疾病的人，通常以微笑的面目示人。他们比任何人都懂得假装，也比任何人都懂得微笑的意义。如何面对这个面具——是一个深刻的命题。有人选择戳穿，在恰当的时机，他非要问你为什么？有人曾这样对我说：如果笑不出来，就别笑了。我感动之深，当下笑容便凝固，险些掉下眼泪。可后来又何尝不是一如既往地以微笑示人，我的朋友亲切地称呼我，为亲切，正因为我的微笑面具时常挂在脸上，让人看了觉得很舒心。还有一些时候，当我在微笑的间隙里，忽然摆出一副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深刻面容，对面的人往往会吓一跳，觉得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我想说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化学反应很重要，如果这个时候我愿意敞开心扉，话题也许会顺着一个方向往下滑，而在另一个极端里，我会收拾起来面容，继续与对面的人嘻嘻哈哈，谈论一些有的没的，天方夜谭。

昨天晚上的对话里，心理咨询师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面容。虽然当时我没有说，但事后却想越觉得不舒适。这就跟几多年前，第一次有人向我告白，告诉我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的时候，我摆出来同样一副面容。事后我天天向她追问，你还好吗？你还好吗？她自然会感觉到和我昨天晚上一样的压力，当然我也是后知后觉，多亏她告诉我。后来我告诉我的朋友，「你还好吗？」这句话好比无形的压力，分分钟压垮一个人最后的心里防线。多年之后，朋友才告诉我，她终于懂得我这句话的含义。所以，千万不要轻易问别人：「你还好吗？」这句话，很有毒。

咨询师虽然没有对我说这句话，但她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好像在说这同一句话。就在我摆明态度，告诉她我过得很好，只是没事找你聊聊天后，她却硬要拿自己当个「心理医生」看待。这是令我感到不适的源泉。有时候，令你感到妳是病人的压迫感，正来源于身边人对你所采取的态度，方要知道，这种态度会杀死许多人，要谨记。

隐形的精神疾患，存在于角角落落。若然不是身边有亲近的人患有精神疾病，则很难真正意识到它的存在。就像我事后才想起来，母亲那边的家族病史似乎存有精神疾病这一栏。却叫人缄口不提。我认为我的母亲大概也患有一定程度上的精神疾病，因为她情绪波动起来变化莫测，甚至异于暴躁。她不懂得说话，也不爱说话，更不会说话，这对我们的小家环境造成影响。我父亲一个乐天的人，成天嘻嘻哈哈，无比健谈，如今在家也不善言语。奶奶对此只表明：他想说话，找谁说呢？最近母亲不在家，我和父亲的关系要好，但终归看得见现在的天花板，无法再越过去。我心里常想：母亲就这样在外地久久不要回来才好。

昨晚庆祝父亲升职，与他聚完餐后，这些复杂的感情通通交杂在一起，让我感觉无比疼痛。同时因为前些日子在沙发上睡着，感了冒，我很头痛，病痛往往也能捣毁人的一层心理防线。以往来说，头疼起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又头痛了？这类似于一种生在心底里的绝望，我想不亚于大多数怀抱身体上旧疾的人，正是这原因使我常看精神科医生。医生从不给我下病名，只叫我解决这个问题，做事情要松弛有度，不要令自己的头脑紧绷成一条线，任自己的情绪起起伏伏。头脑紧绷，引发头痛，这是我时常感受得到的征状。因为爱用阿普唑仑，觉得它是最有用的药物，有段时间至于服用成瘾。朋友得知后告诉我这是不好的，不能这样子。我觉得他们的要求太严格，若不嗑点什么，人该怎么活下去呢？

我的头痛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你的头脑不健康了，精神力在往下滑了，该休息了。但却在休息的片刻又忍不住去想手里落下的一摊子事：什么时候做？怎么做？做得好吗？做得到吗？做不到怎么办？到底做不做得到？思绪过于复杂是我无法抛开的一个生存特征，一堆事情永远积压在我的脑子里，让我没有办法厘清，一件件去梳理，一件件去完成。两个月前从某位朋友处得知：这何尝不是ADD的症状？我感觉现在的人好像喜欢给自己随便安放一个病名，好像这样才可以安然接受自己的征状。她说自从接受自己是ADD重度患者之后，只剩下如何与这样的自己相处这一课题，如今她过得很好，她也是一名ADDer。

我有时候甚至想给这些怀抱精神病症的人颁发一张残疾证，好让周围的人不要那么步步进逼，压迫他们。这个世界对这样的一群人实在是太不抱有善意了。去年偶然读到一篇文献，后来再反反覆覆多次地读。它叫做《Culture, Psychiatry, and the Written Word》，作者是JC Carothers。 Carothers在文中指出精神疾病与社会文化间的关联性。提出了两个与社会相关的主要考量因素：即听觉社会与书面社会的差别。虽然精神疾病可见于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前者Carothers提及非洲非文明部落的生存状况，即所说与所做之间形成分裂，造成精神疾病；后者则在叙述中表明，书面即视觉社会是对人所听所见与所思所想之间造成分裂，正是这种分裂可使情绪挤压在心底，成为诱发心理疾病之因素。用更具体的话语来阐释，可以说视觉文化让我们看到的永远是和我们自身不相关的事实，与否，这些外来的观念种植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内在本真的自己之间形成拉扯，分裂。最终使我们怀疑：我是对的吗？我可以这样想吗？他们说我这样想是错的，我真的错了吗？同样是昨天晚上，我在社交平台分享一则有关谷爱凌的新闻。因为昨晚的愤怒与焦躁值已达顶峰。有人则来私讯问我，你分享的是什么意思？于是我便与她解释。她才告诉我：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奇怪啊！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有问题啊！她说看到大家纷纷在社交平台唱响高歌的主旋律，曾一度怀疑自己思考与感受的正确性。最后她总结说：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批判性思考，要非常非常、异于坚持，否则容易轻易被外界的有毒声音给蚕食。

可见视觉文化对现代人荼毒之深，同样造成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沟通障壁。现代的媒介环境使我们内心真正的声音不被说出、不被看到，从而不被理解、产生自我怀疑。若说这是为了国家统治好，仿佛也不见得它可被反驳。就连我想发问：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真的宜于我们生存吗？在今天看来这就是一个很蠢的问题。早上睁眼，醒来看到被入侵的不是自己的国家，是不是就应该感谢祖国的强大？仅仅一夜之间，就可以发生那么多事。如今我也不想继续思考了，因为如果所有问题都要细细去想，就会真的活得很累、痛苦、又绝望。在昨晚的那片黑夜里，一切都那么寂静、那般漆黑，驾车回家的路上，令人暴躁。前面的车为什么开得慢慢吞吞，如此气人？他们为什么要堵在我前面，让我前行不得？昨晚我再一次深刻体会到，精神崩溃永远只是一线的事情，永远只差一线。线的这边和那边永远没有任何理由可言，活过去，就是明天，死过去，就是今天，永远停留在今天、昨天、前天，停在无数个已经过去的黑夜里，一天又是一天。

在对陶潜《桃花源记》的解读里，有一说点明了「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渔人之路是通路，问津者之路是塞路。有人说，若把人生比做游戏，打过去，就是通路，没有过去，绕了道，也不见得那是死路，却只是塞路。塞路不是死路，只是一条没有走活的路。于是可以得出结论：世上本无死路，只有未能走过的通路。即是塞路。这是一个非常乐观主义的诠释。想必也只能生在乐观者的心坎里。

最后想做一段没头没尾的结语，本是写在全文的最上方：尽管当我们了解精神疾病的存在，却在走近它时发现，从来还只当它是一个名词，对它背后的一切仍然一无所知。就正如我曾经深刻体会到的，对待精神疾病患者的界线非常敏感，很难说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在他们听来是什么样子，在普通人看来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或一句玩笑，在他们的世界里却有如重磅炸弹垂下一般友好。精神疾患脑中的一线异常分明，分明到好似普通人的心中没有一线。我们从来不知道如何与精神疾患相处，更不清楚与他们相处所必须背负起来的责任或重担究竟几何。不懂、不听、不看，我们不愿承担，亦不懂得如何承担。哪怕是赫赫有名的精神科医师，对待他们的病人也不能做到真正的理解、帮助、或者共情。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社会里，生存得既孤独又艰难，颁发一张残疾证给他们也不为过吧。因为精神健康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使他们丧失一般意义上的行为能力。周围人不明就以，仍然逼迫，施以压力，好像他们同样也给自己施加压力。不懂得如何与精神疾病相处的，也包括患者本人。打通塞路何其之难，通路亦不见得处处都有。陶潜所选择的「卸甲归田」之路，何尝又不是既为通路，又为塞路？

Lastly, 一句口白：oh，还是不要搞二元论了，二元论里处处都是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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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1、引自JC Carothers (1959) Culture, Psychiatry, and the Written Word, Psychiatry, 22:4, 307-320, DOI: 10.1080/00332747.1959.11023186

2、深刻为字节的离世员工感到痛心。希望媒体可以继续问责：究竟是什么带走了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