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国安法》时代（1）：意识形态的斗争

后《国安法》时代

在前面六章，我们爬梳了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脉络、和2019年春天至2020年年中的「反修例」运动发展轨迹。在2020年，运动迎来新冠肺炎的爆发，疫情作为一个社会危机，打开公民社会网络间进一步连结、互助的契机，尽管街头运动趋于寂静，抗争者在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抗争。

然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20年5月底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6月30日通过《国安法》 ， 7月1日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正式实施。在短短数周的时间，中央政府架空香港的立法机关和市民民意制定法律，在特首都没有看过法律条文的情况下，《国安法》在香港刊宪实施，香港也进入后《国安法》时代。

值得留意的是，《国安法》并不只是一部法律，而是一个新时代的意识形态纲领和管治思维。在后《国安法》时代，《国安法》固然是有力的政治打压和恫吓工具，但政府也并用既有的法律框架和行政手段来清算体制内外的「反修例」运动网络，开展社会改造和控制。下面我们简单梳理《国安法》的政治意涵，分作意识形态、大检控、议会线、公民社会网络等面向回顾《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社会所面对的各种打压。

0. 《国安法》的实施

《国安法》的条文主要针对四大罪行：「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罪」，最高刑罚可判以终身监禁，这些罪行的定义非常广泛而模糊。在《国安法》框架下，法院的权力被削弱，但特首和警方则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特首有权批准国安开支[1]和人员编制，并且毋需公开相关资讯。特首也更能选择审理国安案件的法官，并且判断案件涉及国家秘密，而向法院发出有约束力的证明书要求不公开审案。

中央政府按《国安法》在港设立两个执法机构，分别是港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驻港国家安全公署」。 「国安委」由特首担任主席，负责处理国家安全工作，其工作信息不公开，所作的决定不受司法覆核；「驻港国安公署」负责监督和指导香港的国安工作，执法权力凌驾香港的司法机关，特定情况下可按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进行司法程序。过往已经曾出现内地国安在港跨境执法的案例，《国安法》进一步为中央在港执法提供正式的执法机关和法律框架。此外，香港警务处也根据《国安法》成立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简称：警方国安处）侦办相关案件。过往香港警方在调查案件时，须得到法院的批准，才能对嫌疑人采取搜查、截取通讯、强制限制离境等措施；但在《国安法》下，警权扩大，不再受到法庭的限制。

1. 意识形态的斗争：噤声和制造「真相」

在2020年，意识形态是重要的斗争领域。公民社会的噤声、真相的抹杀、和维稳论述的再建构笼罩着后《国安法》的社会。政府透过整顿传媒机构、教育体系、打压公民社会的发声，来压制反对势力的资讯发放和论述传播；而在消灭民间声音的同时，政府制造另一种「真相」和意识形态灌输给市民，包括大力谴责所谓的2019年「黑暴」、大张旗鼓地宣传《国安法》中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

政府通过收紧资格认定、逮捕、行政手法「整顿」传媒机构。 2020年9月，警方声称因「发现有自称记者的人混入人群，涉嫌阻碍警方工作」，修改《警察通例》中对「传媒」的定义[2] ，变相由官方定义何谓「记者」，限缩独立媒体的采访权利。 2020年8月，数百名员警进入《壹传媒》大楼搜捕；2020年11月，负责「721事件」调查报导的记者因查册被捕；2021年2月，通讯管理局裁定数宗有关香港电台[3]节目的投诉成立，政府提早与时任广播处处长解约。此外，数间传媒机构的管理层出现人事变动、解雇资深记者、讽刺时政的节目被叫停、部分报导被抽起未能播出。

在高等教育界，活跃参与政治的学者戴耀廷被校委会解雇；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向资助大学发出的「优配学额」启动筹划信中，将《港区国安法》教育列为必修纳入「宏观规划指标」；在基础教育界，教育局在「反修例」爆发以来，共接获超过200宗运动相关的专业失德投诉，数十名教师接获书面警告。在《国安法》生效后，数名教师因讨论港独等原因被吊销注册资格。教育局表示「通识教育科」有过多时事讨论；过份聚焦政治议题，因此改名并且删减大部分的课程，新增内容只聚焦国家正面发展及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角色。

此外，社区和「黄店」的「连侬墙」、抗争相关的文宣和电影创作一直是抗争者传播资讯和凝聚士气的来源。但在后《国安法》时代，有「黄店」被警方警告文宣涉违《国安法》要求清除；有「黄店」因运动标语的涂鸦被数十名警方国安处便衣警员搜查、拉起橙带围封店铺，搜查顾客。纪录「反修例」运动的电影创作被官媒标签违反《国安法》大举批斗，戏院在压力下取消放映，而民间团体的内部放映则被抹黑和通讯局滋扰。

政府也开始改写「反修例」运动事件的历史事实和定调、例如：2020年8月，警方以涉「暴动罪」拘捕多位「721事件」中的非白衣人人士，包括多位受袭击者，将一场亲建制势力的无差别袭击扭曲为两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冲突。同时，政府也以《国安法》为意识形态纲领制造新时代的新论述、新秩序和对应的管制思维。在「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开幕致词中，特首指出2019年中起「黑暴」横行，出现恐怖主义活动，带来极大安全风险，而《国安法》则「立竿见影地恢复了社会的稳定，让香港走出『黑暴』的阴霾」。特首以国安委主席的身份，承诺提高市民的国家安全意识，把国家安全的讯息带入社区和校园，加强指导、监督和管理学校、媒体、网络，并令爱国者掌握政府的管治权。

政府的论述不只阐释了国家安全体系下的统治纲领，也揭示其整肃公共领域的言论、打压和严控公民社会各个板块的企图（在接下来的几个部分会展开介绍）。在《国安法》实施后，政府大力推动「爱国爱港者治港」的意识形态，在公务员、议员、和数个行业推行强制宣誓。 《国安法》也被用来恫吓公民社会的参与者。警方以「防疫」的借口反对示威的申请，对高喊口号的示威者举出警告违反《国安法》的紫旗；抗争者批评时政的倡议街站被粗暴滋扰、摄录警告。有团体被「警方国安署」警告街站发言内容违反《国安法》，有政治人物则因街站言论涉「发表煽动文字罪」被捕还押超过半年。在《国安法》相关打压的笼罩下，公民社会的讨论空间在恐惧下收缩，自我审查在个人的层面广泛发生；符合新治理思维的论述则在政府的宣导和引导下，通过建制力量的动员、逐渐被控制的媒体、教育系统广播。

注：

[1] 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拨款80亿元作未来数年「维护国家安全」开支。

[2]在原有「传媒代表」的定义中移除「持有香港记协或香港摄影记者协会会员证的人士」，改为「持有已登记为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的传媒机构的身份证明文件的记者、摄影师及电视台工作人员；国际认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闻通讯社、报章、杂志、电台和电视广播机构的人员」。

[3]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辖下的部门，是香港广播史上首家广播机构，同时是香港唯一的的公共广播机构。

《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一个关于香港的写作计划，也是场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我们从2021年的6月9日开始每晚连载，梳理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脉络，以及从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所引爆的民主运动的发展轨迹。希望这个书写的尝试，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墙上凿出一个洞，带来对话的可能，也炼成连结和反抗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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