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中国版的社会民主主义

编者按：三民主义的政治光谱是什么？有人说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杂烩，对孙中山的左派思想，误解因联俄受感染。其实，孙早年游历欧美，便有意扶助贫民，舍物竞天择或斗争论，而取互助论。刘国凯《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一书，阐释了社民的历史和理念，指出三民主义，就是社民主义。下为该书第十三章节选。

大时代总会有大制作。二十世纪初年，满清王朝风雨飘摇，却又困兽犹斗。革命势力尽管屡屡受挫，但却百折不挠。这个时期在思想战线上的大制作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之说首见于1905年10月的《民报》发刊词。 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的大会中，孙中山先生作了演说，进一步阐述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后来在广东革命政府时期，中山先生作了三民主义十六讲，并系统地写入了国民党一大宣言。

断言三民主义是中国版的社会民主主义，那必须同时具备两个义项。一是在基本理念上、在原则上，三民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相同；二是，鉴于中国区别于欧洲的社会现实，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会有与欧洲的不同内涵——内容增多和操作形式的区别。

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部份组成。民族主义便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所不具备的内容。中山先生说：「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复从而包围之，故当时民族主义之运动，其作用在脱离满洲之宰制政策。辛亥以后，满洲之宰制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易言之，武力之掠夺，变为经济的压迫而已。其结果是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则一也。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众多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

显然，由于二十世纪初，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已经基本或彻底铲除，也无外国民族的入侵和压迫，故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中没有类似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内容。这就是它两者之间的区别。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或及前辈们都曾为推翻封建专制而战，故民族主义在理念上与社会民主主义亦系相符。

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则完全一致。不可以把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简单地理解为民主政治，因为民主政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水平。资产阶级主导反封建专制革命成功以后，标榜他们实行了民主政治，但实际上那是低水平的民主。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用财产拥有量来剥夺一部分较贫穷民众的选举权。游历过欧洲，与第二国际的领导人王德威尔淂、胡斯曼晤谈过的中山先生十分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这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看法。为了不致中国的政治革命也得出这样的结果，他指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是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中山先生的民权思想非常进步。他主张民主政治不但以民众享有「间接民权」和选举权为满足，他还主张「直接民权」，认为应使人民享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而这些是二十世纪下半期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才涉及的。可见，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比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有所超前。

要说三民主义中最为杰出，最能体现中山先生高瞻远瞩的则是民生主义。从《民报》发刊词到《民报》周年纪念演说和国民党一大宣言，有关民生主义的阐述都占了较多篇幅。中山先生一方面说：「社会问题隐患在将来，不像民族、民权两问题，是燃眉之急。」但又用最多的篇幅去阐述民生主义，这足见中山先生的远见。他告诫大家要以欧美已发生的一些社会问题为车前之鉴，他说：「凡是大灾大祸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它容易，到了发生之后，要扑灭它，却是极难。 」如果中国到了像欧美那样已发生严重社会问题时「才去讲民生主义，已经很迟了。」

为了说明民生主义之重要，中山先生尖锐地剖析了欧洲社会。他指出：「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世界」。 「英国大地主威斯敏士达公爵，有封地在伦敦西偏，后来因扩展伦敦城，把那地统圈进去，他一家地租，占伦敦四分之一，富与国家相等，平等二字已成为口头空话了。」

那么民生主义的具体措施是什么呢？中山先生拟定了两条，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中山先生指出：「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等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和地价税法。」国家依法征收地主的土地，对「农民之缺乏田地沦落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在工业方面，民生主义的政策是：「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这两个措施具有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农业政策一向较为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所忽视。国家干预则是三十年代后社会民主党人才有所考虑的。这无疑又是中山先生的过人之处。尤其应着重指出的是，中山先生还有一个思想与当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显得更为理性，那就是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有更适当的评估和对待。

正如中山先生所观察到的，由于欧洲资产阶级曾独占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侵吞劳工阶级的生产成果，造成社会矛盾尖锐。欧洲工人阶级曾呈激烈的革命倾向。即使社会民主主义的三大源头——德国拉萨尔主义、法国可能派观点、英国费边社思潮，虽然都以和平改革改良为宗旨，但亦都向往生产资料公有制。稍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有了较广泛的传播，尽管各社会民主党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他们原来已具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观念却由此得到了强化。这就有了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的那条标语：「从政治上，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这条口号所包含的情绪显然比「三大源头」激烈，有着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当然，此后各社会民主党都陆续清除了这种味道，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在二十年代的「人民之家」理论，但欧洲某些社会民主党人视整个资产阶级为敌则是不争的事实。

孙中山先生并不如此。他说：「资本家应予维持，如何反对？特资本家之流弊，则不能不防备。」「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 」可见，中山先生的看法是，社会性很强，规模很大的经营项目，由国家来办，而一般工商企业则由私人去办。这就是混合经济模式。它既免去了大垄断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又着重发挥大量中小资产者的创造和进取精神。并用政府干预节制之。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直到二战以后才普遍认识到这一点，足足比中山先生迟了三十年。

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最光辉，最杰出的思想是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于一役的主张。中山先生说：「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革命的事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才是最大的责任。」「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有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究竟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有何不同呢？中山先生如是说：「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

中山先生是这样考虑的。在民族革命成功的基础上如果只进行政治革命，建立共和政体，其政治成果就会被大资产阶级所占据。广大中下阶层就会处于政治权利被阉割，经济利益被侵吞的境地。于是就会产生大资产阶级和中下阶层的矛盾，这矛盾积累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社会革命，欧洲过往的历史就是这样。这种伤国民元气的社会革命是应予以避免的。怎么避免？就是在政治革命的进程已取了政权时，就要立即着手改良社会经济组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财力雄厚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不能单独主宰政权，控制经济。广大民众均能参与政事并公正地获取自己的劳动所得，生活得以迅速改善提高。若能这样，类似欧洲的那种社会革命就不会发生。换言之，那种社会革命的诉求已经合并在政治革命中一起实现，不必要在问题积累成堆之后，再来一次伤国民元气的革命了。

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比跟他同时代的孟什维克——第二国际的成员党高明得多之处。换言之，孟什维克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并实践之，就可能不灭亡了。

欧洲各国的政治革命(民主革命)，其政治成果都被大资产阶级独吞。造成这种情形原因之一是由于当时劳工阶级(拉萨尔称之为的第四等级)力量的弱小——不是人数少，而是思想水平、觉悟程度的低下和阶级意识尚不鲜明。其结果是当处于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受剥削的劳工阶级觉悟过来后，就又要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时马克思主义跑出来煽风点火了。前期马克思主义以及继承前期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都极力渲染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矛盾是如何的尖锐不可调和，必须用暴力革命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工人政权。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崛起的社会民主运动虽不接受暴力革命论，但历史却在社会民主党人头脑中沉淀下来这样的意识：革命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无产阶级觉悟和强大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一场工人阶级的革命。孟什维克就是遵循着这样的思路去办事的。如果说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得不在历史业已形成局面下去与资产阶级主控的政权缠斗，那么面对被推翻的沙皇政权和力量弱小的俄国资产阶级，孟什维克为何还要去「理让」呢？要等到无产阶级强大？只怕无产阶级还未强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就已经强大了。他们强大的力量要把孟什维克与资产阶级扫在一堆，然后一起予以铲除。这就是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

时至今日，还有人认为：我们的国家之所以未能走上民主之途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现在要做的事是回过头去发展资本主义。

谁说未能走上民主？中山先生早就带领革命志士和广大民众创造了民主。有力的证据之一是：辛亥革命成功的次年，全国已有新注册成立的政党85个，1913年全国民办报刊已达500多家。

然而可惜的是1925年3月，中山先生过早去世。立足未稳的民主政体遭到各类封建复辟势力的反扑。他的后继者们虽能继承他的遗志，北伐封建军阀，但由于另一政治军事集团的崛起和日本侵华给予这一集团坐大的机会，使国家长期陷入战乱之中。改良社会经济组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措施付之厥如。这遂使国民政府不孚众望。而那个政治军事集团则用武力和谎言遂其夺取国家政权的欲望。

设想，如果孙中山先生能多主政十年或更长一点时间，情况会有很大不同。以孙中山先生的巨大威望，北伐的阻力会大大减小。革命政权的军事将领们凭着征战膨胀其政治权力的程度将减轻。革命营垒内的分裂有可能避免。因为各走极端的两派势力会在中山先生的巨大威望和领导艺术的搓合下受到控制。这样，在民主政权巩固以后，马上就可以将民生主义的一系列措施付诸现实。从而既发展经济增加国力，又改善民生，消除社会弊端，缓和阶级矛盾。这样，那个政治军事集团也就没有赖以崛起的气候和土壤。国家的现代史，当代史也将完全改写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推断，详细的见人见智的探讨留给历史学家们去作吧。我们关注的则是：请别再大谈什么补资本主义的课，请多学习钻研点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和中国版的社会民主主义——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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