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夜话：我也曾处于社会边缘|围炉·HKU

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好像时常会有感到“边缘”的时刻。对于来自小城市的我而言，做出来到香港大学读书的决定后，这种感觉便无处不在，驱使着我与大家分享、探讨并记录这复杂且隐秘的情绪。

在校内，它来自于与同学们探讨消费观念、高中生活，或是发现与港大的“精英群体”存在隔阂的时候； 在校外，它来自于高楼林立、人头攒动的中环，来自于周末在空地上聚集的外籍佣人，来自于七年港漂的只言片语：“我好像既不属于内地，也不属于香港。”

游离在这座城市的“边缘”，我发现了它的复杂和多样性。也许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的记叙最能反映这种感受，描述这个我曾极力想要逃离的地方：“一片我曾刻意疏离的社会空间、一片在我成长过程中充当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间，也是无论我如何反抗，依然构成我精神内核的家乡。”

边缘也是流动的，谁也不能保证我们不会成为被我们原本所忽视的那部分群体，囙此，这段题为“我也曾处社会边缘”的讨论，我认为不仅是对个人的反思，更应是由此瞥见当前时代那些我们甚少关注的角落。

 1
对“边缘”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情况下会提到“边缘”这个概念？

山脉|边缘，有距离层面、物理意义上的边缘，也有心理层面、非物质的边缘。在讲“边缘”之前，应该要先理解“核心”。 “边缘”是相对“核心”存在的。若是你有想要接近的群体或想要遵从的价值观，那个群体或者价值观就是你的“核心”。而你没有达到这个状态，那你就是处于“边缘”。

北原|没错。进一步看，边缘也需要“界限”这一先决条件而存在。如同在在数学意义上的“集合”存在着“边界点”这一概念一样，这种界限是被定义的，边缘也由此而生。同理，若是一个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特征之交集接近于空集，他自然会产生边缘感和被孤立感。与数学不同的地方是，在社会意义上人的主体感受也是重要的考量，而这种考量不仅来自于自己，也来自于他者，即我认为他人对我的看法。囙此，个体之所以会产生“被边缘化”的感受，是因为他把这个群体作为一个标准，参照之定义自己。

问笛|边缘也可以看作是相对于多数者的一些少数者，因为“少数服从多数”，多数者一般更能掌握话语权。但是，并非只有在数量上占优才能成为“多数”一派。事实上，社会上掌握着话语权的往往是少数的精英群体。更有趣的是，“多数”群体并不是一个一致的整体，总有部分人仔细审视了“主流”后感到失望，慢慢脱离了既定的社会轨道。我觉得，能够认清个体的独特性，拒绝人云亦云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即便这有时意味着主动或被动地来到社会边缘。

靖禾|不同时期艺术流派的兴起也许是一个好例子。很多新兴艺术流派都会被当时的“主流”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产物。以印象派为例，他们的出现被当时追求真实的主流所不屑，甚至“印象派”这一名字本身就在嘲讽其画风的离经叛道。但是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渐渐不那么需要“真实”的东西。人们的审美发生了变化，印象派对于感觉的捕捉也慢慢从边缘变成了主流。这时，又会有新的边缘艺术风格出来挑战他们，比如后来的抽象主义。从“多数”中脱离出来的“少数”反而又成为了“多数”，这何尝又不是“边缘”流动性的具体呈现呢？

 2
是否有曾处于“边缘”的经历？
感受如何？

山脉|我是跨境生兼插班生，每天都往返于内地和香港。即便我在香港已经住了很久了，也克服了一开始面临的语言障碍，我还是没法完全适应香港社会。我生活在两座城市之间，身份认同感是相当割裂的，因为我常常感受到难以言喻的差异。举例来说，我发觉内地同学和香港同学的思维方式、社交管道都大相径庭； 两地的科技水准也不同，在内地无现金支付早已普及，而在香港口袋里有沉重的硬币才是常态。这种经历给我的感受最多的是迷茫和孤独吧，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也没法轻易地在两地之间假定一个。

问笛|我来自浙江温州，一所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的都市。这里有不少农民工，作为本地人我没法亲身体验他们面临的困境，但我或多或少感觉到他们作为“少数”在这个封闭的社会里受到的排挤。来到香港后，我变成了于当地人而言的“少数”，我囙此有了更多的体会。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次经历是在暑假的时候，我得到了去一家英国电影公司实习的机会，当时我是唯一的内地人，语言上的隔阂让我难以参与到工作环境中，有种说不出的无奈。所幸的是，我所接触到的香港大学是一个多元且包容的地方，我得以认识了许多有不同背景的朋友，也让我学会了不少东西。每当有人问我，在香港我是否会因为来自内地而受到歧视时，我便会分享我学会的最重要的道理，即“不要通过一个人认识一个群体，也不要通过一个群体认识一个人”。通过对群体的刻板印象去定义个体，或是对个体的刻板印象去概况群体都是一种偏见，而这只会让交流和理解变得愈发困难。

靖禾|香港大学常组织学生去偏远的地区支教，从这个事情我也察觉出“边缘”和“主流”的碰撞。我发现，去支教的我们有时会居高临下地假定受助者需要我们的帮助，希望得到如我们所愿的改变。其实，这便是将缺乏社会资源的受助者“边缘化”了，因为我们没有真切地聆听他们的声音。这让我想起了沉从文。他在城市生活了很久，又回到了湘西老家。他最开始幻想着一个民风淳朴但落后的桃花源，但最后他意识到“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命运里去。” 我认为，边缘与主流的审视是双向的。继续以支教举例，我们所处的主流社会价值观与当地学生所处的不同，因而我们在特定年龄做出继续读书而非结婚生子的决定在他们看来也是无法理解的。当主流和边缘发生交流当时候，以自身为锚点丈量他者是不同群体共有的习惯，而非主流或边缘一方的特权或特点。

无鱼|我和大家不一样，我是一个很主动地想让自己处于边缘的人。我一直追求著成为某个我所认可的群体的“核心”，但又喜欢自由自在的感觉，囙此我不断地在寻找和拒绝社交间反复，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习惯。只不过，正如《岛上书店》这本书所说：“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自成孤岛。” 我逐渐觉得，封闭自己是不行的，无论是谁都应该要适当地与社会交流，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世界环环相扣、丝丝相连的。

北原|我曾观看过一部名为《蝴蝶夫人》的歌剧，它反映了一种客观意义上的边缘。故事发生在十九与二十世纪的交汇处。在尚处于传统社会下的日本，一个家道中落的武士之门的女子，与一比特美国海军舰长相爱。但是舰长注定一个要娶美国新娘，日本的新娘只是他身处异乡时情欲短暂的凭寄。舰长归国，女子痴守； 舰长最终携新欢归来，女子凄然自戕。悲剧的深层原因是地缘与文化的差异。东方的世界相对于西方而言是是落后的“边缘”地区，是不足以寄托永恒的爱情的。这种大势上的边缘，是个体难以主动去改变的，这种身不由己的无奈让我唏嘘不已。

 3
身边的人会不会注意到“边缘”的存在？
提到“边缘”时，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态度？

问笛|我很感兴趣的一个概念是“文化边缘”，即个体或者部分群体在文化意义上难以融入其所处的社会，具体可能体现在价值观、政治立场等层面。龙应台曾与儿子安德列讨论“你是哪国人”这个问题，即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问题。由于移民、迁居等因素，她自己和一个地方的人始终难以建立深厚、长久的联结，难以融入到当地文化。她还发现，不同的社会对外来者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她所居住的台湾社会强硬地要求外籍妈妈讲本地语言、融入当地文化，但她的儿子长大的德国社区在这一方面并不过分苛责。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变得越来越普遍，值得我们的关注。

北原|我觉得全球化通过文化同质化进一步加深了边缘化。无可否认，社会在加速发展，文化逐渐走向速食化、碎片化，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如今大行其道的短视频。相对的，一些传统文化无法“与时俱进”，越来越少的人重视这些文化的价值，它们自然就无法得到发扬和传承，渐渐被弃置，最终走向衰亡。这些文化自然地走向了社会边缘。那么，如今我们对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义又何在呢？重新使边缘文化被主流接受的举措，是否在根本上就不能实现，还是必须在破坏这些文化之内核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

靖禾|我想进一步补充一个有趣的现象——“强势文化”的构成。譬如在殖民时期的香港，外来的英国文化虽然在人数、地理等方面看上去似乎是一种不占优势的外来文化，它却逐渐下渗到香港文化中。时至今日，香港在各方面都还能找到英国文化的影子。

可以见得，强势文化并不绝对取决于人口基数、地域等因素。文化的强势可能更取决于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话语权。殖民地文化之所以能够扎根，是因为它们的传播者使用着他们的语言和文字掌管着行政系统、使用积累的知识以维护其统治、并迫使当地人民接受甚至向往殖民者的文化、从精神上植入殖民者的优越感。

这点在第三世界殖民地里得到了很深刻的体现。例如，在一篇名为How to write about Africa的文章中，其生于非洲的作者调侃了本地群体的声音被边缘化，笼统的、来自殖民者的刻板印象反而盛行的情况。即使本地人能够发声，他们的叙述也并不会挑战殖民者的刻板印象。在很多来自非洲殖民地作家的写作中，他们不但没有打破，反而有意强化西方世界对于这片土地自然风光优美，当地人更愿意拥抱传统信仰而非科技的刻板印象。

我囙此好奇，主流群体也好、边缘群体也罢，一个社会究竟要用什么样的叙事管道才能准确描述出边缘群体的处境，为其发声呢？

老猫|我觉得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关注个体的经历。仅仅是简单记录自己的生活，都会是一种对抗标签的有效手段。每个人都是多元的、独特的，是值得且应该做平等交流的，这样的方法能够让人们草草定义一个边缘人或群体前，构建出交流的可能性。

边缘的概念滥觞自边界的存在——边界划分出不同的群体，那么总会有一些个体身处边缘。边缘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也是主观的知觉。

从客观存在的层次讲，在地缘的空间维度上，边缘化似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格局，边缘概念的演替需要在时间的行程发生； 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上，边缘化发生于文明的新陈代谢中。从主观知觉的角度讲，边缘化的感知来自于个体对群体差距的认知，在他者的差异与本体的差异过大时，便自然生发出被边缘化的感觉。在对于需求层次的满足过程中，本体可能会因渴望寻找归属感而在无形间被赋予他者的定义，进而失去自我定义的意识。但是，主观意义上的边缘化多数时候又是可以变更的。主动的行为会改变对于边缘的感受，而这种知觉的变化来源于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义。

囙此，或许一个个个体不足以撼动客观意义上的边缘，但是，个体仍有自我定义、自我调节的余地。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知觉意义上的被边缘感未必都是无可突破的桎梏。认知他者而回归本体，也就有了穿行于物我之间的自由。

统稿|梁矩铭

文|任李菲阳赵睿梁矩铭乌靖博王好程楷舒

图|图源网络

审稿|沉严

微信编辑|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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