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读《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

礼教吃人。瞿秋白的母亲在他年仅十六岁时，绝望的自杀了。

不清楚她自杀的原因，作者分析当时的背景，认为她虽然嫁给一个传统地主子弟，但丈夫生性懒散、挥霍无度。她不辞辛劳抚养六个孩子，还要悉心侍奉半个瘫痪的婆婆。瞿家此刻已是债台高筑，夫家亲戚又不断责备瞿秋白的母亲不懂持家、罔顾孝道。直到一天，她再也无法忍受。

年轻的瞿秋白也许崩溃、茫然，但从这开始，他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他努力学习，取得留学苏联的机会。在苏联期间，任记者，俄语翻译。回中国后，在陈独秀为蒋介石上海清党一事负责而下台之后的1927年，成为了政治局领导人。仅28岁，就成为了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但党内政治气候变化的如此之快。这一期间，党内斗争的厉害。领导人上上下下，瞿秋白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九三五年在江西苏区，瞿秋白依党的决定留下来面对蒋介石围剿共产党的大军，因肺病体力虚弱而被俘。同年六月十八日，被枪决，年仅36岁。

我们是否可说瞿秋白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试图燃烧，但现今几乎已不留痕迹。如果不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盛行，近年又开始红剧热炒，恐怕现今中国人都不怎么记得这位曾经的党内菁英。

我们该如何评价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公知污名化的当代，能否从百年前的中国找答案？

史景迁抽取了民国成立前后至1980年几个知识分子的样貌，试图全景式的描绘中国知识分子近百年来的挣扎。故事由康有为起，期间经过鲁迅、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丁玲，直至1980年的魏京生。

鲁迅和瞿秋白之绝笔最让人动容。康与孙中山互相争夺海外资源，虽最终两者皆为失败者，康有为却死在对大清永远的还念之中，但孙不屈不挠直到死前还于北京还在调停军阀。丁玲就是党统治下标准知识份子的缩影，起先身为进步青年，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文艺尖子，却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起文字狱胡风案时，与共产党内同志互斗互掐，终究沦落至流放北大荒的下场，接着入狱，却刚好躲过接下来最艰难的大饥荒及文革，落个善终。

皆是失败者。不论康有为、鲁迅、瞿秋白，丁玲。

党统治中国之前，众人还敢写文章批评时政，49年后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倒是鸦雀无声。各大知识分子因依附于党而生存，从此再也没有好的作品出现。在党的眼皮子底下，只剩拿从前发表之文章互揭昔日战友疮疤之功能。看似表面平息但底下永远浅藏暗流，时不时爆发一下，时不时再批斗一番。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1958年于共产党八大第二次会议，大跃进前夕

百年来中国知识份子这个群体始终是被研究的焦点，因为他们何止百里挑一，甚至是百万里挑一，这群人被赋予众望，期待他们能带领人民脱去贫穷与愚昧。但现今看来这群人作用甚小，既无法改善人民物质生活，也无法改变僵硬的政治架构。聪明的就乖乖成为党的工具，要他们写啥就写啥，要攻击谁就挖他人的底。

但还是有少部份愚蠢的永远处在边缘位置，关切的始终是小人物的命运。这恰好是党最敏感之处，所以在各大宣传口径里被锁定，逃不开被政治正确的一方批斗的命运。但如果知识份子融入主流，也只是党的喉舌而已。

但不入体制就永远没有机会。身为被豢养的知识分子，虽被当枪使，但生活无虞，也有希望达成治国理想。不当官怎么做大事呢？像鲁迅这种理想中的「书房里的左派」，简直万里挑一，既能靠文字写作养活自己，又敢批评时政。但另一方面也是他死的早，没来的及赶上新中国成立后一波波清洗整肃。

1979年被捕的魏京生，是史景迁笔下的最后一个出场人物。当本书在1980年完成时，作者自然无从得知魏京生会成为中美交易的筹码，最后流亡美国，对故土几乎没有一点影响力了。

百年来皆带着脚镣跳舞的知识分子，身处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该怎么选？

一只赢弱的马托着几千斤的锱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的，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至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

最后……

俄国高尔基《四十年》、《克里摩‧ 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 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矛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多余的话〉—瞿秋白狱中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