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回忆录59:福兮祸所伏
1967年8月22日,中国以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来回应英国对48小时「最后通牒」的置之不理,对香港「爱国同胞」打击有多大?可以用《大公报》副总编辑陈凡其后在我面前的谓叹,说明一切。这位资深前辈参加过二战的前线采访,和湘桂大撤退,观察一向敏锐,「爱国」从不后人,「反英抗暴」开展几个月来,他甚至带一把刀上班,准备随时抗英搏斗。他那天跟我说,「反英抗暴」「玩完了」;「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弓满不发才是致胜之道,不提最后通牒,对方不知你会怎么出招,提了48小时,之后又冇料到,就被人「睇死」。说明中国需要香港保持现状,绝对多于英国需要香港。
陈老凡见多识广,在左派意识熏陶下少见有这种政治敏感度。但英国人的政治智慧也不低。 「最后通牒」无疾而终意味什么,陈凡看得到,英国人不可能看不到。历史性的转变,往往就是一件小事引发。 「最后通牒」就是这件小事。
港英当局对左派暴动采取维持治安的强硬措施,并没有预期会得到香港舆论和市民如此广泛的支持,因为在此之前,英国几乎毫不重视在香港的管治。二次大战末期,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认为,放弃殖民地是战后的大势所趋,美国和中华民国政府都主张战后由中国接收香港。但英国首相邱吉尔却斩钉截铁地说:「中国要收回香港,除非跨过我的尸体!(Hong Kong w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British Empire over my dead body)」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他问陪同蒋介石参加会议的宋美龄:「你以为我真的是骗子、恶棍,守住殖民地不肯放手?」宋美龄收起常见的笑容,反问道,「你又怎么知道我有这种想法?」可见保留殖民地,在那时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邱吉尔要保住香港,完全出于对远东战略和通过香港接触中国的高瞻远瞩。
战后四年,中国内战导致大陆建立共产党政权,一开始中共就制订了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此外是大陆人大批涌来香港,带来了资本、工业技术和经营手法,改变了香港的经济局面。然而,英国虽管治香港,在香港却无法作「长期打算」。近年解封的英国国家档案馆一些文件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香港历任总督多次寻求推行民众选举,但迫于中共领导人的压力,都要放弃。主管香港事务的廖承志曾表示,如果伦敦试图改变香港现状,「我们将毫不犹豫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另一份文件显示,周恩来总理曾对英国官员说,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点点自治的尝试,都会被视作「非常不友善的举动」和「阴谋」。
因此,在政治上,英国无法把民主制度引入香港,只能够在香港延续殖民地制度。殖民地管治对英国商人在香港的传统利益或有裨益,但对英国的国家利益却很少,而且背上殖民主义的恶名。因此,1967年前,在英国国会,香港从来不是议题。
1967年英国在香港的管治,的确是在英国传统法治下的「无为而治」。香港那时仍然实行「大清律例」,即容许纳妾。香港纪律部队的贪污也「制度化」。警察、海关、消防,贪污已经成为维系运作的必要润滑剂。消防队救火,明言「有水就有水,冇水就冇水」。对大量中国难民涌入和建于山坡的寮屋大火,港府亦只是建造设施不全的狭窄徙置区应付需求。对于资本家盘剥、工人遭到不合理待遇,政府也没有·立法规管。在殖民地掌权者眼中,这些也许都是中国人习惯的生活方式。
在港英政府内或十里洋场中,有没有结构性的种族不平等,肯定有。英国殖民政府的种族歧视不会明显流露,但在就业、升职等各方面,华人受到洋人的不平等对待,是可以被看到的。
港英不作为,种族不平等,和一些管治弊端。香港人知道。但比较他们逃离的地方,这些不满都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最重要是在法治下的香港,人身安全有法律保障,不会有突然而来的政治灾难。英治下不会要香港人唱国歌,敬英国旗,若非职业需要也不要求香港人讲英文。比较起不满,香港人更重视英国人带来的自由、法治和安全感。
1967年的「48小时最后通牒」,令香港广大市民知道:中共政权在可见将来,不会「收回香港」;港英以强硬态度对付暴动,值得支持;香港是可以作长久规划的地方。 「过客」心态渐渐让位于对香港的认同感。
英国当局,料不到会受香港市民广泛支持。于是,港英施政就进入一个进取的新阶段。福兮祸所伏,六七左暴是祸,产生的结果却是福。
(文章发布于2021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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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历史的转捩点
- 福兮祸所伏
(《失败者回忆录》此前在《苹果日报》连载,现正在Matters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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