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中國人不要面子又如何？
小時候聽過一個故事：父親的朋友趙昌南，那時在蘭州工作多年，每年都只在年節時回南方老家一兩個月探親。那年他照例回鄉，一路舟車勞頓，坐船上島後又誤了車，從車站走回家時已漸近黃昏，隆冬季節，空曠的四野裡北風蕭瑟，天色不免有幾分陰沉。走過一座橋，快到家時，他遠遠看到坡地上有人在地裡勞作，模模糊糊的看上去像是他妹妹，他激動之下大叫妹妹的名字：「蘭芬！蘭芬！」但那個身影抬起頭，卻不是妹妹，而是他的妻子。就因為這一認錯人，一場新年團圓的聚會變成了無休止的爭執，最後妻子堅決要求離婚，因為「你眼裡哪裡還有我」？雖然他再三道歉，說當時光線不好，但妻子卻覺得離得並不遠，儘管是低頭，但也不是背對著，為什麼會認不出自己？總之好話說盡，還是不能輓回這段婚姻，竟然就此離了。
當時在旁聽到這段舊事，我還只六七歲，不明世事，但對此卻印象極深。這個昌南叔叔為人極和善，我父親和他在蘭州既是同鄉又是同事，深知其絕非傲慢無禮之人，那說得上「目中無人」？而他這個前妻，聽說也很能持家，並非心有另屬才借小故離婚，只是她一貫個性很強，認定的事便很難通融妥協。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有時真是不可思議」，很多年裡，每每想到此事，我還是常覺得匪夷所思：為何一個小小的誤會竟會造成兩人之間不可挽回的破裂？
年事漸長，不能不懂些為人處世之道，慢慢注意到人際交往中那些不曾明言的心態。有幾年，母親常特意交代：「你近視眼，又常不自覺地低頭走路，回鄉時可千萬不能這樣，走在路上一定要看人，要是沒看清或沒看見，不跟人打招呼，那可是很失禮的。有時也不知你在想什麼心事，我叫你，你都沒聽見——做父母的不會生氣，可要是旁人，那可就會想：果然上了名牌大學了，這麼目中無人！」這後來都變成我的習慣了：在上海我可以一邊走路一邊想事，但每次回鄉便自動開啓警覺模式，要注意搜索身週一兩百米內有沒有熟人，可不能忘了打招呼。
金庸在《天龍八部》中對此有一段精闢的描述：「鮑千靈連連拱手，和各諸英雄招呼。他可真還不敢大意，這些江湖英雄慷慨豪邁的固多，氣量狹窄的可也著實不少，一個不小心向誰少點了一下頭，沒笑上一笑答，說不定無意中便得罪了人，因此而惹上無窮後患，甚至釀成殺身之禍，那也不是奇事。」在這部小說中也確實有這樣的事：蕭峰便是因為在洛陽牡丹花會上沒看馬夫人一眼，而被陷害得難容於天地之間，馬夫人臨死前說得明白，在她看來，蕭峰對她視而不見，便是「自高自大，自以為武功天下第一的傲慢傢伙」。
為什麼會這樣？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傳統上自來是一個高語境（high-context）的熟人社會，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同族的人長期生活在一起，對彼此的行為方式了如指掌，熟悉到可以用面部表情、肢體語言、沉默來交流，而語言只是信息傳遞的一部分；但或許也正因此，任何微妙委婉的表示，都可能被對方過度解釋。不知道西方人是否如此，但我常常發現，中國人在人際交往中常採取一種有罪推定的態度，他們極其在意交往中的細節，且傾向於把一切無意的都看作是有意的，或說不區分有意和無意，無意的冒犯便常被看作是故意為之的惡意，而他們自己也深受這種心態的折磨。我一位朋友說，他的一個遠房姑媽和他父親打招呼，他父親沒聽見，結果竟因此結下了幾十年的仇恨。這種心理雖然在上一輩中更多見，但在年輕人也不罕見，尤其是戀人之間，這大概正是因為戀人間彼此尤為親密，在這種高語境互動之中遂易於將對方的任何微小舉動視為有意為之的強烈信號。
人們之所以對認錯人這樣的「小事」做出極其激烈的反應，並不是因為這件事本身，而是因為他們強烈地感受到有損自己的面子和尊嚴，而那就絕不是小事了。別人的一個眼神或無意的忽視，便可能使人感覺「你瞧不起我」。看似奇怪的是，這種狂暴的防禦性攻擊，往往卻出自受害者的心態，一個敏感、自卑的人，釋放攻擊時常常極其強烈，因為他們把攻擊僅僅看作是適度的自我防禦。在恥感文化或面子文化中，人們在交際中往往都要小心翼翼，可別什麼地方不注意，就惹人不快，或被人看作是「不把人放眼裡」。就算你內心對這些不以為然，但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畢竟也不願無意中與人結仇。
不妨深思一下中國著名的「面子文化」：面子不僅是一種自尊意識，它還包含著社會名譽、社會地位，對中國人來說，這體現著人格價值，喪失面子首先激發的是強烈的恥辱感。如吳飛在《浮生取義》一書中所說的，「可以說，只要人處在與別人的交往之中，就存在面子的問題；而面子也只有在於別人交往的時候才有意義」，羞恥和「沒面子」，說到底都是對他人行為的反應，只不過在極敏感的人看來，很多未說出口的微妙之舉便已足夠感覺受辱。「面子」本身就和熟人社會的人際網絡分不開，閻雲翔在《禮物的流動》中說過，「一個人雇人去乾那些傳統上是無償幫忙的活兒是很尷尬的，因為那是在向世人表明，他在村裡沒有面子，他的關係幾近於零。」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的「面子」和「關係」，本身和農業社會時代密切而頻繁的人際互動有關，而這些又內嵌在整體的差序格局之中。值得補充的是，面向陌生人的面子和熟人的面子，是頗為不同的。一位老人去北京兒子家的四合院，還像在農村時一樣，見到掉地下的樹枝就撿起來，兒子笑話：「別這麼丟人了。樹枝值幾個錢？」他原本就住得有幾分不自在，聽了這話，竟因此上吊自殺了。但這句話如果是陌生的路人來說，老人恐怕也未必有這麼大的反應。
恥感文化並不只是東亞所有，希臘學專家E.R. Dodds在1949年所著的《希臘人與非理性》一書中便已提出荷馬時代的希臘社會屬於恥感文化，更不必說整個中東、近東地區至今如此，在那裡，最好不要當眾批評。但不可否認，這在中國文化中尤為根深蒂固。「面子」固然成就人格價值，但害怕丟面子、對他人的行為（尤其是批評）反應激烈，睚眥必報，乃至因而結仇，這不能不說是威權性格的體現。殷海光曾說「中國文化分子多帶權威性格」，便是因為發現很多人在學術討論中常常下意識地將他人無惡意的批評看作是有意針對自己的攻擊。毫無疑問，如果在公共討論中，時刻都要小心翼翼地注意對方的感受，那大概也就很難作出嚴肅的批評，而只能說些片兒湯話走過場。
這些年來體會很深的一點是：國人的心裡其實大多潛伏著威權的衝動，而這常常不僅僅是某些人的性格特質，也與傳統血緣共同體之下的面子、「做人」等交織在一起，它不像西方現代社會所確立的個人主義那樣具有某種非道德化、中性化的傾向。現在到處能聽到的「團隊合作」（team work），其實本身隱含著平等個體組合的意味，彼此都有自己的權利界限，而不像傳統社會那樣小心翼翼地做人。當然，以往那樣的做法非無可取之處，至少它教導人去注重他人的感受，而現在社會上對年輕一代的批評之一便是：他們越來越不在意別人的感受，而只關注自己的感受；然而在任何一個社會之中，他人的感受與自我的感受，原本便是一體之兩面，如果人人都忽視別人的感受，那麼他可能也遲早會發現，自己所面對的是一個冷漠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