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回忆录88：1979年与中共关系触礁

1979年发生了几件事，虽未至于使我与中共的关系破裂，但思想上、观念上的裂口已经形成。我会认为这是我与左派分道扬镳的一年。

前文讲到「特权阶层在中国」的文章，触及廖承志，以致他下令把《七十年代》「彻底搞垮」。但实际上这篇惹祸文章刊出后，中共没有任何反应。而廖承志向王匡提出的「彻底搞垮」的理由也不是这桩与他关联的报导，而是《七十年代》批评邓小平的「反民主」。因此，表面理由是魏京生案，暗藏的实际理由是廖公船。

这一年的10月16日，北京法院对七个月前拘捕的魏京生重判15年徒刑。 《七十年代》收到一篇来稿评论此事，赶着在11月号发刊。那时的印刷流程比现在慢很多，每当付印前我都亲自到印刷厂作最后审定。记得那天在印刷厂，手下一位编辑赶来找我，说潘公要他向我转告，《七十年代》不要发表有关魏京生案的评论。

理由没有说。我领会到从来没有对我们的编务表达过意见的潘公，突然提出这意见应该是非同寻常，他一定听到什么重要讯息。但我考虑杂志向来的取稿原则是文章的质素而非立场，要切合时代的要求，要对读者和作者群负责，而不是对掌权者负责。因此，我没有接受潘公的意见，评魏案的文章照刊。而且在下一期的12月号，对此案作更深入的分析。

魏京生案是邓小平结束民主假期的一系列施政的延续。 1978年他利用西单民主墙「发扬民主」，即所谓北京之春，来逼退华国锋而重掌最高权力后，于1979年四月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其中最重要和实际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并逮捕了民办刊物的魏京生，封闭西单墙。魏京生在民办刊物《探索》上的文章「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提到，「人民必须警惕邓小平蜕化为独裁者……他正在走的是一条骗取人民信任后实行独裁的道路。」这是他被捕和判刑的实质原因。至于他在法庭上被公开指控的「叛国罪」，则属「莫须有」，比如说他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但他作为北京市公园服务管理处的一个工人，如何可以掌握到军事情报？若有人提供情报给他，何以又没有逮捕直接掌握情报的人员？而接收他所提供的情报的外国人何以又没有被捕和判间谍罪？从四月以来前后发生的所有事实来看，魏案毫无疑问就是「以言治罪」。 「治罪」之「言」，也非常明显地是因为直接指向邓小平。因此，合理的怀疑是：此案若非邓小平钦定，也至少是为迎合他而作出的司法行为。

潘公相信早得风声，所以突然向我提出忠告。而廖承志也以「反对邓小平」为借口，要把《七十》「彻底搞垮」，真正原因则是我们评论了廖公船。因为以廖承志对香港事务的了解，当时新华社（即港澳工委）除新派来的第一社长王匡之外，其他长期沿用的旧人，如第二社长李菊生、副社长祁烽、秘书长杨奇等等，都不赞同「彻底搞垮」的意见。换句话说，熟悉香港社会环境的当年中共驻港人员，即使出于保护自己的原因，在文革期间不得不执行一些「极左」政策，但大体上，还是根据香港实际环境而有所抑制的。因此，廖公的指令在香港没有被执行。王匡也不能够左右执行人员的作为。 1979年《七十年代》没有被左派排挤和杯葛。我们仍然在左派阵营生存。

总括来说，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事，使我同中共的关系有了很深的裂痕。

一是四月时我们召开了「中国统一前景座谈会」，邀约了一些在香港的台籍学者参加，当时中共驻港高层在开会前曾经想叫停这个座谈，但因为一切都准备好，不可能停办了，于是左派就叫罗孚出席，以平衡右派观点，但想不到真正发生影响的是「不统一有什么不好」的观点；其二是中共在过去两年开放大陆人订阅《七十年代》后，于1979年大陆海关突然禁止入口，我们发表社论据理力争，我与王匡面对面抗辩；其三，我们发表了「中共的特权阶层」，直接得罪了主管香港的廖承志；其四，是刊登了关于魏京生案的评论，而拒绝了潘公的劝阻；其五，是我在这一年去美加周游几个大城市，与读者作者们见面，和出席爱荷华的「中国周末」，临走前半个月，潘公曾委婉劝我：可不可以稍后再考虑去美国？但我说，一切都安排好，他也没有再说什么。回来后，我主动给潘公写了一个报告，大致讲了此行观感，特别是留美知识人这时关于中国关于两岸的一些想法。他没有回应。

还有一件事，就是1979年初，潘公曾经向我表示，邀我当政协委员。我委婉地拒绝说，办杂志，还是保持政治独立比较好。

1979年后，与潘公的接触就少了。与新华社其他高层也渐行渐远。但真正分离还要再过两年。

（原文发布于2021年11月15日）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目录（持续更新）

1. 题记
2. 闯关
3. 圈内圈外
4. 杀气腾腾
5. 煎熬
6. 伤痛
7. 动荡时代
8. 抉择
9. 那个时代
10. 扭曲的历史
11. 先知
12. 自由派最后一击
13. 我的家世
14. 沦陷区生活
15. 汪政权下的乐土
16. 沦陷区艺文
17. 父亲与沦陷区话剧
18. 李伯伯的悲剧
19. 逃难
20. 愚者师经验，智者师历史
21. 战后，从上海到北平
22. 古国风情
23. 燕子来时
24. 在左翼思潮下
25. 1948树倒猢狲散
26. 猪公狗公乌龟公
27. 《苹果》的成功与失败
28. 怎能向一种精神道别？
29. 自由时代的终章
30. 清早走进城，看见狗咬人
31. 确立左倾价值观
32. 「多灾的信仰」
33. 最可爱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34. 中学的青葱岁月
35. 被理想抛弃的日子
36. 谈谈我的父亲
37. 父亲一生的辗转挣扎
38. 父亲的挫伤
39. 近亲繁殖的政治传承
40. 毕生受用的礼物
41. 文化摇篮时期
42. 情书——最早的写作
43. 那些年我读的书
44. 复活
45. 不可缺的篇章
46. 不可缺的篇章之二
47. 不可缺的篇章之三
48. 不可缺的篇章之四
49. 不可缺的篇章最终篇
50. 没有最悲惨，只有更悲惨
51. 归处何方
52. 刘宾雁的启示
53. 徐铸成的半篇文章
54.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55. 通俗文化的记忆
56. 左派的「社会化」时期
57. 伴侣的时代
58.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59. 香港历史的转捩点
60. 福兮祸所伏
61. 香港辉煌时代的开始
62. 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往何处去？
63. 二重生活的悲哀
64. 《七十年代》创刊背景
65. 脱颖而出
66. 觉醒，误知，连结
67. 非常有用的白痴
68. 有用则取，无用则弃（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69. 中调部与潘静安
70. 非蠢人合做蠢事
71. 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
72. 无聊的极左干预
73. 从钓运到统运
74. 那年代的台湾朋友
75. 统一是否一定好？
76. 台湾问题的启蒙
77. 推动台湾民主的特殊角色
78. 中共体制内的台籍人士
79. 踩不死的野花
80. 文革精神
81. 文革缔造中国的今天
82. 极不平凡的一年
83. 批判极左思潮
84. 民主假期
85. 裂口的开始
86. 太岁头上动土
87. 爱荷华的「中国周末」
88. 1979年与中共关系触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