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回忆录08:那个时代
「成功不是终结,失败不是终结,唯有勇气才是永恒。」邱吉尔的话,是我写《失败者回忆录》的主旨。
我不是以有勇气而自豪,相反地常以没有足够的勇气而自责。在前述的生活遭到强权的重击之下,我仍然留在左派的圈子,就是在生活和事业的压力下缺乏勇气摆脱桎梏的软弱表现。软弱的另一面,就是没有勇气否定自己的过去,没有勇气深刻检讨长期形成的思想和价值观是否有问题。否定自己是很痛苦的事,需要很大的勇气。
现在的中青年人,多不理解老一辈人为什么会如此执着于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何以在共产党暴露出极权面目之后,还不离开它的权力范围?实际上,只要想想中共为什么会成功?国民党政权为什么会在大陆溃败?为什么当时绝大部分顶尖的知识人和作家会在内战期间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国民党之外的中国大部分政党都投共?为什么许多海外知识人投奔中共国,睿智如陈寅恪来了香港还会再回大陆?想想这些问题就大体明白当时的社会状况。
相对于那时代的人,我是晚一辈了。但那时代的社会意识在我成长期中还没有变,我仍然深受其影响。那时候多数人的亲共,不是因为可以得到任何政治或经济利益,不是为了攀附名利,而是有社会政治意识的根源。中共建政之初,许多人看到中共国的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大陆许多知识人都满怀希望地想建设新中国;香港左派也甘愿在社会边缘为「爱国事业」打拼,甘愿放弃向上流动的机会。因为怀抱着「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理想。
中国在满清末期,就开始从西学中引进了自由、法治、民主、科学的启蒙思想,但启蒙还在萌芽阶段,就被外侮激起的民族主义救亡意识盖过。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潮,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崛起,社会主义思潮在全世界风行一时,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不但呼应了中国古哲的大同理想,更被进步人士认为将古哲理想变成可行的现实。孙中山的国民革命,邀请了苏联顾问,并将三民主义变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予以实践。当时的知识人,鲜有不沾染社会主义意识的,没有哪一个知识人认为:人应该不平等,应该有贫富差异,应该容许人剥削人。以社会主义去救中国,是那时代的社会思潮。
将人人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变成似乎可行的现实,俄国依靠的是列宁式政党的领导。所谓列宁式政党,就是党中央由少数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紧密的小组织。实行所谓「民主集中制」,意思就是中央愿意倾听党员及大众的意见,这就是所谓「民主」;但是统一由中央发布各项命令,全党无条件服从,此之谓「集中」。入党需经严格审查,入党后,下级服从上级,没有个人意志,是铁律。列宁式政党另一个特征,是崇尚暴力的强制性,以党领军、以党领政以及一党专政。
国民党按照苏共模式,改造成非完善的列宁式政党,中共则完全继承列宁式政党组织,1923年国共合作,北伐推翻了自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最能体现法治、自由和小政府的北洋政权,然后国共两党开展了数十年的联合、斗争。最后国民党政权溃败迁台,形成台海两岸对立的局面。
救亡至上,救亡压倒启蒙,平等至上,平等压倒自由,是那时代进步人士普遍的民族意识。也是中共1949年建政的社会意识根基。
我在成长过程中,从现实,从书本,也不断积累这种意识。可说已深植脑中。
(文章发布于202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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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回忆录》此前在《苹果日报》连载,现正在Matters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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