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幸彤:为公义作出的承诺,会超越任何文字狱的压迫而长存

郭偉文 Wyman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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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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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得悉邹幸彤于「六四卅二煽惑案」中被判囚15个月,以香港法院现今的「捍卫强权标准」,没有意外。以下是幸彤在该案的陈情文(引自其Patreon ),意味深长,值得同路人细味:

其实这单案由所谓案发到现在,不过短短半年,但六四已经极速从公认的良知底线到公认的危险红线。支联会、六四纪念馆、国殇之柱、民主女神像、六四浮雕,一一倒下,图书馆六四书籍都不能幸免。同一段时间,苹果、立场停运,到今日,众新闻都没有了。可以预见,公共平台谈论六四空间完全消失,或许可以的,你说六四是反革命暴乱囖。
所发生的一切正如我在文章中写的,暴政贪得无厌,红线只会不断扩张[按:添加的粗体强调;下同]。这一刻,我更确定,我当时有必要写这两篇文章,趁着我们还有讲六四的空间。无论法庭如何自圆其说,如何学特首那样,对眼前寒蝉效应视而不见、如何强调到没有影响人权。今日判决,宣判两篇讲六四文章有罪,就是参与这场洗刷六四的工程,就是封锁六四真相的又一棺材钉,是禁锢文字的又一锁链。判决传达的信息是烛光有罪、文字有罪。
文字狱的风气,不是从这一单案开始,也不会在这一单案终结,捍卫言论自由的唯一方法是继续说话。文字是有其内在生命力,永远无法被法律、被权威所定义。即使法庭决心要介入成为文字仲裁者、执意为文字定调论罪,法庭也只不过是众多读者之一,它的决定主宰不了其他读者如何理解一篇文字。一位读者的偏颇理解,完全无损文字本身存在的意义,甚至对作者来说,是完全不需要介怀的事。即使法庭继续审判我的文字,也不会是我停止写作的理由。
判刑阶段,法庭大可以考虑, 无论判处我什么刑罚,我会继续讲我该说的话。我没有任何其他个人情况要告知法庭,但我认为法庭有需要听六四死难者家属的声音,听下政权想通过这单案掩埋的声音
「走到六部口遇到部队,北京市民护住学生跪在坦克前,拦住部队,部队打出带有毒气的催泪弹使得在场的学生、市民晕倒在地不能动弹,一排坦克从这些失去知觉的人群中轧过去,田道明也在其中。田道明半个额头带一只眼睛被坦克轧掉,只剩下半个额头及另一只眼睛」。控诉人田维炎、黄定英,他们的儿子田道明在 6 月 4 日清晨被坦克车碾死,终年 22 岁
「 6 月 3 日晚 11 时,戒严部队先前步方队自西向东行进,一跨过木樨地桥,就一声令下士兵卧倒,中间一军官以单膝跪姿,用冲锋枪向马路中间及两侧盲目扫射,多少人应声而倒……」「在寻找袁力的半个月时间里,所到 44 座医院无一没有尸体,最多的复兴医院,尸首堆积如山。我们从各个医院亲眼目睹的尸体,至少在 400 具以上」。控诉人袁可志,其子袁力,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于木樨地中弹,子弹穿咽喉而过,终年 29 岁。因袁力当时身上没有证件,被列作无名尸,家人寻找半个月才找到遗体。
「这时间来一辆卡车,车上的士兵向路边的群众开枪……这时在前面有人喊:『救命啊!我受伤了!』燕声站起来,要去救那个人,可就在他站起来奔向呼救的人时,狠毒的子弹向他射来……医生打开伤口,发现子弹在体内炸开,这时中了炸子!」控诉人黄金平,杨燕声的遗孀,杨燕声肝部中弹,终年 30 岁,当时两人孩子只有20 个月大。
「6 月 3 日晚,我和向东父亲等待儿子久不归家……我们夫妇决定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寻找,在行进路上,见一群凄凄惨惨的学生,有的受伤,有的抬着被坦克车压扁的学生。」「我们去了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每个医院门口都贴着死伤者名单,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约 400 多人……我们翻了许久,未见儿子向东的名字,又进到医院内从无名尸体重一个个去辨认。可怜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模糊,睁着大大眼睛的年轻人!」控诉人徐玨,吴向东的母亲,吴向东颈部中弹,终年 21 岁
「6月 9 日去八宝山火化场了解情况,见有驻军把守,说是要办一个手续,写一个死亡说明,如果写枪杀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坚决不肯这样办理。苍天有眼,是刽子手杀害了我儿子,难道要我去替刽子手掩盖罪行?不让火化,就让尸体永远停在太平间!」控诉人邝涤清,其子邝敏于木樨地中弹,子弹穿透肝部而过,终年 27 岁
「为肖波死于所谓动乱,我还受到巨大压力,北京大学有关部门……警告我不准带孩子在校内走动,有人问起时不能说孩子的父亲是肖波……」控诉人刘天媛,她的丈夫肖波生前是北京大学化学系讲师,在木樨地劝导学生返校时中弹,主动脉被击断,终年 27 岁
「孩子被无辜枪杀,当权者对死者亲属也不放松监控。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谓『敏感』时期,当局常常找我们谈话,还指派公安人员及便衣守候在我们的家门口监视我们,连我们去墓地也不放过……开始几年,我们面对警察的监控精神几近崩溃……我们不能再这样无限度地忍受下去,我们要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控诉人周淑庄,其子段昌隆试图劝解戒严部队军兵时,被一名军官用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射中心脏大动脉,终年 24 岁
「时隔二十五年了,政府依然没有就当年的罪恶反省,依然动用公安系统力量对我们难属进行监控——我们在中国的大地上不能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自由地公开悼念自己遇难的亲人;我们的亲人被打死了,我们反倒成了被国家监控的罪人——这样的手段对待国民,只有独裁统治的国家才会出现。」控诉人熊辉、张彩凤,他们的儿子熊志明6 月 3 日晚在西单一条胡同内遭枪杀,子弹射中太阳穴,终年20 岁
这是求情的阶段,真正应该求情悔改的,是32年前杀人的刽子手,是压迫了难属们32年的所谓国家大义。死去的人不是骗局,不是外国势力的阴谋,是一条条人命,真正的骗局,是用法律之名去包庇凶手,以国家之名抹去受害者的存在连死者都不尊重的国家,连死者都不尊重的「贤达」,还可以尊重什么。如果法庭允许,我最后想读一段天安门母亲群体今年六四公墓拜祭时的悼词。
天安门母亲在今年六四,在我被关押在警局时,在当局严密的监视下,到万安公墓拜祭时所读: 「三十二年来,我们心中的悲痛和思念丝毫未减。我们活着的人,一定会担起更重的担子,抗争到底,至死不渝!」
八段证词,八个破碎的家庭,然而在六四之中,在一党专政之下,破碎的家庭又何止八个?其实这些难属才是这单案中真正的受害者,因此他们的声音才是最有必要出现在这场庭审的记录之中。听下这些正在被消灭的声音,或者法庭会更明白,自己正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抗争到底,是难属的呼声,亦是维护尊严的唯一出路。因此,即使烛光有罪,我仍然会呼吁大家,无论是今年的六四,还是将来每年的六四,继续点起抗争的烛光。就算没有了支联会,没有人去申请集会,我们仍然可以每一个人去守这个约定,用烛光照亮长夜。这个为公义作出的承诺,会超越任何文字狱的压迫而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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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文 Wyman Kwok學得有點雜,主要是物理學、語言學和分析哲學,喜歡遊覧於廣大的智性領域,關注生命對世界的感受,嘗試說些有價值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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