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幸彤：为公义作出的承诺，会超越任何文字狱的压迫而长存

刚得悉邹幸彤于「六四卅二煽惑案」中被判囚15个月，以香港法院现今的「捍卫强权标准」，没有意外。以下是幸彤在该案的陈情文（引自其Patreon ），意味深长，值得同路人细味：

其实这单案由所谓案发到现在，不过短短半年，但六四已经极速从公认的良知底线到公认的危险红线。支联会、六四纪念馆、国殇之柱、民主女神像、六四浮雕，一一倒下，图书馆六四书籍都不能幸免。同一段时间，苹果、立场停运，到今日，众新闻都没有了。可以预见，公共平台谈论六四空间完全消失，或许可以的，你说六四是反革命暴乱囖。

所发生的一切正如我在文章中写的，暴政贪得无厌，红线只会不断扩张[按：添加的粗体强调；下同]。这一刻，我更确定，我当时有必要写这两篇文章，趁着我们还有讲六四的空间。无论法庭如何自圆其说，如何学特首那样，对眼前寒蝉效应视而不见、如何强调到没有影响人权。今日判决，宣判两篇讲六四文章有罪，就是参与这场洗刷六四的工程，就是封锁六四真相的又一棺材钉，是禁锢文字的又一锁链。判决传达的信息是烛光有罪、文字有罪。

文字狱的风气，不是从这一单案开始，也不会在这一单案终结，捍卫言论自由的唯一方法是继续说话。文字是有其内在生命力，永远无法被法律、被权威所定义。即使法庭决心要介入成为文字仲裁者、执意为文字定调论罪，法庭也只不过是众多读者之一，它的决定主宰不了其他读者如何理解一篇文字。一位读者的偏颇理解，完全无损文字本身存在的意义，甚至对作者来说，是完全不需要介怀的事。即使法庭继续审判我的文字，也不会是我停止写作的理由。

判刑阶段，法庭大可以考虑， 无论判处我什么刑罚，我会继续讲我该说的话。我没有任何其他个人情况要告知法庭，但我认为法庭有需要听六四死难者家属的声音，听下政权想通过这单案掩埋的声音：

「走到六部口遇到部队，北京市民护住学生跪在坦克前，拦住部队，部队打出带有毒气的催泪弹使得在场的学生、市民晕倒在地不能动弹，一排坦克从这些失去知觉的人群中轧过去，田道明也在其中。田道明半个额头带一只眼睛被坦克轧掉，只剩下半个额头及另一只眼睛」。控诉人田维炎、黄定英，他们的儿子田道明在 6 月 4 日清晨被坦克车碾死，终年 22 岁。

「 6 月 3 日晚 11 时，戒严部队先前步方队自西向东行进，一跨过木樨地桥，就一声令下士兵卧倒，中间一军官以单膝跪姿，用冲锋枪向马路中间及两侧盲目扫射，多少人应声而倒……」「在寻找袁力的半个月时间里，所到 44 座医院无一没有尸体，最多的复兴医院，尸首堆积如山。我们从各个医院亲眼目睹的尸体，至少在 400 具以上」。控诉人袁可志，其子袁力，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于木樨地中弹，子弹穿咽喉而过，终年 29 岁。因袁力当时身上没有证件，被列作无名尸，家人寻找半个月才找到遗体。

「这时间来一辆卡车，车上的士兵向路边的群众开枪……这时在前面有人喊：『救命啊！我受伤了！』燕声站起来，要去救那个人，可就在他站起来奔向呼救的人时，狠毒的子弹向他射来……医生打开伤口，发现子弹在体内炸开，这时中了炸子！」控诉人黄金平，杨燕声的遗孀，杨燕声肝部中弹，终年 30 岁，当时两人孩子只有20 个月大。

「6 月 3 日晚，我和向东父亲等待儿子久不归家……我们夫妇决定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寻找，在行进路上，见一群凄凄惨惨的学生，有的受伤，有的抬着被坦克车压扁的学生。」「我们去了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每个医院门口都贴着死伤者名单，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约 400 多人……我们翻了许久，未见儿子向东的名字，又进到医院内从无名尸体重一个个去辨认。可怜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模糊，睁着大大眼睛的年轻人！」控诉人徐玨，吴向东的母亲，吴向东颈部中弹，终年 21 岁。

「6月 9 日去八宝山火化场了解情况，见有驻军把守，说是要办一个手续，写一个死亡说明，如果写枪杀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坚决不肯这样办理。苍天有眼，是刽子手杀害了我儿子，难道要我去替刽子手掩盖罪行？不让火化，就让尸体永远停在太平间！」控诉人邝涤清，其子邝敏于木樨地中弹，子弹穿透肝部而过，终年 27 岁。

「为肖波死于所谓动乱，我还受到巨大压力，北京大学有关部门……警告我不准带孩子在校内走动，有人问起时不能说孩子的父亲是肖波……」控诉人刘天媛，她的丈夫肖波生前是北京大学化学系讲师，在木樨地劝导学生返校时中弹，主动脉被击断，终年 27 岁。

「孩子被无辜枪杀，当权者对死者亲属也不放松监控。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谓『敏感』时期，当局常常找我们谈话，还指派公安人员及便衣守候在我们的家门口监视我们，连我们去墓地也不放过……开始几年，我们面对警察的监控精神几近崩溃……我们不能再这样无限度地忍受下去，我们要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控诉人周淑庄，其子段昌隆试图劝解戒严部队军兵时，被一名军官用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射中心脏大动脉，终年 24 岁。

「时隔二十五年了，政府依然没有就当年的罪恶反省，依然动用公安系统力量对我们难属进行监控——我们在中国的大地上不能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自由地公开悼念自己遇难的亲人；我们的亲人被打死了，我们反倒成了被国家监控的罪人——这样的手段对待国民，只有独裁统治的国家才会出现。」控诉人熊辉、张彩凤，他们的儿子熊志明6 月 3 日晚在西单一条胡同内遭枪杀，子弹射中太阳穴，终年20 岁。

这是求情的阶段，真正应该求情悔改的，是32年前杀人的刽子手，是压迫了难属们32年的所谓国家大义。死去的人不是骗局，不是外国势力的阴谋，是一条条人命，真正的骗局，是用法律之名去包庇凶手，以国家之名抹去受害者的存在连死者都不尊重的国家，连死者都不尊重的「贤达」，还可以尊重什么。如果法庭允许，我最后想读一段天安门母亲群体今年六四公墓拜祭时的悼词。

天安门母亲在今年六四，在我被关押在警局时，在当局严密的监视下，到万安公墓拜祭时所读： 「三十二年来，我们心中的悲痛和思念丝毫未减。我们活着的人，一定会担起更重的担子，抗争到底，至死不渝！」

八段证词，八个破碎的家庭，然而在六四之中，在一党专政之下，破碎的家庭又何止八个？其实这些难属才是这单案中真正的受害者，因此他们的声音才是最有必要出现在这场庭审的记录之中。听下这些正在被消灭的声音，或者法庭会更明白，自己正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抗争到底，是难属的呼声，亦是维护尊严的唯一出路。因此，即使烛光有罪，我仍然会呼吁大家，无论是今年的六四，还是将来每年的六四，继续点起抗争的烛光。就算没有了支联会，没有人去申请集会，我们仍然可以每一个人去守这个约定，用烛光照亮长夜。这个为公义作出的承诺，会超越任何文字狱的压迫而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