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子内外| 「有时，我希望康奈尔没有录取你」

三位温州人，从小城走出，来到欧洲、北美、香港求学。人生的路交叉、交汇，在过往的生命里荡起涟漪，不停蹄地向未来延展开去。曾经的故乡，过往的梦想，也终将被埋藏在心底。

香港，是我们都钟意的宝藏城市。凌晨薄扶林道上呼啸而过的大巴与的士，向我们展现这座不眠都市的无限魅力。花花绿绿的口罩可以遮住半张脸，却遮不住熔化后滴落的欲望。那些不眠的清宵里，即便我们闭上眼睛，香港依旧自转，人们照常高歌。

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身边的港大学生。人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和迷惘——回不完的邮件，改不完的CV，扫不完的「安心出行」，让好多人在车水马龙中迷失了自己。白夜里，欲望五光十色；黑夜里，人心斑驳陆离。他们或是意气风发地磨平自己的棱角、将自己形塑为「精英」，着急地成为一个大人，或是不知道自己将驶向何处、原地徘徊，或是因无法接近过于宏大的理想而苦恼不已。那些无人问津的痛楚，就像Gourmet Canteen的柑桔柠檬蜜一样，时而淡，时而浓。多数人却也无非是出于想要的太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囚困在浪漫谜底里。

走到今天这一步，如何才能对自己诚实？

1｜三个温州人，与跨越三大洲的名校

无耽| 我在浙江温州的一个普通家庭长大。有幸家人重视阅读，小时候家里带着我读的第一本书，应该是《圣经》《悲惨世界》或《小妇人》，自此也比较向往一个重视人文社科的世界。在小城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我一直觉得高考才是我走出来的机会。但在中考失利后，我去了一所较普通的高中，也因此对人生规划有了更多思考。在高中时感受到体系里个体的纠结和挣扎，由于家里的华侨背景，我在高三时选择了离开体制，「出走」到欧洲准备大学申请。我当时一直很想考上一所具有人文精神、博雅教育的传统名校。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我选择了法国社会精英的摇篮——巴黎政治大学。现在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德法研究，即将完成我的本科学业。在这两所所谓的名校里，我发现自己对社会阶级化下的精英文化有很多不适应，也有很多质疑。而在欧洲的漂泊，也让我常追问并革新自己对世界、自我的认知。关于未来规划，我想家里人对我是没有具体期待的，因为他们并不清楚我学的是什么。我自己可能想做记者，或者更广义的文化工作者。

问笛| 我也在温州长大，从小被放在一个精英的模子里培养。在长期的理科竞赛学习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和体制内教育有一种气质上的格格不入。我开始怀疑为什么要无止无休地追求考试排名，为什么要依照成功的单一定义而痛苦地形塑自己——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这一生到底想做什么？我逐渐意识到我对哲学的热忱，与对更大的世界的向往。高考的失利和高考后的一路翻车，让我阴差阳错地来到了香港大学，主修哲学。从温州来到香港，我如同突然被掷入了一个熔炉——一个东西文化相互交融、多元价值相互碰撞的熔炉。在这样一个自由开放却也险象环生的环境里，我快速地成长起来，尝试去理解、去欣赏和自己成长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的想法，分享各自在人生岔路口的抉择，共同探讨人生哲学，因而我看到无数的可能性向我展开。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在港校的求职焦虑潮流中，我依然沉浸于博雅教育的魅力，依然执着于人类思想文化史的探寻。我更加深入地思考自己希望在这个蔚蓝星球上留下怎样的痕迹，秉持成为一名心怀天下的理想主义者的life mission。这个学期我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神学院交换，继续对spirituality和人类信仰体系的求索。

以列| 我是在南京出生的温州人，和问笛是很好的朋友。我其实一直很为自己的温州人身份骄傲，直到在南京度过童年、回到温州读初中时，我不会讲温州话，班上的同学暗地里叫我「那个南京来的同学」，我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被marginalized了。初三时，我申请了公立奖学金项目，赴美交换一年，随后决定在美国继续念高中。申请大学时，我对生物信息学充满了热情，希望以后能够背负科研重任，浪迹天涯。在读完一年生物专业后，我开始慢慢意识到学术之路的艰难与自己能力的有限。随后，我毅然决定要转专业。目前我于康奈尔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辅修生物学。受疫情影响，上一学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交流学习。像大多数温州人一样，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经商家庭。我的父母希望我能成为一位科学家，但是我想成为一位普通的码农。

2|那些年，我们的学术梦

问笛| 在高二升高三的暑假，我参加了复旦大学的哲学暑期课堂。我在「自由而无用灵魂的栖息地」感受到了一种契合，一种思想共振时被理解、被接纳的感动。受到这一群复旦人的影响，我心里萌生了一个非常单纯的学术梦。我希望自己能够在人类知识体系的边缘开拓，去探索真知。当时我念高三，以列刚进入大学，两个人都有着特别纯粹的学术理想，每天聊人生哲学，讨论细胞结构、RNA和蛋白质的起源之争，我还教他敲过代码。当时他和我说自己想要「背负科研重任，浪迹天涯」——现在想起当时的那份纯粹，感慨良多。

但在进入港大学习哲学后，在某些方面我触碰到了自己能力的边界，在另一些方面我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些闪光点。我也意识到学术圈的环境并非是我所想象的伊甸园——性别、种族等各方面的偏见与歧视，学派之间的纷争与排挤，都是真实存在的。在对比中，我也深刻地感受到大陆学术环境的短板所在。全英文教学的环境让我越来越难以用中文讨论学术。我不大清楚在这个时代，还有多少人愿意把学术当成一份志业。 Master, PhD, researcher, lecturer, associate professor, professor… 这一路上有多少坎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所看到的，是每个人对于机会成本的衡量。在江边散步时，我问Dr. Michael（我和以列的外教）如何看待机会成本的问题——三十岁PhD毕业时，身边本科毕业就去工作的同学可能早已买车买房、走上所谓「成功人士」的道路了。他是这么回答的：他在牛津大学一路读完了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etters的本硕博，是因为他明白自己对学术的热爱是一种falling in love，因而很少纠结于机会成本。

我的父母对我是有期许的，他们会有多少岁前应该买车买房、结婚生子的观念，可是我目前并未把这些列入我的人生规划。我也不清楚自己如果选择了学术道路，它将通往哪里，我能走到哪里。港大焦虑的求职环境、做学术所要求的身心投入，让我慢慢开始质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和机会走学术之路，是否可以在风雨飘摇中稳住一方书桌，是否可以「接受时代对我的态度还依旧选择坚持」。而我对更贴近社会现实的工作也充满热情，目前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探索并夯实人类信仰体系的spiritual leader。总而言之，我看着自己从当初一个摇摆飘忽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相对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我不知道在遥远的未来，我会不会变成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以列| 在高一的时候，我听说了物理学家加来道雄的超弦理论，看了电影《星际穿越》，对物理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当时我还尝试去自学这些理论，最后自学未遂。和问笛的经历很像的是，在高一暑假，我获得了到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接触科研的一个机会。我了解到一个很出名的材料叫石墨烯，读了一些论文，做了一些跟石墨烯相关的实验。石墨烯可以做成超级电池，我想这是可以为全人类服务的一项事业。当时我真的觉得自己适合学习材料科学。在大学申请时，我也选择了材料科学专业并收到了录取。而高三的下学期又是另一个转折点，我接触到了生物信息学，了解到了BLAST、保守序列对比等，当时我又想转去学生物学，尽管当时美国大学差不多已经全部放榜了。在现实中，我也有半学术的经历。今年暑假我在上海的3M的食品安全部做了实习生，当时我主要的任务是研究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基因，去设计一些质粒基因的引物，比如血浆凝固酶、肠毒素的基因。我花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做这方面的研究，总体来讲还是挺喜欢这种科研工作的氛围。至于为什么我转到了CS（计算机科学）专业，后面我再具体讲一下求职、移民等方面的考量，简而言之，这是出于学术梦的破碎，而非出于学术梦的转向吧。

无耽| 最初在我眼里，成为学者就像钱钟书、余英时那些老一辈大师一样，我似乎把学术与那个黄金时代相捆绑，把它当作一种逃脱框架化的现实生活的方式，并没有把它和比较实际的一些职业道路相挂钩。来到巴政后我才发现，现在的文科学术很大意义上也只是一种标化的研究方式，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利益纠葛，比如说选题的背后有市场才更可能有funding。在人文社科方面，我慢慢感受到在一些田野调研中，我们的确可以接触到一些令人震撼的社会现象，但是以学者的身份参与到这些事情当中，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改变社会现状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从社会文化方面讲，我曾有很单纯的一个目标，是想破除一些刻板印象、讲出更多人的故事。后来在新闻产业实习时，我发现新闻上的文章也好，学术研究也罢，很多时候不一定真正能做到追求真相、追求真理，反而是在加强误解和刻板印象。这大概是我当年的学术梦以及现在对其有点失望的想法。

3｜名校与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无耽| 我觉得我们选择了名校，对名校无疑是有所期待的。同时名校对我们也是有期待的，比如我们未来将要贡献学校的就业率、平均薪资的一部分数据。

问笛| 之前和朋友聊这个话题。这是名校光环带来的不太好的现状——如果一位名校学生过于在乎毕业生平均薪资的这个数字，把金钱当成衡量自身价值的唯一标准，ta的很多想法很容易被这个数字局限。

以列| 我跟问笛有相同的感受，我们到了名校的确会顶上光环，但这个光环是非常沉重的。大二快结束时，我在找实习。和我一起做小组作业的一个大一同学拿到了微软实习的offer，但是我被拒了。当时我因为这件事而非常难过——进不了微软的我真的配得上康奈尔吗？但是，如果我们想开一点的话，也不必纠结自己会不会辜负母校的期望，母校可能并没有期望你做什么。

无耽| 对，其实学校对我们可能也没有什么期待，我什至感觉学校根本不care作为个体的我。学校作为一个institution，它有很多硬性的指标要去争取。但是从我作为个体的角度思考，我也只是巴政/剑桥几千几万学生当中的一个。尤其是作为一名国际学生，我们和大多数本地学生的成长环境不同，更不必说这里的精英氛围。曾经有一次我约了巴政校长的office hour，校长告诉我巴政并不是培养精英的工厂，你们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社会的0.01%了，我们能做的只不过是让你们大多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继续留在这个social status的track上，但是我们并不能确保这一点。他当时跟我讲完这句话时，我更深地意识到了自己从小城温州走到这里，已经是非常少数的幸运儿了。在剑桥，我也更加体会到了高等教育产业化中，其实学生和老师都被这个功利的系统所异化。在大学这个微观社会中，我们被放到了一个整体精英浓度、文化资本浓度都很高的环境中。但每个人的socioeconomic status都是不同的，每个人的机会成本、能够获取的资源也都是不同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为什么这会让我们显得比较vulnerable呢？

思考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对名校光环的种种纠结慢慢开始消退了。现在我拿到了剑桥教育学的硕士offer，以后希望能将自己本科学到的社科人文知识用在研究更能实现社会正义的教育政策上。但是，我本以为本科这几年的试错真的能够让我放下虚荣心、摒弃名校光环，去选择一所title不是很大的学校，目前却也在迷茫中更想留在名头更大的学府里以给到自己一些安全感。

4｜Where did you see yourself in 10 years?

问笛|一方面，我很感谢港大给我提供的平台和资源，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结识了很多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人，每一天都能给我eye-opening的探索机会；另一方面，我也发觉有的人选择名校只是为了一个title，把这里当成交钱换一个degree的地方。港大的内地生比例是10%，但是商学院的内地生比例是35%。香港的商学院以及世界各地最好的商学院，以及现在的一些金融求职机构，越来越像是生产同质化精英的大机器，轰隆隆地吼着“我们要霸占中环街头” 。拿这些求职包装机构来说，它们专门做藤校、G5、香港三大的学生的生意，像是一道生产流水线，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当成工件打磨加工，让你从准备简历到笔试、面试，从拿到internship offer到手握return offer。在欧洲、北美、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从世界顶尖的商学院毕业后都成为了香港中环街头“一模一样”的金融打工人——这可真是“大道相通，殊途同归”。

之前我和我的adviser说，我觉得自己在这焦虑的求职潮流中是一个creep。 Socialization的过程在我身上非常失败。通过长期的探索，我慢慢意识到自己的life mission是做一位spiritual leader，尽管我尚未找到一条direct path。我在电影公司、保险公司、NGO、国际组织、社会企业做过尝试，不断进行trials and errors。我还考虑过商业咨询。当时我的counselor张熹在亚太生涯规划年会上请教顶尖生涯咨询大师Dr. Mark Savickas，有学生在咨询行业和学术（更准确的说，应该是a spiritual path）之间纠结，问他怎么想。他问这个学生最喜欢的书是什么，张熹说是黑塞的书（《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Dr. Savickas的第一条回应是, “ Do what you love, and money will come .” 他的解读是，我在纠结是去追求外在的认可和成就，比如高薪和名企，不甘心自己落后于同龄人，还是放下世俗标准，追求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场对话让我茅塞顿开。

不过，「money will come」可能引发的误解是，钱依旧被当成了衡量在do what we love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标准。有一天和朋友聊到这一点，他把这句话改了一下, 「Do what you love, and you will not care when money will come.」后来和一位港大校友聊天，她又把这句话改了一下, 「Do what you love, and opportunities will come.」 她的言外之意是，当你真正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时，你整个人、整个灵魂都是在闪闪发光的，自然会吸引身边的很多人，他们中有的愿意offer opportunities去帮助你，有的和你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以列| 我对问笛刚刚提到的金融求职机构感触颇深。我刚上大学时，从未有过求职的顾虑。当时我觉得我去了一所好学校，好好读生物学，去一个好的实验室，再好好读硕士、博士，就会成为一位优秀的科研人员。后来，一个求职中介的宣讲改变了我的想法。现在想来，我觉得它在做的更多是贩卖焦虑。中介告诉大一就要开始准备大二的实习，大三暑假要找一个big name的实习，然后大四拿return offer，后面再拿到绿卡，简直是一条龙服务。他也讲了各个公司实习生的录取率、竞争有多激烈等。我被贩卖了不少焦虑，也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一系列选择——我要学习什么专业？以后从事什么工作？是回国还是留在美国？其实这些问题是每一个美本留学生都是要考虑的，毕竟从美国回到国内工作是一张「单程票」，以后如果想从国内回美国工作就比较难了。想留在美国的话要趁早，就如那些求职机构说的那样，找好的internship，争取到return offer，最后申请绿卡留在美国。我选择了转到CS专业，和那次求职宣讲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我想自己以后还是要做一些比较踏实的工作。而如果继续读生物、做科研的话，大概率是要读到博士的，而且即使读到博士，还要面临一个僧多粥少的问题。其次，针对目前的国际形势来说，像生物这样的「敏感专业」对国际生不是很友好。

那为什么我要做码农呢？刚刚问笛说「Do what you love, and money will come」时，我的第一反应是But he didn』t mention how much money。我们没有量化这个问题，没有具体考虑过我们的经济能力是否能满足一些即将到来的现实需求。我是有一种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的，即读完书以后要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这些规规规规矩矩的事情都要做。所以当时我就想，如果我去读生物的话，我以后会有多少收入？我是否能付得起房贷？是否能给予我的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想得这么远了以后，我就越想越焦虑，后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意识——我还是做码农好了，做一个收入稳定的「新农民工」，至少生活的变数不会这么大。

5｜从Life mission和家庭、社会期待谈开去

以列| Life mission是一个可以变的东西，但我们通常觉得还是要有一个life goal。目前对于我来说的life goal可能就是留在美国。前几天我跟一个美国小哥聊到这个话题，他说：“你留在美国的最好办法应该就是找个美国人结婚。”

我的人生规划很朴素，或许也很肤浅：我遇见了我喜爱的人，我希望能跟她成家，希望能跟她一起生活，做一辈子的爱人。但是这些都不是徒然就有的，我们需要有资本去支撑。有了资本和资历，我们才可能照顾好一个我们在乎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我就会考虑到一些非常琐碎的东西，比如说以后在哪里买房、在哪里工作，乃至生几个孩子。我跟我第一任女朋友当时就聊得挺多的。她是北京人，希望以后能留在北京。我们甚至讨论了要在北京的三环以内买房，然后生一个孩子，送到北京最好的国际学校读IB课程。当时我的想法很天真，但这段经历让我有了一种固化的想法，会觉得买房是刚需，结婚生子是刚需，给孩子在教育上的投入也是刚需。当时我就树立了一种不能算是激情、但比较固执的想法，就觉得我现在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以后生活做一个良好的铺垫。所以我觉得恋爱、结婚生子也算是对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也让我想到之前所讲到的资本，不管是金钱还是cultural capital，有很多东西会让我觉得挺难逾越，许多东西的实践都需要实际的过程，需要资本的积淀。我还是有那种比较传统的成家立业的决心的，我也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出人头地。我觉得这也是温州以及我们的家庭背景给我们的一种无法根除、融入血脉的思想观念。

无耽|讲到这里，社会环境对于我们的socialization，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驯化，其实并不仅限于所谓名校大学生了。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也是更极致地在感受社会角色在我们身上的一种轮换和融合。所谓社会期待，其实并不只是出于我们身上的某种标签，或出于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自己感受到的压力。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对家庭有较强的归属感。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衡量未来secure与否，或者是说要做出某种选择，可能多少都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一定的标化考虑。大学毕业要去找工作，从要养活自己到要成立自己的家庭，中间要考虑到薪资如何、能力如何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现实的社会化、驯化的过程。所谓名校在这一点上，可能可以带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更多选择。

作为温州人，聊到家庭话题我确实深有感受。在海外遇到老一辈的温州华侨时，我很能感受到他们的传统与保守。我自己因为家庭情况比较特殊，在观念上有点背离所谓的温州传统家庭观。处在一个alternative里，我会害怕家庭架构里对于个人的剥削和异化。或者是说我作为一个女生，如果我20多岁就要准备结婚生孩子，不说个人牺牲，但确实会觉得把自己困在了一个角色里面。我觉得后来我选择去国外“冒险”，不愿将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职业导向或者家庭导向捆绑，是和跟这段成长经历有关的。但在国外或者名校感觉到的现实里，其实也有更多的对于“家庭观念”迷失和体会到的不确定性。说到在海外，温州人群体其实是更加浓缩。有意思的是，我现在能更强烈体会到的反而是温州人的“买房情怀”。这一点我以前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意识，直到我在欧洲开始要四处搬家。可能因为经济上的因素或者是说强烈的不安全感，就是说作为一个波西米亚青年在大城市里的漂泊之感，让我当时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豁然开朗，“以后想买房”的想法突然就有了。当然是因为以前天真了，以前可能比较抗拒的一些东西，似乎都慢慢地在年龄成长中逐渐被我接受并被消化。

另外一点，虽然肯定也有年龄焦虑，但是我希望自己还能默默地对这种年龄期待作出抵抗。我在去巴政前gap了一年，目前是身边同学里年龄算大的，以后也想在学生的身份里多待一会儿，可能也是因为不想让所谓的年龄期待束缚我，或者说让它捆绑我身上的社会标签或是所扮演的角色。我当时gap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以为我没考上大学或是只是一个无业游民。虽然这只是一年的差距，但我发现自己开始慢慢地不在乎年龄的概念，也相对能去消解这种年龄压力。我感觉在社会变化当中的社会期待其实也是在变化的，我们可以作出个人选择，也可以选择和社会期待相处的方式。

问笛|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如何以自己认同的方式存在（exist in a way that I identify with）。我觉得自己从小到大，在家庭、学校、社会给我的规训当中，我一直在按照他们的标准去成为一个他们更认可、更喜欢的孩子。但是后来我发现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让所有人都认可或喜欢的人。不管是读了那么久的理科竞赛，还是在大学期间还在想着要不要去学金融，在做了很多所谓为了迎合大人的事情之后，我真的会慢慢地去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当我尝试做一些自己不认同的事情时，我的身体通常是最清楚的，是抗拒的，那或许就不能再往这个方向勉强自己。

我在大陆看到的身边的很多家庭，并不是很幸福和睦，因而我对于选择商业精英的既定人生轨迹有许多质疑，对传统的买车买房、成家立业的价值观念也有很多不解。后来在学习神学时，我有幸领略Christian marriage的意义、爱的意义，才意识到那个non-religious的环境中一些问题的症结所在。最近我发觉，一些过去让我感到迷茫的问题，比如要不要进入business world工作，现在于我而言已经不是问题了。我想这是一个好迹象，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保持思考、保持自我觉知。

如果你问刚入大学的我「为什么选择学习哲学」，我可能会回答说，哲学的学习给我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更多perspectives，让我能更好地抓住问题的本质、批判性地思考；而现在，如果你问我「为什么选择学习神学」，我会告诉你，神学的探索让我接触到了存在的更多spheres，思索如何在paradoxical and dialectical的意义上更深刻地活。

在某种意义上，我选择去了香港读哲学，后来又去了圣安读神学，这一路是在尝试挣脱传统家庭、社会结构的牵引力。但我不久就意识到我跟他们的联结是分不开的，我自己都是无法断舍的。比如说，我不喜欢大陆的那种职业文化和人际客套，来到香港后在只有我一个大陆人的环境中实习，我的老板就坐在我旁边，我不必对「领导」怀有毕恭毕敬的态度，但好像我还是整个company里面最懂如何尊敬领导的一个人。在圣安的课堂和日常人际交流中，我时常感受到mindset的差异。我的一些回答和提问经常会让对方惊讶或惊喜，这或许是出于我从小在一个non-religious的社会中长大，受到中国传统观念、文化及Eastern philosophy的影响。

无耽| 谢谢问笛的分享。如此说来，我觉得我们在名校里可能最想实现的是自己的nurture的状态，而不是说真的想在这里成为某一种人。但同时，走到更大的世界也意味着自我期待的变化。或者从比较物质的角度来看，所谓说上名校改变人生、提供新的出路，其实更多是一种个人资本condition的重组。我们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是不同的，从condition upgrade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可能接触到多元的人和各色的履历，在这种interaction当中，或许可以慢慢实现思维上的break free。

以列| 再回到之前提的温州人的传统观念。我不知道这适不适用于你们的父母，但在我父母的认知里，他们会觉得我毕业以后应该回温州创业。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想法，因为我当时常常告诉他们自己希望会留在美国。上海、杭州、北京这些城市的房价太贵了，我还房贷的话一还就是二三十年。进大厂难，工作和创业都难。我想如果作为独生子留在国外的话，我估计我父母会生气。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是为自己而活。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能在温州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无耽| 这讲得特别贴切，特别家庭期待这一块。我们当然想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家，只是已然感受到温州的小世界对我们来讲并不是很compatible。

我之前也读到一篇文章，讲的是我国某个卷烟厂里有很多流水线工人是海归名校毕业，或者是中国的985、211名校的毕业生。当时我十分惊讶。后来听朋友分析说，这是地方产业发展跟不上地方人才培养的现状的体现。从就业期待上看，可能这些学生并不想做特别高强度的工作，但也需要考虑工作中社会福利保险的支持等，那么这个地区可能最适合这些标化性考量的，就是国有企业的卷烟厂的工作。即使这份工作并不是很self-rewarding，或者是说有personal development的成分在，但是它符合了这样一些人才在回乡找工作时的一些硬性要求。我想，可能温州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这样子的环境。但是对我们当然更加特殊的，总是有一种回归家乡的情结吧。只是目前这个情结也会与许多我所追求的和看重的东西相冲击。我只能说在最近的几年里，我会希望在一个更多元的环境里寻找自己，也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

问笛| 是的，很赞同。我觉得温州对于我来说是我长大的故土，同时也是现在就很难回去的一个地方。很多时候都会意识到它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作为一个参加过高考的学生，在十八年体制教育之后，突然来到港大，新事物太多了，到现在每天还都会发现新东西。我自己有一颗很大的心，很喜欢与来自多元背景的人交流，因而感觉自己只要往外走一步，就会越走越远，很难回头了。加上自己读哲学与神学，我对学术自由、宗教自由的重要性的感知也越来越明显。去年五月，在香港待了八个月后我回了趟内地，感受到了非常强的reverse culture shock。我慢慢觉得这曾经是我的一个家，是一个我会称为故乡的地方，但它也只是一个我在物理意义上可以回去的地方。想法层面上，我已经很难在往回走了，一尝试伸出触角去交流，就时常碰到厚障壁。

当然我也知道，没有父母的养育和经济支持，没有体制内的学校教育，我是走不到今天这一步的。没有他们把我托举起来，以及我自己努力地掂脚、尝试起跳，我是没有办法来到今天这个平台上的。我一直觉得自己特别幸运的是在18岁的时候来到了香港，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感知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不同的mindsets，觉察以one-aspect story的角度看待彼此的弊端所在，看到误解如何衍生出偏见、歧视与冲突。这并不是说我们能得出哪种社会制度更好的定论，而是说能看到更多选择、思考什么是自己更认同的。能走出来是我的privilege，我不想也不能炫耀自己的privilege，而是一直在敦促自己思考如何能pay back to society。就像柏拉图所描绘与践行的那样，一个真正的philosopher应该在走出洞穴后回到洞穴，带更多人走出去看到太阳。

无耽| 这也让我想到我在实习中的经历。我在巴黎一个独立新闻媒体实习，主要cover世界各地当地语种的新闻翻译，而我是这里的第一个中国人。当时许多稿件的选材和编辑过程中，我常能感到自己满怀热忱、想讲出一些更original的故事，但最后还是被老板编辑成了可以说是响应主流偏见的文章。和老板同事聊天，还是能感受到他们的刻板印象和固定思维。我当时才意识到，即使是在巴黎一个这么多元的地方，能接触到各类信息的传媒精英，还是无法很好地去讲这个世界的故事。夹在跨文化交流和固有偏见之中，我发现自己对新闻的热爱，更多的源于这种想去讲好一个故事、想去表达的激情。

我在巴政学到的一个关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理论，叫想象的共同体。可能我们这种所谓的身份认同，它是一种基于记忆、语言等想象出来的共同身份。在现实生活里的人际交往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通过找共同点、在一些方面求同存异，来建立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人生议题：我们想成为怎样的人

无耽| 我进入巴政以后，听到的最多的就是「我想改变世界」，很多人会把来巴政读书当成自己改变世界的计划中的一部分。我记得我在我的personal statement里面也讲到跨文化沟通，以及我期待的未来的中国。巴政有个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双学位项目，我也听过一些梗，讲的是这个项目里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区别：入学时，大多数美国学生比较现实，似乎总会选择学CS和Econ，以后会去做finance，打算进某银行或某律所，很直白地说自己一年想赚多少美元；法国学生就天真地眨着眼睛，热情澎湃地用他的法式英语说自己未来想解决难民问题，实现世界和平等等。但是，几年之后，这批美国学生和法国学生毕业时，他们还是会走向趋同的职业道路。刚到法国念书时，我从飞机上下来，给海关看我的学校录取证明。海关叔叔就一直给我竖大拇指，甚至给我鼓掌；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知道我是Science Po的，就再三用他的broken English和我的broken French说，他觉得我未来前途一片大好。而在剑桥我感觉到的就是，无论你学习的是什么科目，似乎所有background的人都愿意往consulting，investment banking，finance或者law的方向走。

尽管巴政在法国社会受到诸多认可，我身边也有法国人批评其精英氛围实在是太「严重」了。巴政本身也有被解读成法国院校美国化的一个产物。大多数法国和德国的院校，大学排名不一定特别高，但公立大学也能确保给平民子弟或者是寒门学子一些比较好的资源。但是当巴政真正跟国际教育接轨时，就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产物，为了QS rankings等国际教育上的互相承认，慢慢形成了教育产业化。一起形成的也有帮助你求职、找实习的一些机构构成的产业链，在我很多非常义愤填膺的法国同学口中也就是capitalization，我们也会开玩笑、就把一切都怪罪于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问笛| 这么说来，不管你作为一个foreigner在法国社会如何打拼，还是有很多东西是很难融入、很难跨越的。

无耽| 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我不可能处在一个隔岸观火的状态。因为首先我并没有融入这个圈子，其次我发现真正与社会接触的首先通常是我的移民背景。我在国际教会，发觉很多人过的也就是平行的生活，就像在平行世界里生活一样。

以列| 那天我和问笛在上海，我和她讲起在美国读高中时，一个同学和我说，二三十年后，我们同龄人或许会成为世界的领导人。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了，想想是挺震撼的，也在很大意义上不能「平行」了。无论是港大、巴政，还是藤校，它们都在培养政界、学术、体坛的精英。这个社会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结构，我们也应该庆幸能活在这样的时代。

问笛| 对，我记得当时你和我说「We are competing against our peers.」我笑笑，说：「No. You are always competing against your will.」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从回首小城温州、家庭背景，到反思名校与精英教育、思考未来的道路。我们自己和外界都对我们有不少的人生期待。但归根结底，我们为何来到这里、要前往何方，归根结底还是出于我们的will，不论是自己最初的想法，还是不断内化的外界欲求。

而我们的人生议题终究还是关于我们想成为怎样的人。名校的大环境对我们的价值观固然有深远影响，这包括正面及负面作用。有时，我希望康奈尔没有录取你。倘若你去了一所专注学术的文理学院，或许能更坚定地走自己的科研道路。但是如果你从高中开始就认定自己在「competing against our peers」，那或许还要在「competing against your will」的道路上走更长的路，如是说来，我们的很多will也不能单向归咎于名校给我们带来的欲求与焦虑。

我想我们心里的那颗种子是很重要的。土壤质地固然有所不同，但能结出什么果实还是取决于种子本身。我们希望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世上，希望以怎样的方式无名于世，抑或以怎样的方式改变世界，的确取决于我们想成为怎样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your will matters。

文| 无耽李珵瑜王好

图| 来自网络

编辑| 张宇轩

matter编辑｜邢奕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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