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历史超展开》第六章：逆风而行第一代湾生

作者／郑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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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湾生」小培德的中断人生

在一六七○年代左右感到前途彷徨，甚至不惜铤而走险的人，还有一位「湾生」威廉．培德（Willem Pedel，以下简称小培德c. 1635-1672）。这位自由市民小培德，即是曾在台湾热兰遮城担任上尉之汤玛士．培德（Thomas Pedel，汉籍记载为「拔鬼仔」 ，c. 1610-1661）的次子（上有二姊一兄，下有三个妹妹、四个弟弟）。小培德的母亲，有一半暹罗血统、一半苏格兰血统，所以他也算是一位欧亚混血儿。小培德生于大员，一六四五年以海军见习生的身分加入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六五四年升任助理。因为生长于大员，他能娴熟地使用闽南语与唐人交谈。

一六六一年五月，郑成功发兵攻打台湾后，小培德身为欧亚混血的多语人，便被台湾长官揆一调遣前去协助与郑方交涉。在围城期间，他晋升为下级商务员，担任诺贝尔（Constantin Nobel，一六五○年抵东亚，约一六七八年过世，汉文资料载为「老磨军士丹镇」）的翻译员，与卡乌（Jacob Cauw，一六二六年生，当时由巴达维亚当局派遣为指挥官，率领支援舰队前来）一同前去福建沿岸，向清军求援（因荷兰已朝贡过中国）。从后见之明可知，卡乌并未完成此一任务，而是径行返回巴达维亚。随船而行的小培德，因此也就顺势脱离了战火绵延的包围圈。

当一六六二年二月热兰遮城守军投降，揆一率守军返回巴达维亚后，同年六月，巴达维亚当局派出「出海王（汉籍中的称号）」博特（Balthasar Bort, 1626-1684）率舰队北上，预备与清军联合攻打郑氏，希望借此襄助功绩谋求与中国直接贸易（同时也计划直接攻取澳门）。当时，小培德亦在博特率领的舰队供职。舰队于一六六二年九月底抵达福州海域后，由诺贝尔与范坎奋（Jan van Kampen）率少数人为代表登陆，小培德为此代表团的一员，继续负责翻译。随后，代表团获知，必须前往泉州会见靖南王耿继茂。小培德则被委托递送礼物到泉州府城门前。当年冬季舰队南返时，小培德没有同去，而是与诺贝尔、梅氏（Philips Mey）两人，加上其他六位庶务人员，留守福州。康熙皇帝御赐、签署于一六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圣旨抵达福州后，也由小培德负责翻译为荷文，可见他在代表团中的重要性。

一六六三年夏季，博特再度率舰队北上，并且于秋季与清军联合攻打金门和厦门。冬季舰队南返后，诺贝尔与小培德仍继续在福州留守，与清方继续沟通协商贸易事宜。没想到，在一六六四年年初，清方忽转强硬，政策朝向禁止所有贸易发展。二月，福建总督李率泰（c. 1608-1666）表示，朝廷决定只容许荷兰人在长则八年一贡、短则三年一贡的条件下进行贸易。诺贝尔数年功夫毁于一旦，悻悻然负气南返，同时命商务员范霍根虎克（Ernst van Hogenhoek）继续留守福州（此人故事详后）。由于范霍根虎克认定唐人通事（通译）不够可靠，所以主动要求小培德续留福州办事。

一六六四年夏季，博特率舰队第三度北上，此次则占领鸡笼（基隆），重建基地。至于诺贝尔，则随舰队至福州与小培德等人会合后，继续交涉商务。一六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小培德终于得以离开福州，短暂回返巴达维亚。当年夏季，他又被派去福州，直到冬季才获得上级许可，结束他在福州一年左右的翻译员生活，返回巴达维亚与家人相聚。

后来于一六六八年，也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炸毁鸡笼城、撤出东亚海域的同年，小培德改以自由市民的身分，由峇里岛载运货物到巴达维亚，研判此时应已脱离了公司。翌年（一六六九年），根据教会史学者华伦坦（François Valentijn, 1666-1727）牧师的记载，小培德获选为巴达维亚城教会小会执事。由此可见他在巴达维亚荷兰人社群中颇受敬重，或许也累积了不少财富。

但后来在一六七二年，小培德又重返东亚海域，前往澳门与广州从事走私贸易。当时，澳门与广州依清廷之命施行海禁，广州城内亦无任何荷兰使节或商务人员驻扎。根据一位瑞典士兵波令（Frederik Bolling）的记载，他曾在一六七二年六月，以自由市民的身分，搭上小培德的船只，前往广州与澳门。

他们于二十一日抵达澳门周边群岛。由于对这里的水道不熟，他们不小心驶入了浅水区，船体陷入泥淖，只得下锚，等待涨潮撑起船体。隔天，小培德在群岛中某个岛的岸边海滩上，搭起帐篷休息。波令则与其他几个水手登陆察看。他们与岛上渔民遭遇后，由于语言不通，便领了其中一位渔民，前去会见小培德。小培德与他交谈后，委托这位渔民，带信到广州，给那里据称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人员（当时公司并没有派驻人员在广州，或许是某个与公司关系密切的人） 。小培德一群人也尝试派人驶近澳门，去试探能否与葡萄牙人贸易。结果一如所料，对方闭城不纳。他们一行人只得返回原本的停泊点。小培德于八月三日，忽然陷入病危，并迅速于四天后（八月七日）过世。一位精通多语、年少有为（猜测约三十七岁）的青年才俊就这么陨落。水手们为他的遗体举办涂油礼后，将大体停放在岸边，派人看守。之后他们将船只驶向珠江上游，等待唐人商人前来进行走私交易。剩下一同前来从商的乘员，又合议另派了一位通事前去广州招商。这样往返周折，终于在十月七日迎来了一位走私商人。双方完成交易后，波令等人便于十一月三日启程返航，十二月三日，抵达巴达维亚。推测小培德的遗体也随同运返了。

小培德约出生于一六三○年代中期，大概比郑经略年长一些。他成长于热兰遮市镇最繁荣多元的一六四○年代，并且在郑成功攻取台湾时迈入成年，可谓是少有的「第一代湾生」。他的姊妹们，多与公司驻台牧师或军官结婚。老培德身为高阶军官，应该对他也有很深的期望，想必希望培养他进入荷兰东印度公司领导阶层，成为高薪的商务员。小培德在一六五四年，被公司任用为助理，六年后，几乎是预备就要升任商务员时，其父却在郑成功登陆当天，就为国捐躯。小培德则从此担任第一线的翻译人员，为公司重用，参与荷清联盟与之后的商务谈判。一六六二年荷兰人撤离大员，于是他全家也搬迁到巴达维亚。

小培德虽不像郑经生于官宦富贵人家，但他的人生，直到荷军一六六八年完全由台湾与中国沿岸撤出为止，其实都在为拓展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做准备。如同郑经因为东亚海域的局势大变，与清廷谈判逐渐落入僵局一般，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一六六四年后，也不受到清廷的青睐。小培德一生到此刻所拥有或培养的技能、人脉，如闽南语能力、欧亚混血身分、公司内的亲族网络等，也失去了用处。两人命运的转折点，都在一六六一至一六六二年荷郑于大员的战争前后。因为郑成功攻台及后来一连串的演变，导致一六六八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沿岸撤离。小培德不只职业展望黯淡，在丧父之际，还要协助流亡至巴达维亚的众多家人维持生活。这种困局在他心中激起的烦闷感，可能与同时刻的郑经不相上下。

如前所述，小培德最后决定脱离公司，放弃原本的职涯规画（亦即协助公司经营与中国的贸易），转而重新学习并开始摸索东爪哇与巴达维亚间的贸易事业。可是在一六七二年，他大概仍心有未甘，于是铤而走险，前往澳门、广州走私。小培德最终猝死于珠江口外某一小岛，这样的人生结局，想必是他始料未及的。

在一六六二年战争所扭转的命运轴线两边，「明亡第一代」与「第一代湾生」，都同样品尝到命运的苦涩。说到底，这是因为东亚海域的海上贸易已经无法如同十七世纪中期那样获利了。郑经也好、小培德也好，都在经济畅旺的年代受到极佳的栽培，也在经济下行的时代被迫手足无措地应变。事实上，同代中比他们更不甘心的，应该还大有人在。

三藩之乱（一六七三至一六八一年）的爆发，源于驻扎在福建、两广、云南的靖南王耿精忠（1644-1682）、平南王尚可喜（1604-1676） 、平西王吴三桂（1612-1678），因无法忍受清政府的撤藩命令，而发起的抗命行动。一六七三年三藩发动叛乱后，随即各自迅速派遣旗下商人出海前往各国，特别是日本与巴达维亚，从事贸易。三藩手下的商人，应该多与郑经、小培德成长于同样年代，共同向往着海上贸易的繁华年代。三藩位于大陆，靖南王与平南王自然容易取得物美廉价的商品外销。可是这样一来，在清廷实施海禁迁界情况下，却能成功进行走私形同垄断贸易的郑经，可就没办法不与华南商人竞争。

结果，表面上是三藩联手出兵并邀请郑经助阵，实际上却是三藩在广州、厦门、福州各自进行海外贸易且激烈竞争，郑经也趁机扩张至厦门南北原属郑成功势力的地域，即泉、漳、潮、惠各府。一六七五年，郑经更宣布免除厦门的进出口税，借此增加竞争力，以与仍抽取关税的广州、福州两大口岸分庭抗礼。

对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说，既然此时福州与广州都开放贸易，自不应该放过这个获利机会。结果三藩商人、郑经的台湾船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在三藩之乱期间，一齐涌入华南的各口岸进行贸易。相互间恶性竞争的结果，僧多粥少，没有任何一方得以赚取大量的利益。更何况如前面所说，东亚海域流通的白银从一六六○年代已开始走下坡，利润空间本就大幅缩减。此外，靖南王在闽北─浙江一带与清军开战，阻断了江南生丝运往闽广出海口的道路，实际上也无法提供日本更多的生丝。靖南王除了开放福州通商之外，还派人向英国、荷兰东印度公司招商，这样的做法一旦成功，郑经所控制的厦门将无法与之匹敌。两者竞争日趋白热化的结果是最后在一六七六年走上兵戎相见的结局。

来源：Anonymous, Jiorinal der fürnehmesten Fürgefallenen ins Schiff der Vergüldte Fortuna Anno 1672 : welches von Copenhagen nacher Dansburg in Ostindien gehet. Special Collection: Rkps25/SRkps25, Pomeranian Library, Szczecin Po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