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活在暴政之下——服从还是反抗？

早前香港科技界举办了学习习近平思想的座谈会（见上图）。在赤化了的新香港里，这些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但当这类丑陋事情是发生在科技界中，尤其使人感到荒谬与可怜。科技以科学为基础，科技界理应是科学精神的捍卫者，即应该为自由与真理而战。假如自由被打压和真理被扭曲，科学亦难以健康发展。然而，独裁者优为之的正正是打压自由和扭曲真理，故此，科技人跪拜于独裁者之下岂不是非常荒谬和可怜吗？ ！

诚然，科技人也是人，亦要生存； 若然独裁者控制了资源，他们能够不低头吗？是的，现实是困难的，敢于或能够站得很前捍卫理想的人从来是少数，而过程中确实有可能牺牲很大，因此，伟大的人亦从来是极少数。不过，就算没打算做伟人，亦应该避免做太过丑陋的人吧，毋须赶着向独裁者表忠。生活有压力，社会亦是个大染缸，相信科技界中有些人已经被压得和染得面目全非了，已经忘记了何谓科学精神，对做出些亵渎科学精神的丑事不会感到羞耻，其实他们应该被逐出科学界（可惜没有这回事）。

上图是关于近期刊登在国际权威物理期刊，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的一篇文章，题为「Micius quantum experiments in space」（「太空墨子量子实验」；「墨子」是指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中国在量子通讯的某方面研究是世界的表表者，刚提到的文章便是一个佐证，否则相信也不会被登在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中。

作为华人，看到中国有如此的科技成就，理应感到高兴，不过当我想到中国科学（家）在强权底下的可悲命运时，便有所保留，因为难免会产生一种想法：直的值得高兴吗？若果没有那些弄权者把中国社会搞得一塌糊涂，中国科学有机会已经远超现在的水平了。于一个权力扭曲一切的国度里，科学家很难捍卫自由和真理。今天当权者喜欢你的研究时，便会给你很多资源，因为你是他们达到目的的工具；但如果某天当权者不喜欢你的研究时，科学家甚至没有自由去讨论它，也不准提及当中的真理。现代科学由西方主导是有其原因的，科学在一个重视自由和真理的环境更能健康发展。

这篇文章的导言部分是这样开始的：

Privacy and security concerns have been rooted in human nature since ancient times. They underpin human dignity and a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human rights [my italics]. With the exponential growth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use of e-commerce, it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secure global network. Cryptography, the use of codes and ciphers to protect secrets, began thousands of years ago.

它一开首提到了人类尊严（human dignity）和人权（human rights），这个我觉得特别有趣和讽刺。为什么呢？它讨论了中国的量子密码学（quantum cryptography）的硏究，这类高度科技性的文章一般较少用上这种字眼，而这里亦没有用上的必要（当然意思并非他们不能这样表达），所以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写呢？莫非人类尊严和人权是他们经常念兹在兹的事情（由于欠缺？），故此情不自禁地便这样表达了？固然真相我不会清楚，可是作为中国科学家，确实可以是很没有尊严的、没有人权的，需要活在权力操控的阴影之下。

最后想说几句一个特别的个人例子（以下介绍主要参考此文章），是关于一位生活于苏联时代的苏联国宝级理论物理学家，LD Landau（1908-1968）。 Landau对诸多领域的物理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对苏联物理学的发展影响尤其深远，存在以他命名的理论物理研究所， Landau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 。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变天之后，不少KGB（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秘密档案被公开了，世人才知道这位世界级物理学家与史太林专制政权的冲突的详细情况。简单而言，Landau于1938年被史太林政府拘捕了，被指控参与反政府活动，最终被囚禁了一年。

Landau被囚禁两个月之后便承认自己参与了反政府活动，而有学者相信他确实参与了。史太林时代对政治犯极度严苛，例如处死或长期囚禁。 Landau之所以只服刑了一年，应该主要是由于他的国宝级的物理学术能力。当时的一位有份量和与政府有良好沟通关系的苏联物理学家，Pyotr Kapitsa，向有关官员表示，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新物理现象，唯有Landau才能说明，希望政府释放他。结果Landau获得释放，该现象——「超流体」（superfluidity）——数个月后被Landau尝试解释了，而此研究最终成为两人（在不同年份）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

可以估计，获释后的Landau当然不会很自由，而是要为史太林政权发挥其具大的工具价值——参与制造原子弹和氢弹。形容自己为「科学家奴隶」（scientist slave），Landau讽刺地为他痛恨的暴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还得了两次的史太林奖（1949和1953年），以及被授予「Hero of Socialist Labor」的称号（1954）。为什么他这样卖力呢？是被暴政改变了立场？非也，而是由于Landau就是没办法不做出杰出的科技工作，一位Landau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的前所长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