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 64

Simone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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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私人的记录和思考,还是需要写下来的吧。

明确知道六四这件事是去年政治觉醒阶段,它和中共对新疆的长期镇压、对NGO和人权律师的打压、对言论自由的倾轧,以及正在发生着的清零运动一起,在一个极其短暂时间段内冲击着我此前对于中共威权复杂又疏离的态度,直至四通桥事件最终叫醒了装睡的我。因此六四对于我而言,重要又没有那么重要,许多人将六四和白纸相联系,我似乎也并没有因此想要更多地了解六四。

六四在我的脑海里,是一连串可以非常清晰地归类进「极权压迫人民」的意象群,枪弹、坦克、火焰,鲜血、尖叫、九岁的小男孩,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它在大部分所谓反共人士的心中,才具有了如此突出的浪漫化色彩。但是一直以来对我吸引力更大的,其实是更加遥远且无声的新疆的遭遇。这也许是因为当我认识到了自己身为汉族人如此压迫性的优势地位之后漫长而强烈的愧疚感,我害怕在2022年11月如此轻易地被动员的我是傲慢地消费了独属于她们的苦难,所以我感到一种必须了解的道德压力。

但我确实决定在今年六四这天绝食,作最小程度的抵抗,这主要是响应许志永的呼吁。决定时顺手查了下日历,今年的六四是周日,便松了口气,似乎会容易些。结果六四前一周,体育老师宣布将最后一次定向越野的测试时间移到周日,也就是六四这天。一开始我有些不知所措,但马上也接受了这个现实,这大约就是注定降临的阻碍,而这份阻碍,反而会赋予我最低限度的抵抗更多的意义。

这一天似乎注定是困难的。早上十点出门参加测试,第一趟迷路了只能重新开始,在山间上上下下跑了一个半小时。回到宿舍也没法午睡,因为下午还有一个实践活动需要参加。完成实践活动已经是下午四点,在地铁和博物馆里又走了两个小时,后期已经开始感到轻微的头痛。晚上决定把《天安门》看完,详细了解一番我正在纪念的这件事。看到最后三十分钟时头痛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然后便开始隐隐有些想吐的感觉,于是迅速洗漱躺在床上蜷缩着等待睡眠降临。因为集体生活的诸多不便,我只能选择从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五日早晨这段时间,算一算大约也可以是三十四个小时。总之,原本预想周末轻松简单的一次纪念活动真的变成了和三十四年前某种程度上可以产生共鸣的身体历程。

除了预料之外的身体不适,更让我有所感触的是《天安门》这部纪录片的内容本身,以及屏幕里学运领袖三十四年前的真诚与三十四年后的虚伪的对比。其实我不太知道这里应该用什么形容词才能准确地描述三十四年后的他们,无知,或是恶意,或是虚伪。而这一切在纪录片的文本里已经有了答案。这部纪录片没有我预想之中血腥场景的大量呈现,而是更加冷静的回顾和陈述,从最初的学生运动到工人和市民乃至军队的行动。在我看来,其中和当下关系最密切的是这样一个观点,由于长期以来多元丰富的政治教育的缺乏,纵使学生们拥有了站起来反抗当权者的勇气,却也无法在短期而剧烈的行动中拥有政治实践的能力,她们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形式,依然是被共产党的各种教育和宣传笼罩着的。她们同样渴望壮烈的流血牺牲,渴望牺牲后的一呼百应,渴望混乱中万众瞩目或是大权在握的个人英雄主义快感。她们主要的思维方式,依然是黑白分明的二元对抗叙事。这种二元的思维方式,也就让他们如此轻易地道出了对他的性骚扰指控是中共对六四纪念的干扰等等令人难以置信的说辞。

六四在我这里一直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和浪漫化色彩,纪念过之后便也只是纪念了,所有的政治运动本应如此,举了白纸贴了口号便就只是举了和贴了,此后关于运动行动视角的反思才是真正应该重视的。然而中共对六四纪念的打压让纪念本身都具有了某种神圣化浪漫化的色彩,在六月四日这天想起这件事然后在墙内的互联网上象征性地「冲塔」便是全部了,最后全成了一个梗,一个耷拉着嘴角的玩笑,纪念本身成了六四的全部。但然后呢?纪念结束之后呢?运动为什么失败,如果再次运动需要什么,如果不采取运动形式又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沟通和连接?如果沉浸在纪念中没有进一步的思考,不还是落入了中共的圈套当中吗?

我不想再花多余的时间去谈论这些如今看来显得陈腐落后的民运领袖们了,因为除了和他们一样陈腐落后的拥护者们之外,已经没有真正在做事的年轻人会落入他们的陷阱当中了。我为我们这一代关心政治并正在为之付出努力的年轻人们感到骄傲,我们是理性的、冷静的、面向现实的,去中心化的时代,我们从来都不需要任何领袖,我们是漫山的野草,我们永远也无法被消灭。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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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e Fang「創作總根於愛。」極權之下的自我流放者/新西蘭打工度假中/激進女權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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