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小说《雍正皇帝》中的谋士人物形象

历史小说家二月河的“落霞系列”小说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其中《 雍正皇帝》一书争议颇多。不少专家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对书中塑造的雍正皇帝形象提出了质疑，但对书中谋士文人形象的研究却不多。本文主要针对《雍正皇帝》书中所涉及的文人士子形象进行分析，总结不同类型文人形象的特征及其塑造方法，并以此揭示不同文人形象的儒家文化蕴涵，突出作家二月河独特的创作理念，指出其文人形象内在的文化心理及其由此带来的艺术魅力。

一、《雍正皇帝》中的理想主义文人形象

历史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寄托了作家的美好愿景，“二月河的小说有意识地进行了历史的人化、内化的探索”，其在小说《雍正皇帝》中精心塑造的邬思道、张廷玉和方苞三位理想主义的文人形象，就是作家融合了自己的主观倾向，对历史的深入探索与整理。

小说一开篇便将邬思道这个人物的身世全盘托出，搅闹科场的故事既增强了人物的传奇色彩，又凸显人物骨子里的反叛意识。相比当年的书生意气，此时的邬思道多了几分沉稳与疲倦，“玉堂意消豪气空，可怜愁对虹桥东。当年徒留书生恨，此日不再车笠逢”道出了人物内心的无奈与世事多艰的感慨，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令读者叹为观止。邬思道与扬州太守车铭的交锋是开篇最为亮眼之处，作家把一个饱经沧桑但却初心不改的文人士子形象生动地勾画出来。面对车铭的奚落与嘲讽，邬思道找准话头反戈一击，一番话倒叫车铭无所适从。与车铭的争辩既不悖法理，又尽显机巧，借车铭的话说：“你依旧如此阴损！”“阴损”二字的评价正与雍正的“阴鸷”暗合。

在夺嫡之战中，邬思道能站在康熙的角度总揽全局，审时度势。作为帝王身边的近侍智囊，邬思道与张廷玉一样都有洞察人心的本领，只不过张廷玉是看破不说破，邬思道不仅要说，而且一出言便击中要害。同为揣摩上意，邬思道也不同于张廷玉和方苞。如果说张廷玉和方苞领会上意靠的是“悟”，那么邬思道则占一个“算”。

无论是上整顿吏治的条陈，还是进呈四阿哥的窗课本子，邬思道为胤禛出的每一个主意都算准了康熙的心思。鲁迅评诸葛亮：“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一个“妖”字安在邬思道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如果说邬思道是作家二月河架空演绎的文人形象，那么“三朝元老”张廷玉则是作家据史加工塑造而成的。从历史上看，张廷玉这位清朝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后人对其评价并不高，不少人认为张廷玉只是皇帝身边负责抄录的秘书，无太多建树，因此他最终的名分与其自身的才华和功绩并不相符。可是作家二月河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却采取了一种“逆向思维”，以人物的名分为参照来匹配人物的能力与功绩，既凸显张廷玉为人谨慎这一性格特点，又挖掘出人物机敏、沉稳、忠诚、老练等诸多特质，于是一个老成谋国、深谙世故与帝王心术的文臣典范便应运而生。

儒家的忠君思想在二月河的作品中多次展现，但作家对此又进行了主观化的改造。他认为“忠”的观念并非豫让般的奋不顾身，因此他在塑造小说中的理想文人形象时，剔除了愚忠的部分，让他们在匡君辅国的同时，又尽可能地周全自身。

“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是张廷玉紧守的箴言，这也使得他总能在最合适的时间说最合适的话、做最合适的事，更重要的是能在感知到危险的来临而及时脱身事外，避免引火烧身。这种处事谨慎小心的品格，也是二月河为“居庙堂之上”的文人士子所精心贯注的理想形象。

相较于张廷玉，历史上的方苞主要以学术闻名于天下。方苞因为戴名世的《南山集》作序被株连入狱，后经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才免死出狱，并以平民身份进入南书房做皇帝的文学侍从。二月河淡去了方苞在文坛上的光辉亮丽，转而凸显其以学术见诸政事的政治才能。

儒家讲“学而优则仕”，作为清代大儒的方苞因其特殊的经历，自然成了作家极力塑造的文人典型，并且给予了他一个特殊的身份——帝师。 “这个人，万岁物色到身边又不给实缺职份，说不定万岁就是专一请他料理家务的”。从邬思道的表述里可知方苞一个汉人能够参定满族政权家事，其地位非比寻常。与张廷玉和邬思道一样，方苞身上也具备传统理想谋士所必须拥有的能力，即“善进言”。方苞能从情、法、理多重角度思考问题，权衡利弊，周全各方，但是进言方式却与张廷玉和邬思道二人不同。方苞进言时话语不多，却有画龙点睛的功效，在协助康熙参定接班人时，仅用“观圣孙”三字便让康熙厘清了传位应遵循的思路。

才思敏锐、博学多识、善于揣摩人心又能明哲保身，这是作家笔下理想文人共同的特点，其中贯穿的创作理念便是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这也是二月河在作品中多次提及并论证的。邬思道阴损却不失刚正，张廷玉缄默又深明大义，方苞光明正大又心思缜密，通过对三名理想文人的塑造最终体现出作家对传统儒家思想内核的表达。

二、《雍正皇帝》中的现实主义文人形象

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有着很强的民间气质，他创作的文人形象大多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渴望发迹的传统读书人。在小说《雍正皇帝》中，田文镜与李绂是作家极力塑造的两名传统儒家弟子，可二人的入仕和为官之路却截然相反。二月河通过对比的方式将传统文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虽然发迹之道不同，可匡君辅国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同是投身仕途，李绂与田文镜走了两条不一样的路，二人在为官之后的所作所为也正好相反。论其官声，田文镜似乎很不受同僚待见，其刻薄猜忌、心狠手辣的秉性倒与雍正暗合。相比于田文镜，同为清官的李绂却是另一类传统文人的代表，此类文人在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果说田文镜的阴损刻薄是秉公执法的体现，那么李绂的不近人情却是包藏着私心。自康熙五十六年入京待选，李绂便以读书养气自矜，不肯结交王公贵族，以自甘清贫、廉洁持重的面目示人。因此在科场舞弊案发生之后，雍正只委任李绂一人为主考官，看中的就是他的清正廉洁。可是李绂的清廉中却暗藏着一个“名”字，这也是传统文人所极力争取与维护的，李绂便是其中的代表。

对于李绂和田文镜，作家虽然表达了自己的喜恶，但是并未一味地拔高和贬低，而是通过客观的陈述从而对人物加以刻画。田文镜虽不贪慕虚名，却一味迎合雍正的心思；李绂虽清廉儒雅，却极力维护自己在士绅和百姓中的形象，从而收买人心。二者虽然手段不同，但是渴望功名显达的目标是一样的。二月河借此表现出了传统文人对仕途的热衷，也是对儒家“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呈现。

三、《雍正皇帝》中理想与现实交织而成的文人形象

刘墨林是由作家完全虚构出来的文人形象，这一形象的创造不仅促进了小说情节的发展，更是对古典世俗小说中“倡优士子”故事模式的借鉴与发扬，填补了小说中文人图谱的空白。才子配佳人是古代文学作品中津津乐道的话题，深受明清世俗小说影响的二月河让这一话题在刘墨林身上得到了延续，并通过反差对比，移花接木等手段构筑了古代文人士子的理想愿景。

在《雍正皇帝·雕弓天狼》的第十五回，二月河借湖广按察使李维钧的口将刘墨林科场不第的往事和盘托出，“一个活东方朔，生不逢时，竟成了个秋风钝秀才”，一句略带嘲讽的话语点明了刘墨林诙谐风趣的个性以及此时的落魄境地。随后作家又借胡期恒之口巧妙地引出了名妓苏舜卿，并通过对几人之间文字游戏的描述，将一个精通琴棋书画四手绝活的“京师头号神女”鲜活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为下文刘墨林与苏舜卿“倡优士子”的故事模式做足了铺垫。除了虚构的情节和经历外，二月河还从明清小说及古代人物的奇闻轶事中挖掘素材，加以借鉴和改写，以此赋予人物更多趣味性。在小说中，作家多次描写刘墨林与同僚玩笑嬉闹的场景，如刘墨林说曹文治的夫人已经晋封为光华夫人，化用了雍正赐给张廷玉的一副楹联，“皇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这些“荤段子”多出自清代大学士纪晓岚之口，二月河在此借用，将刘墨林塑造成了“东方曼倩之流”，与文觉和尚的“六根之辩”也堪称精彩。

在古典世俗小说中，“才子佳人”的话题一直是被人关注的，许多作家为了满足自己内心对功名和爱情的渴望，往往会以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来收尾，这也契合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可理想终究是理想，二月河通过对刘墨林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将人们从美好的幻想中惊醒。

刘墨林的才思与诙谐见小而不见大，只可用于文墨之事，对国家事务以及帝王心术的猜想与揣测就远不如内阁首辅张廷玉。年羹尧出征西北半年未交一战，在表面上雍正对年羹尧并不存疑，刘墨林也对此毫无察觉，可老谋深算的张廷玉却深知雍正多疑的秉性，实际上雍正已对年羹尧心存戒备。在叹服张廷玉心思缜密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刘墨林对朝政认识的浅薄，这为其之后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此时的刘墨林已经深陷党争，成为雍正手上的一枚棋子，而这枚棋子的使命就是被对手吃掉，以便让朝廷有所警觉。 “一样是死，就不如死于国事。”大难临头之际刘墨林才幡然醒悟，他深知年羹尧的毒辣，更深知雍正的阴狠，即使自己逃得掉年羹尧的毒手，也一样逃不掉雍正的杀戮。

“为树年大将军光复大明伟业之志，你牺牲得值。”这是刘墨林临死之前汪景祺对他说的话，可是如果站在雍正的立场考虑，能够拔掉年羹尧这颗钉子，牺牲一个刘墨林又算什么呢？深陷党争的“秋风钝秀才”终究难逃杀身之祸。看似完美的人生历程，终究逃不过现实的摧残，前后的反差对比更能彰显出现实的冰冷与残酷，连邬思道这样的“国士”想归隐山林尚且不能，刘墨林这样的小角色注定只能是历史浪潮中的一粒沙土。

四、结语

自“落霞三部曲”问世之后，不管是史学界还是文学界，对这部小说的定义大多是历史小说，其中作家在《雍正皇帝》中塑造的雍正形象甚至对史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也为其带来了很多质疑。二月河先生在《我对〈雍正王朝〉有微词——论帝王系列与〈红楼梦〉》一文中曾对此做出辩解，认为自己的小说并非外界所描述的那样，是为某个历史人物站台甚至翻案，他将自己的小说仅仅归为世俗小说，与历史和政治划清界限。当然，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融入作家的主观意识，正如《浅析〈雍正皇帝〉中道德倾向与平民化倾向》一文中说的那样：“创作主体的当代隐性意识一定程度上会左右作者对历史事实的态度。”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常常带有不少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也正因为如此，二月河笔下的人物才如此的鲜活生动、特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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