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紐約訪談按摩女

JeanPapagei

2020 年 7 月 14 日

IPFS

黑夜從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豐收後荒涼的大地

黑夜從你的內部升起

你從遠方來

我到遠方去

遙遠的路程經過這裡

天空一無所有

為何給我安慰

——海子，《黑夜的獻詩——獻給黑夜的女兒》

我身邊的朋友可能知道，在法學院第一年後的暑假，我決定休學一年再繼續學業。而那年暑假在“反人口販賣”方面的法律實習，是休學的一個很大的原因。但我很少向身邊的人談起那段經歷。並不是我不願談，或者羞於提起，而是因為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還沒有走出相關的創傷記憶。如果想起或者談起它，我會閃回場景，然後整個被強烈的情緒吞沒，身體很僵硬地“定住”（freeze），並沒有辦法連貫、高屋建瓴地概括出自己的經歷和體會。我當時在學校的心理治療師建議我去找醫師服藥，並且推薦我去看校外的治療師，可以更高頻地約談（校內的心理治療師因為學生的需求量巨大，只能兩週約談一次）。我看了一下她給我的推薦治療師名單，專長全部是創傷後應激障礙（PTST）方面。所以我很可能是因為在這段工作中受到了替代性創傷（secondary trauma），因此產生了PTST的症狀。很幸運的是，休學一年中有親朋好友對我的各種支持，讓我從中恢復了過來。甚至，我先前多年的抑鬱、焦慮，也恢復了。所以，這也許也是一個塞翁失馬、因禍得福的故事。

我到遠方去

為啥會受到替代性創傷呢？因為我的訪談對象，大多都太苦了，有過各種各樣的創傷性經歷。

我所在的NGO很大，最大的兩個部門分別是“反家暴”和“反人口販賣”部門。我所在的就是“反人口販賣”部門。我的訪談對象，並不是自己來上門求助，而基本都是被警察逮捕之後，被迫來和我們訪談的。基本過程是，警察掃蕩一些不正規的按摩店，然後逮捕這些完全不會說英語的按摩女。

大家心知肚明，很多此類按摩店，是打著按摩的幌子做皮肉生意。但其實，在紐約，賣淫是輕罪（關於賣淫這種成年人你情我願的性交易是否應該無罪滑、乃至合法化，有很多爭論，不同流派的女權主義對此態度也是爭鋒相對、截然不同），而“無證按摩”反而是重罪（felony）。

當然，我的訪談對像不會知道這種奇葩的、和國內完全相反的法律條款，也因為面子，絕大部分人都一口咬定自己是無證按摩，而不願承認自己介入過性交易。

但法院近年來也意識到，很多做按摩的無證移民，不應該被視作犯罪分子，反而很可能是誤入歧途、甚至是被“逼良為娼”的。因此，被捕之後，只要參加一系列“強制學習”，就可以免罪。而來我們部門接受訪談，就是“強制學習”的一個環節。

訪談的首要目的，就是判斷訪談對像是否“有可能”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只不過參與訪談之後，我才發現，美國“人口販賣”的法律概念非常寬泛，和我原先的想像很不一樣。我想像的人口販賣，是“小孩、婦女被賣去山區”式的故事，要有被監禁、被限制自由，才叫人口販賣。但美國法律強調“脅迫”（coerce）這個概念：只要是因為“無證移民”的身份而受到脅迫，都算人口販賣。哪怕沒有監禁，只是口頭的哄騙、威脅，讓你去他那里工作又不讓自由離開，都可以算。

而我的中國客戶們，按照這種寬泛的定義，有很多都“有可能”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她們基本上是30-60歲之間的中國農村女性。大部分人只有小學或者初中的學歷，不少人甚至小學都沒有畢業。雖然每個人的故事都不一樣，但大部分人的經歷是這樣的：聽小姐妹、同鄉或者中介/蛇頭說，美國工作機會特別好，可以掙大錢，掙美金。但是自己沒有存款，不會英文，甚至先前都沒有坐過飛機，怎麼去美國呢？中介會說，不要緊，我來替你代辦旅遊簽，再買一張到美國的機票。你去大使館面籤的時候，只要說是去美國玩兒的就行。但如果能到美國，你就得記著，你欠著我們十幾萬、乃至幾十萬人民幣的欠款，必須打工還錢。

而到了紐約法拉盛之後，她們發現美國並非滿地是黃金。雖然賺的是美元，但用出去的也都是美元。更何況，沒有身份，不會說英文，沒有文憑，使得她們只能在華人圈裡打工。端盤子、做保姆、做美甲，是僅有的選擇。但美甲店需要有點手藝，不然基本不怎麼賺錢。端盤子、做保姆呢，幹不過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很多人的身體馬上就吃不消了。還債的壓力卻仍然頂在頭上。

這時候，就可能選擇去按摩店工作。哪怕老闆根本不培訓怎麼按摩，也通常不給底薪、收走護照、店裡裝著攝像頭時時監控，還要求在店裡過夜，聽起來也不是什麼靠譜的工作。但這時常常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身邊有些“姐妹”（通常是在國內勸她來美國的同鄉、中介介紹的人、或者介紹她到按摩店工作的人）這時候也來勸說，要賺錢，只能在美國做這一行。我們都是做這個的。你年紀這麼大，不會說英文，還是非法的，一出去警察就要抓你。還不如抓緊了乾，賺大錢，把美金寄回家。

大錢是多少呢？一般是80美金一次。幾乎每個人都是這麼告訴我的，這似乎是法拉盛的行價。至於按摩女可以留下多少，就看老闆了。一般是20美金左右。更黑心的老闆，明明是自己要求員工必須在店裡過夜、有客人上門就隨時服務，還要收“住宿費”。因此有人能夠攢下錢還債，有些人則是顆粒無收。

其實不少人告訴我，她們已經後悔了，根本不想呆在美國。欠了一屁股債也沒錢買機票，就想趕緊被遣返回中國。可我只能無奈告訴她們，美國政府效率沒有那麼高，就算一心想上移民法庭點頭認罪，排期上飛機的時間也經常以年為計。因為“非法移民”太多了。而這幾年間，要吃飯，要被逼債，恐怕不少人還是只能走上那條老路。

以上還是比較“好”的老闆。這類老闆常常神龍見首不見尾，只通過電話遙控指揮。雖然時時用攝像機監控，再定期派人上門收走收入，但是真要離職，老闆也不會硬攔著。也有店是有看店的下屬的，這就真的武力限制自由。更可怕的是暴力監禁，比如強行把人帶去郊外的旅館。有些老闆給的理由是，年紀大了，得把你“派”去華人少的地方，反正傻老外看不出咱中國人的年紀。被監禁在旅館房間裡的人，回憶起來，都特別恐懼。那種孤立無援、處於一個完全聽不懂語言、身邊沒有同伴的境地，還隨時會遭受性暴力，想來是非常恐怖的。

還有一位大姐告訴我，她在的地方，其他幾個二十多歲的“小姑娘”都被下了藥。那幾個人販子在她們喝的茶裡面放毒品。人販子自己也吸毒。他們吸毒以後強姦那幾個女孩，拍下來，連同性交易的視頻，都放到網上去賣。

我問大姐說，那他們害過你嗎？大姐說，我和他們說，我年紀太大了，賣不出價錢。他們也就算了，就讓我做飯洗衣服什麼的。我不知道這位大姐對我說的是不是實話。

你從遠方來

除了訪談在美國的經歷，我還要訪談姐姐們在中國的經歷。這些大姐們大都不僅在美國過的苦，在中國的日子也很苦。其實想想也不意外，要不是因為在中國活得艱難，誰會人到中年，不會英文、沒有學歷，就鋌而走險地借錢來美國闖？

大部分人來美國的原因，或者說，在中國覺得“活不下去”、“沒有路”的原因，包括離婚而在家鄉無立足之地、想離婚但離不成、被家暴、被公婆虐待、做生意失敗不停地被債主騷擾、反复懷孕怕交超生罰款而多次打胎，等等。

最常見的是家暴。她們的婚姻，基本上是由爸媽做主著相親，然後年紀輕輕（十幾歲或者二十歲出頭）就結了婚。這種“中國特色”的結婚辦法，我也不知道和舊社會的包辦婚姻（arranged marriage）有沒有區別。但很多人說，她們是結婚以後，才對丈夫有了解的。

我合作最久、也是我唯一幫忙做了綠卡申請的客戶，已經五十多歲了，是我父母的年紀。但是回憶起她二十歲不到的第一次婚姻，會不停地哭喊，發抖、以手覆面，翻來覆去地訴說痛苦和恐懼。她在農村長大，大概唸書到小學。大了以後按照爸媽的想法嫁過門去，才發現她丈夫最大的愛好就是脫光她的所有衣物，然後打。巴掌、鞋子、皮帶、棍棒，都用上。她說，她後來實在忍不住跑去鄰居家訴苦，連鄰居大姐都在看到她的傷口後流淚，說大妹子，你真是命太苦了。說到這裡，她會環抱自己的胳膊、腰和腿，好像過了二十年，那些傷口還在作痛。因為訪談要求，我還要問她，這位前夫有沒有在她不情願的時候和她強行發生關係。自然也是有的。

後來，她想盡辦法和那人離了婚。後來她在國內又嫁給了一個比她年長三十多歲的男人。她非常感恩於這第二任丈夫，說他對她很好，從來沒打過她。但是當她情緒不穩定的時候，尤其是談起在美國被騙去城郊旅館、試圖逼迫她接客、她再逃出來的事情的時候，就會捂著臉說，我這輩子好苦啊！我的命好苦啊！然後再一次地哭訴起她的第一任丈夫的恐怖。

不過其實，這個大姐幸運的是，她還成功離婚了，而且後一次的婚姻幸福。不少訪談對像根本離不成婚。或者離了婚，但“待不下去”了。一開始我聽到這個說法，內心暗暗地是不信的。這也是我自己的見識淺薄：我在大城市長大，身邊父母輩的長輩都有離婚再嫁過得很好的女性，從沒聽說過離婚了就被排擠的事情。但是訪談多了，我忽然意識到這很可能是真的。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還是有不少地方，是不接納“離過婚的女人”的。或者說，也許我在報導裡讀到過的事情，其中的主人公忽然活生生地出現在我面前，不情不願地和我說起過去的經歷，這種震動，是很強烈的。我也反复地在訪談過程中，感受到自己的經歷之單薄，眼界之狹窄，還有我的幸運和特權。

感想

最後，我想談談自己的感受。做這份工作，讓我也覺得特別難，有好幾個原因。

首先，姐姐們是很不情願和我開口聊天的。甚至，很多人很強烈地不信任我們。其中的原因也很簡單。她們都是被警察逮捕以後，被法院要求來和我們訪談的。因此，她們自然而然地認定，我們NGO和警察、法院，必定是“一夥”的。她們害怕，被我們“套出話”之後，會被嚴厲地定罪。這是因為中美體系相差太大了。她們套用在中國的生活經歷，很難理解美國的這一套。相對應的，類似處境的南美大姐們，通常三言兩語就能了解我們這個NGO是乾嘛的。而中國大姐們，常常談話前前一張“保密協議”都很吃力，要解釋半天，有人還是會不願意簽字，訪談也就進行不下去。她可能為此要重上法庭，可能會被判罪。（這張“保密協議”是指，這次訪談中所有內容都會保密，不會向包括警察等任何部門透露，除非獲得客戶的許可。所以是很基本的文件。）

姐姐們不情願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問的都是她們很難以啟齒的經歷，比如有沒有參與過性交易、有沒有遭受過性侵害、過去有沒有被家暴之類的。通常都要花上很長的時間試探，慢慢爭取到信任，她們才可能開口。

那我為什麼要問人家這麼尷尬的問題呢？特別是，為什麼還要問人家在中國的經歷？這是我所在部門定下的一系列要訪談的問題，不論受害者來自哪裡，都要問過去的經歷。因為如果判定對方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我們部門可以幫他們辦理一種特別類型的簽證，叫“人口販賣受害者簽證”，簡稱T簽證。來美國前的經歷，可以幫助說明他們是怎樣來到美國的。如果他們在中國有過一些艱難，也可以間接說明她們不適合被遣送回國，可以增大拿到T簽證的概率。有了這個簽證，就可以可以享受一系列福利，包括領低保，還有免費接受醫療服務。因為身心受創，大部分受害者都需要接受心理和生理的治療，因此醫保對她們很有價值。

但是，我這麼努力探究素不相識的大姐的隱私，也讓我覺得非常不自在，非常尷尬。記錄和翻譯各種性暴力的細節的時候，我常常強烈地共情到羞辱和痛苦。但我又想，作為訪談者，我明明應該傳遞理解、平靜和安全感才對。這讓我充滿了挫敗感，感到自己很笨拙，很不得體。

另外，我的這第一份法律工作實習，也讓我對律師這一職業的幼稚的認知被完全突破了。在法學院裡，我學到的是，做律師是不要採取自己的立場的。客戶的立場就是你的立場。律師就是要告知客戶一切信息，然後讓他自己做決定（informed decision）。接著，只要去貫徹執行客戶的意願就可以了。

但是，在做這份工作的時候，我發現這真是一種理想化的假設。或者說，如果你的客戶都是大公司，那也許整個過程就可能如此理性而清晰。而我面對的現實是，當你把信息告知客戶的時候，她不知道該不該信你，那怎麼辦？你根本不可能那麼理性中立；你總是得“說服”的客戶，至少是試圖“灌輸”一些信息給她們。

就比如，我的許多客戶都相信中國城裡的“律師樓”能幫她們解決身份的問題。那些“律師樓”常常收費大幾千，而我們NGO不收費，大姐們反而覺得我們一定水平不如人家。我看過那些律師樓替她們交上去的移民申請，許多寫得文理不通，明顯就是沒有用心。還有些材料上寫得和大姐們說的情況完全不同，一定是用了自己的模版。這樣到了面談階段，如果被多問幾個問題，很容易被識破、拒簽。但是，因為移民法庭的程序常常要耗上好幾年，大姐們也不懂英文，這些黑心律師樓不容易露餡，反而覺得這幾年的平安完全就是這些“律師樓”水平的體現。

我覺得這種賺自己同胞的黑心錢的人是最可惡的。可惜他們很狡猾，就像按摩店主一樣，一般從不留真名。所以就算訪談的大姐不信我們，不願多談自己的經歷，我也要反復告訴她，她自己找律師的話要要求看對方的律師證，而且“真”美國律師的信息在網上是公開的，應該可以查詢到。可惜大姐們大多也不懂英文，不知道這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幫上她們。

我另一個受到震動的點，在於我對“中國”的理解和想像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從小，我是一個循規蹈矩、按部就班的“好學生”。最近有一個很火的概念，叫“小鎮做題家”。那我覺得，我恐怕就是一個“重鎮做題家”，因為我一直在大城市長大，又在讀書之外毫無閱歷。那時，我天真地以為，隨著獨生子女一代，“性別平等”和“小康”一樣，已經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基本實現”了。完不成九年制義務教育、“盲”婚、離婚難、家暴、性暴力，這類駭人聽聞的事情都足以登報，應該為數不多吧？

而剛到美國第一年後，第一次如此密集地和自己的同胞交流，卻發現原來這些苦痛是我的某些同胞的日常。我猛然意識到，原來我不僅不了解美國社會，我也不了解那個我生於斯長於斯的母國。這種震動，撼動了我的身份認知。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覺得自己彷彿飄於風中。我哪裡都不熟悉，哪裡都不了解，因此哪裡都不屬於，沒有可以“歸去來兮”的故園。我是無名之輩，是nobody。這種身份認知的痛苦，也是導致我抑鬱的一根稻草。

後來從抑鬱裡走出來，我覺得，我學到的是永遠不要自以為是。坐在像牙塔里，或者吹著冷氣、暖氣的辦公室裡，就覺得自己了解現實，是可憐甚至可憎的。咬牙承認自己的無知，才有學習的可能。

和我的訪談對象面對面交談，也漸漸逼迫我反复想起一句歌詞，“我擁有過的都是僥倖，我失去的都是人生”。雖然我和我的訪談者們看似差別很大，我逐漸意識到，所有這些差別都是“身外之物”，是純粹的意外，而絕非必然，或者我和她們的本質甚至智識有什麼差別。

外表上，我是光鮮的留學生，即將拿到名校的法學博士（Juris Doctor）學位，成為一名紐約律師。桌子對面的訪談者常常是小學或初中學歷，有些人閱讀中文尚有些吃力，更完全不懂英文，是偷渡到美國的“非法移民”，因為不正規“按摩女”這樣曖昧的職業被警察逮捕上了法庭。可是，訪談她們的過程中，漸漸盤旋、籠罩我的一個念頭就是：如果我出生在她的家庭，坐在桌子對面的人就必然是我。處於她的境地，我沒有辦法做得比她們更好。其中很多人雖沒有受過教育，卻有一股聰明勁兒、一股對生活咬牙戰鬥下去的狠勁，使我非常欽佩。可是因為眼界、知識的缺乏，而不是智識的缺乏，她們常常難以蒐集、辨別有用的信息，做出最好的抉擇。結果就是，走了許多的彎路，吃了許多的苦。

甚至有人，給我講出她五十年的人生故事以後，在我看來，她已拼盡全力，做出了最好的選擇，卻仍然落到痛苦、羞辱的境地。為何這樣？

我很喜歡的藝人，抑鬱自殺前留下字條：“我一生沒有做壞事，為何會這樣？”

答案大概是，人世確實是不公平的。要認識、接受這一點，而不抑鬱，並不容易。

此後的幾年內，我越來越關心很多左翼的社會議題，包括平等、女權等。這種影響似乎是潛移默化的。我走出抑鬱之後，才意識到我以倖存者心態而自譴是於事無補的。只有讓更多人，自出生起，就多一些健康長大、長知識、追求幸福的機會，才能減少一些人世間的不公平和痛苦。

最後，我被顛覆的一個認知，是我長期以來非常理想主義的一個想法，就是“人是可以保有自己的尊嚴的”。我以為，金錢、地位、物質、健康都可能喪失，但只要堅強，努力，我就可以保有某種精神層面的自尊。

但是聽了姐姐們喪失經濟來源、喪失自由、被排擠、被毒打、遭受性暴力等種種故事後，我發現，啊，我是個多麼幸運的孩子，才可以在二十多年間保有這麼浪漫的理想主義的想法。有些人並非不夠堅強，而是，尊重與尊嚴對他們來說，完全是一種奢侈品，而非基本的蔽體之物。

引用我好朋友Nancy的一句話：愛情好比人權，人人都有資格擁有，但並非人人都得到了它。（romantic love is exactly like human rights; everyone deserves it, not everyone gets it.）

我藉這句話改裝一下，就可以說：尊嚴好比愛情；人人都有資格被愛，但並非人人都真的有幸在此生此刻被愛神垂青。

最後，我想引完海子的詩的全文。詩歌就像音樂，能唱出我心裡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

豐收之後荒涼的大地

人們取走了一年的收成

取走了糧食騎走了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