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房客》:自约束解放之后,同志题材电影还如何可能?
《亲爱的房客》背景设定在2011年的基隆,钢琴老师林健一(莫子仪饰)在伴侣王立维(姚淳耀饰)山难离世后,留在当初为协助伴侣解决家中经济困难,而租下的顶楼加盖,并照顾王立维患有糖尿病的母亲周秀玉(陈淑芳饰),和他留下的九岁儿子王悠宇(白润音饰)。然而在周过世之后,林却被小宇的叔叔王立纲(是元介饰)指控谋杀周秀玉,并有意借收养悠宇侵吞房产,全片便在本案司法审理过程之中展开。
如果说(恰好也监制《亲》的)杨雅喆在《血观音》(2017)处理的,是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如何无爱,郑有杰在《亲爱的房客》所描绘的,大概就是前者的反向,亦即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大人与孩子,如何还能因爱成家。诚如片中检察官所质疑的,一般而言房客并不会负担房东一家的生活起居和经济支出,但健一在过年时到王家煮饭、在周秀玉每一次因为腿上伤口,在深夜喊痛时起身关切、陪同至医院回诊、每天接送小宇上学,甚至在住处被搜索时,挂念的不是自己大难临头,而是小宇这天学校要段考,他可不可以先送小宇去学校。
只是这些,就足以验证林健一是「家人」了吗?检察官看不到,但观众可以看到的是,就算健一对王家的付出,早已超越房客与房东的关系,但其他细节在在证明了,对阿嬷来说,林健一还是个身份一言难尽的外人。过年时煮了饭,却不能上桌一起吃,也不能和在场其他人一样拿香祭拜祖先,只能默站在后双手合十,即使放神主牌的桌上,也放着过世伴侣的相片;在帮忙换药时被阿嬷碎念还得再次被提醒,在阿嬷心中,儿子立维是被自己害死的。
周秀玉的那句「我儿子跟你在一起,有幸福吗?」,经常被视为林健一正式被承认为家人的时刻,但同样也该留意的,可能是周秀玉更前段那句对林健一而言,有些突如其来的「有空去法院问问看怎么收养」。周秀玉对这位「不寻常的房客」的态度转向,代表的是即使林健一在血缘和法律上非亲非故,甚至可能害死自己的儿子,但依旧透过那些在生活中打磨出的,逐渐被阿嬷认定为可以托付孙子的对象,因此可以被视为在外人和家人两种认定之间的重要过渡。
相较于大人这头,因为同志的尴尬身份,和立维山难过世的往日纠葛,而难以拥抱健一在生活中的存在,九岁男孩悠宇这头,则保留了更纯真的反应。虽然这份天真的被保留,很难否认没有身旁大人所谓保护或隐瞒的成分,但小宇在过年时,因为健一不能上桌吃饭,就拿饭出去给他这些细节,显示出与家中长辈相比,小宇更没有疙瘩地接受健一,并给予较为正面的回应。
这些由日常累积出的信任,或许也解释了为何悠宇对健一隐瞒事情感到愤怒,但没有前面的积累,就不会使得健一被逮捕时,小宇跑出帐篷抱住健一不让警察带走的段落,在情感上得以成立,也不会让健一在作业本上对小宇的书信喊话有效。这可能无关亲生父亲为何离开,亦可能无关同志在社会中如何被看待的巨大命题,只是因为健一在他的生活中,确实就是照顾他的那个人,那个即便难以取代血缘上的、自己有记忆的父亲,也还是很重要的(会教他弹琴和数学的,让他签联络簿没什么好奇怪的)「把拔二号」。
在上映后不久第一次看本片时,除了对令人联想到是枝裕和《小偷家族》(2018)的,透过生活细节沉积出一个家庭的作法印象深刻之外,个人留下的疑问之一,是「为什么是山?」原先对这点感到相当不解,认为本片有些为上山而上山。但近期第二次进场后,个人对先前疑问目前的暂结论是,与法庭、警局、王家住宅等室内空间,和场景相对城市的基隆相比,剧情中的山,可能有松开前述场景在空间上,因非线性剪辑而连续出现,所导致出的压迫感的作用;其次是全片以辽阔山景空拍为开头,下一幕旋即转至莫子仪在法庭内,色调阴沉且迫近演员脸部的特写,此举在对比之外,更有先一步抛出看似无关的场景,在各项指控出现之前,赋予本片更多悬疑感的功能。
若回到电影文本内解释为何是山,个人认为林健一、王立维两人已居于靠海的基隆,在一个一闪而过的镜头中,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后者就在基隆港工作,两人对登山的共同热爱,一可以是两人对再熟悉不过的海洋和城市场域的解脱,二是山林的遗世独立与魔幻,亦是对四处都在窥探的、那个对同志关系在各个方面都还不够友善的社会的解脱。
本片同样提供的,是同志题材电影的另一种想像。台湾电影虽然已有同志相关的书写,也不乏脍炙人口的作品,但在法律等外在现实条件,尚未赋予社会想像同志族群在恋爱关系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时,电影中的同志,经常不是在议题包装下被高度奇观化,就是在轰轰烈烈,但明显外于真实世界的情爱关系之中,受到外在环境压迫而终结。
而在《亲》背景设定的2011年──或本片以《约束》为名,获得长片辅导金的2017年──在这两个时间点,台湾都尚未迎来同志婚姻在法律上正式的合法化。在运动还尚未望见尽头的,同志社群长久盼望的未来还没来的年代,同样作为本片编剧的郑有杰导演,即透过本片提出当同志进入家庭之后,如何与社会互动的想像。而虽然片中并未明说(在王家尚难以承认林健一地位时,大概也无法透过角色之口明说),但将林健一这位生理男性角色,在行为与形象上,塑造成、并置于类似一般是女性的「媳妇」位置,又使本片走出男同志之外,轻巧地涵盖了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讨论。
以上几点放在导演本身的创作脉络来看,是又一次对应其历次作品以来皆有的,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在同志题材电影的脉络下,「将生活感还给同志」这点,则令《亲爱的房客》即使是在同志婚姻合法化之后的2020年才面世,当中所提出的课题,依然可谓为相当具有前瞻性,也进一步提示了台湾电影关于同志书写目前的不足之处,而在同婚合法化的现在而言,更是,需往何方拓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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