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房客》：自約束解放之後，同志題材電影還如何可能？
《親愛的房客》背景設定在2011年的基隆，鋼琴老師林健一（莫子儀飾）在伴侶王立維（姚淳耀飾）山難離世後，留在當初為協助伴侶解決家中經濟困難，而租下的頂樓加蓋，並照顧王立維患有糖尿病的母親周秀玉（陳淑芳飾），和他留下的九歲兒子王悠宇（白潤音飾）。然而在周過世之後，林卻被小宇的叔叔王立綱（是元介飾）指控謀殺周秀玉，並有意藉收養悠宇侵吞房產，全片便在本案司法審理過程之中展開。
如果說（恰好也監製《親》的）楊雅喆在《血觀音》（2017）處理的，是有血緣關係的家庭如何無愛，鄭有傑在《親愛的房客》所描繪的，大概就是前者的反向，亦即為沒有血緣關係的大人與孩子，如何還能因愛成家。誠如片中檢察官所質疑的，一般而言房客並不會負擔房東一家的生活起居和經濟支出，但健一在過年時到王家煮飯、在周秀玉每一次因為腿上傷口，在深夜喊痛時起身關切、陪同至醫院回診、每天接送小宇上學，甚至在住處被搜索時，掛念的不是自己大難臨頭，而是小宇這天學校要段考，他可不可以先送小宇去學校。
只是這些，就足以驗證林健一是「家人」了嗎？檢察官看不到，但觀眾可以看到的是，就算健一對王家的付出，早已超越房客與房東的關係，但其他細節在在證明了，對阿嬤來說，林健一還是個身份一言難盡的外人。過年時煮了飯，卻不能上桌一起吃，也不能和在場其他人一樣拿香祭拜祖先，只能默站在後雙手合十，即使放神主牌的桌上，也放著過世伴侶的相片；在幫忙換藥時被阿嬤碎念還得再次被提醒，在阿嬤心中，兒子立維是被自己害死的。
周秀玉的那句「我兒子跟你在一起，有幸福嗎？」，經常被視為林健一正式被承認為家人的時刻，但同樣也該留意的，可能是周秀玉更前段那句對林健一而言，有些突如其來的「有空去法院問問看怎麼收養」。周秀玉對這位「不尋常的房客」的態度轉向，代表的是即使林健一在血緣和法律上非親非故，甚至可能害死自己的兒子，但依舊透過那些在生活中打磨出的，逐漸被阿嬤認定為可以託付孫子的對象，因此可以被視為在外人和家人兩種認定之間的重要過渡。
相較於大人這頭，因為同志的尷尬身份，和立維山難過世的往日糾葛，而難以擁抱健一在生活中的存在，九歲男孩悠宇這頭，則保留了更純真的反應。雖然這份天真的被保留，很難否認沒有身旁大人所謂保護或隱瞞的成分，但小宇在過年時，因為健一不能上桌吃飯，就拿飯出去給他這些細節，顯示出與家中長輩相比，小宇更沒有疙瘩地接受健一，並給予較為正面的回應。
這些由日常累積出的信任，或許也解釋了為何悠宇對健一隱瞞事情感到憤怒，但沒有前面的積累，就不會使得健一被逮捕時，小宇跑出帳篷抱住健一不讓警察帶走的段落，在情感上得以成立，也不會讓健一在作業本上對小宇的書信喊話有效。這可能無關親生父親為何離開，亦可能無關同志在社會中如何被看待的巨大命題，只是因為健一在他的生活中，確實就是照顧他的那個人，那個即便難以取代血緣上的、自己有記憶的父親，也還是很重要的（會教他彈琴和數學的，讓他簽聯絡簿沒什麼好奇怪的）「把拔二號」。
在上映後不久第一次看本片時，除了對令人聯想到是枝裕和《小偷家族》（2018）的，透過生活細節沉積出一個家庭的作法印象深刻之外，個人留下的疑問之一，是「為什麼是山？」原先對這點感到相當不解，認為本片有些為上山而上山。但近期第二次進場後，個人對先前疑問目前的暫結論是，與法庭、警局、王家住宅等室內空間，和場景相對城市的基隆相比，劇情中的山，可能有鬆開前述場景在空間上，因非線性剪輯而連續出現，所導致出的壓迫感的作用；其次是全片以遼闊山景空拍為開頭，下一幕旋即轉至莫子儀在法庭內，色調陰沉且迫近演員臉部的特寫，此舉在對比之外，更有先一步拋出看似無關的場景，在各項指控出現之前，賦予本片更多懸疑感的功能。
若回到電影文本內解釋為何是山，個人認為林健一、王立維兩人已居於靠海的基隆，在一個一閃而過的鏡頭中，甚至可以進一步推測後者就在基隆港工作，兩人對登山的共同熱愛，一可以是兩人對再熟悉不過的海洋和城市場域的解脫，二是山林的遺世獨立與魔幻，亦是對四處都在窺探的、那個對同志關係在各個方面都還不夠友善的社會的解脫。
本片同樣提供的，是同志題材電影的另一種想像。臺灣電影雖然已有同志相關的書寫，也不乏膾炙人口的作品，但在法律等外在現實條件，尚未賦予社會想像同志族群在戀愛關係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時，電影中的同志，經常不是在議題包裝下被高度奇觀化，就是在轟轟烈烈，但明顯外於真實世界的情愛關係之中，受到外在環境壓迫而終結。
而在《親》背景設定的2011年──或本片以《約束》為名，獲得長片輔導金的2017年──在這兩個時間點，臺灣都尚未迎來同志婚姻在法律上正式的合法化。在運動還尚未望見盡頭的，同志社群長久盼望的未來還沒來的年代，同樣作為本片編劇的鄭有傑導演，即透過本片提出當同志進入家庭之後，如何與社會互動的想像。而雖然片中並未明說（在王家尚難以承認林健一地位時，大概也無法透過角色之口明說），但將林健一這位生理男性角色，在行為與形象上，塑造成、並置於類似一般是女性的「媳婦」位置，又使本片走出男同志之外，輕巧地涵蓋了關於性別刻板印象的討論。
以上幾點放在導演本身的創作脈絡來看，是又一次對應其歷次作品以來皆有的，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在同志題材電影的脈絡下，「將生活感還給同志」這點，則令《親愛的房客》即使是在同志婚姻合法化之後的2020年才面世，當中所提出的課題，依然可謂為相當具有前瞻性，也進一步提示了台灣電影關於同志書寫目前的不足之處，而在同婚合法化的現在而言，更是，需往何方拓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