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周刊》

2022/09/26 出版

藝考培訓機構“影路站台”創始人杜英哲被指多年侵害女性，卻得以長期隱藏幕後，背後是複雜的藝考江湖

9月23日，杜英哲被刑拘後，影路站台位於北京市朝陽區三里屯的教研中心辦公室已空無一人。圖：滑昂

文｜財新周刊蔣模婷黃蕙昭王伯文馮華妹周信達，包雲紅、王雪一（實習）

一起看似偶然的大學生盜取私照事件，最終牽出罕見的集體舉報猥褻性侵，矛頭直指國內影視藝考培訓機構化的領軍人物。

9月16日，北京電影學院（下稱“北電”）學工部發佈公告稱，該校2020級導演系本科生趙韋弦以跟朋友做軟件需要用戶測試為由，向他人借百度網盤賬號並下載照片，引發社會關注。對此，學校成立由相關部門和院系組成的專班開展調查。

9月21日，調查取得進展：北京市公安局官方賬號“平安北京”發布通告稱，針對網傳某高校學生趙某某（男，20歲）違法情況，經警方初步查明，趙某某涉嫌相關違法犯罪，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這份通告還披露，對於網民舉報某藝考機構人員杜某某涉嫌違法犯罪的線索，警方正在調查中，將根據調查結果依法處理。 9月22日，“海淀公安”通告，經進一步調查取證，已將犯罪嫌疑人杜某某（男，40歲）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杜某某即在2002年創辦藝考培訓機構“影路站台”（下稱“影路”）的杜英哲。同期學員向財新確認，趙韋弦曾於2020年在影路接受培訓。 9月19日—20日，個人公眾號“施子怡”多次發文，指控杜英哲利用職權之便，性侵、性騷擾多位女學生、女員工，其中不少是未成年人。

2020年影路某次教學活動。杜英哲（右）曾是趙韋弦（左）的藝考培訓老師。圖：受訪者提供

目前，10名影路前學員、前員工、北電畢業生參與實名舉報，另有11名匿名舉報者。舉報發起人告訴財新，目前已收到28篇舉報者投稿，舉報事件發生時間橫跨15年以上。多名舉報者向財新講述經歷並出示聊天截圖、照片等，稱杜英哲對其長期進行肢體猥褻和言語騷擾，部分人反抗後還遭遇杜引導機構內其他員工、學員對其孤立打壓。

文章作者施子怡是此次集體舉報的三位實名發起人之一，原為北電2021級影視攝影與製作專業學生，在舉報事件之前已因個人原因退學。另兩位發起人為南京傳媒學院2020級攝影系學生隋寧昕和南京藝術學院2020級戲劇影視文學（影視策劃與製片）學生劉涵菁。三人均曾在影路接受藝考培訓。

隋寧昕告訴財新，趙韋弦事件發酵後，他深知杜英哲所作所為遠比其學生惡劣。多名影路前員工、前學員、北電畢業生為類似原因聯合起來，發起此次舉報。

對部分侵害事實，杜英哲本人已經在社交媒體有公開表態。 9月21日晚，杜英哲通過微信朋友圈表示“向被傷害過的人真誠地道歉”，稱“目前指責我的這些行為存在誇大和不實，但我不再發反駁，做錯了就是做錯了”，還稱自己“已經完全社會性死亡，永遠不可能再從事任何教育、影視的工作”。

杜英哲與其創立的影路在業內頗具知名度。他在圈內有一更響亮的名號：“影視藝考第一人”。杜英哲是北電2001級文學系本科、2018級文學系碩士畢業生，還是動畫片《小鯉魚歷險記》的編劇之一。

杜英哲何以橫行多年而不被曝光？多名影路前學員、前員工向財新表示，杜英哲猥褻、侵犯女性的傳言早已有之，甚至可以說在機構內無人不曉。但杜英哲利用其在藝考生群體前的絕對優勢，對受害者施加精神控制，並讓不少受害者自我洗腦，甚至轉而成為加害者。而在法律界人士看來，國內相關法律保護不足，維權難度大，容易遭受輿論傷害，也讓當事人面對侵害時難以下定決心反抗。

另一方面，亦有多方聲音強調，知名藝考機構“翻車”與創始人多年有恃無恐，折射了藝考招生問題之冰山一角：招考標準不一、信息不對等，給部分培訓機構賣弄權威、兜售高價課程以可乘之機；隨著藝考生源不斷擴大，招錄名額不能同比例上升，而招考過程封閉、高校自主權濫用，更令系統“藏污納垢”、滋生各項複雜隱秘的利益渠道，由此令一些學生在踏向文娛圈的第一步便誤入歧途。

侵害為何“隱形”

杜英哲與影路在藝考業內頗具知名度。作為北京最早一批藝考培訓“吃螃蟹的人”，杜英哲以“影視藝考第一人”聞名，其創立的影路在業內曾長期佔據龍頭優勢：綜合一名院校招生人員回憶和影路招生宣傳，2015年，中央戲劇學院電影電視系影視編導方向擬招25人，其中影路學員約佔一半；2016年，北京電影學院有七個專業超過20%的新生曾在影路培訓。

然而，來自前學員、前員工的集體舉報，揭露“第一人”的另一面。多名受訪者向財新表示，杜英哲曾對數名影路前學員和前員工施以摸頭、摸背、摸大腿等肢體猥褻和“胸圍多少”等言語騷擾，並多次以試穿藝考面試服裝為由直接觸碰學生胸部等身體部位，或誘使學生在其面前洗澡、換衣等。杜英哲還以輔導寫作為由，引導學生描寫暴力、色情情節，並打探學生私人問題和感情經歷。

性騷擾舉報涉多名受害者，時間跨度長達十餘年。輿論風暴中心的杜英哲究竟何許人也？而若指控屬實，其多年侵害行為為何橫行無阻？

財新了解到，杜英哲為北京電影學院2001級文學系本科生，而早在校園期間，性別暴力的惡名便伴隨杜英哲。不只一名杜英哲的大學同學指認其當年有“在宿舍打女朋友”，還喜歡“騷擾女孩”的行為；還有當事人對財新指控當時受到過杜英哲的侵犯。躋身藝考培訓界後，杜英哲的此類傳聞不減反增。

但上述傳聞當時並無當事人出面揭露。一位藝考培訓資深人士羅文（化名）更向財新直言，杜英哲騷擾女學員在圈內早已不是秘密：“給我的感覺是他們機構裡的人都知道，圈裡很多人也知道，但大家都籠罩在一種奇怪的氛圍裡，沒有人覺得有什麼。”羅文曾與杜英哲有幾面之緣，且輔導過多名在影路上過課的女學員。

何謂“奇怪的氛圍”？影路前員工江苑（化名）告訴財新，大概率是在杜英哲本人的默許下，經過多次傳播和扭曲，“（影路里）流傳著一種想法，只要你被杜英哲看中了，願意跟他干那個事，就能獲得好處，甚至就能考上。但在我看來，杜並沒有那麼大的能量”。

羅文則認為，杜英哲擅長捕捉“對考學目標有非常強的意願”的學員。 “我認為他是有恃無恐的，因為他選中的學員都有求於他，自己也非常想考上，有可能杜根本就不覺得他在強迫。”羅文說。

值得注意的是，影路面向備戰藝考的高中生，學員絕大多數未滿18歲；同時，影路傾向於聘請近幾屆的優秀考生，尤其是在校大學生擔任教師。這意味著影路的學員、員工，大多數在年齡、經濟條件、社會地位方面較為弱勢。

據多名舉報人描述，利用其教師身份和地位，杜英哲喜好在學員面前將性愛、暴力等“成人元素”渲染為“學藝術”和“藝考培訓”的一部分，粉飾自己的不當言行。 “從高中校園那樣一個封閉的環境，突然接觸到這些東西，真的會覺得是自己有問題。”一名影路2018年學員向財新表示。

這從杜英哲事後的自我辯護中也可見一斑。遭舉報後，9月19日晚，杜英哲在微信朋友圈稱：“我在藝考中的教學方法的確很有爭議，但也很有效果，因為天真單純的考生在藝考中是沒辦法競爭過接觸過成年人世界的考生的。”9月21日，杜英哲再次發聲，強調無論“重口味教學”還是“顧問制度”，“根子上就是利用人性中惡的一面讓學生藝考成績更好，最終這種對惡的失控利用，也吞噬了我”。

不少曾遭受騷擾的學員，後來卻成為影路員工，楊玲（化名）就是其中一員。 2012年暑假在影路培訓時，杜英哲提出幫當時17歲的楊玲試穿面試時的衣服，趁機撫摸其身體。 “那時真的會有一種錯誤的反應，覺得他是老師，我不能太小氣；甚至給自己洗腦，覺得他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還是為我好的。”

楊玲後續在影路任教期間，又曾多次聽聞杜英哲性騷擾的流言。但和許多同事一樣，她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保持沉默，更不願主動打聽。 “這是我們所有人都要懺悔和反思的事情。我的遭遇，我自己消化了；聽到的流言，又覺得沒有看到受害人站出來，慢慢地把自己的底線越抬越高，甚至習慣了（杜英哲）就是這樣的，沒有人敢跟他說'你不要再這樣說話了，你這樣很噁心'。”

直到2017年，楊玲的朋友、另一影路前學員告訴她，杜以老師身份性侵她後，又以“追求者”身份與其長期維持性關係，再經過向自己的學生求證，楊玲才意識到，杜英哲對女學生、女員工的騷擾很可能是長期、普遍的。 “先以老師的身份打著'幫你'的旗號，然後以喜歡為藉口，打著'戀愛'名義繼續關係，這是他最熟練的套路。”她總結道，“另外，他總是利用老師的權力，把學員哄騙到私密場所，被威脅強迫也不敢反抗，最後讓他得逞。”

楊玲還補充說，一些人受到騷擾後“真的對杜投入了感情”，陷入複雜的權力關係和情感中，乃至覺得自己“不干淨”，恥於向外界提起。她還提到，自己曾親自質問杜，杜反手拿出大量錄音、照片、視頻，炫耀女學員與其發生關係是出於“自願”。

“權力控制關係下的性騷擾中，受害者認為對加害人產生感情，甚至發展成戀愛關係，是比較常見的。這是因為她們要合理化受到的傷害，應對可能的污名化。”北京市東城區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首席督導，反家庭暴力、婦女兒童權益保護資深援助律師李瑩說，“同時這也給後續維權帶來很大困難。”

隋寧昕還稱，影路經常選擇“非常規”的培訓地點，這給杜英哲提供了很多私下接觸女學員的機會。在影路培訓的一年多，隋寧昕先後在機構內、酒店房間、杜英哲的私人房產內上課。影路還會提供“海外營”課程，學員可選擇前往海外，輾轉多個城市“邊玩邊學”。 2020年，隋寧昕便參加了泰國“海外營”，觀察到杜英哲“每晚都會半開玩笑地邀請女學員一起游泳，還有個別女學員曾被他單獨邀請去海島別墅裡玩”。

舉報者常提及的另一情況是，以影路核心領導、杜英哲妻子身份出現的陳昕，對杜默許、縱容甚至疑似幫助。

據影路前學員、前員工吳珊（化名）描述，2015年，她和另一名學員在影路培訓期間被杜在隱私部位畫畫並拍照。由於陳昕在場，吳珊一時甚至未覺有異。 “他們類似於老師和助教的關係，語氣非常正經，就好像兩個老師讓你一起受罰，他妻子的表現讓我們覺得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多名陳昕的大學同學告訴財新，杜英哲事件發酵後，同學群內紛紛呼籲陳昕站出來“承擔應該承擔的責任”，截至發稿她尚未露面。但有陳昕的另一同學為其辯護，稱“她只是在杜這個畜生長期強勢PUA（情感操縱）之下改變了，她其實是最大的受害者”，陳昕幾年前已與杜英哲離婚，且“現在還沒有做好開口的準備”。 9月21日，財新曾撥通陳昕電話，她在問明來意後掛斷。

江苑說，自己曾目睹杜英哲多次辱罵陳昕，但大量學員、員工的描述又共同指向她可能在杜的性騷擾行為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江苑提出，這或與杜英哲擅長精神控制有關：“他習慣性地貶低他人、吹噓自己，比如說你這個人一無是處，離開影路什麼都不是；或者說自己有多麼厲害、認識多少人。”

他認為，這最終形成了對受害者的系統性壓迫，“影路的所有員工都很怕杜英哲，那種害怕完全不同於正常人對領導的態度。在那種氛圍下，不少人沉默、縱容甚至幫助杜，哪怕自己也是受害者。”

“和傳統意義上的公共場所性騷擾不同，教育機構和職場裡的性騷擾、性侵害，往往具有行為的非典型性、軟暴力性和權力控制性。”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呂孝權向財新表示。

呂孝權分析，傳統意義上的性騷擾、性侵害案件中，行為人對被害人施加的騷擾或者侵犯一般都是通過直接肢體暴力實施的，而教育機構的性騷擾、性侵害案件中，一般沒有直接的肢體暴力，行為人通常是利用其與被害人之間的權力不平等關係或者特殊的職權便利，通過對被害人施加權力控制、心理控制、精神強制等方法，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不知反抗，進而達到騷擾甚至性侵害的目的，也因此更具隱蔽性。

他還表示，目前國內相關法律制度的構建滯後或缺失也令受害者維權困難。 “比如，我國目前沒有專門的性騷擾防治法或者反性騷擾立法，對諸如性騷擾的定義和類型、構成要件、專門機構、防治措施、救濟途徑、處理流程、保密和防報復、舉證責任分配、法律責任承擔等關鍵問題作出明確規定，只在《婦女權益保障法》《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民法典》等相關法律法規裡作了一些原則性規定，由於缺乏配套制度，可操作性、可執行性不強，防治效果也就會大打折扣。”

在此背景下，此類案件受害人敗訴居多。呂孝權認為，舉證責任分配不公是一個重要障礙——因為跟其他侵權案件相比，性騷擾案件有隱私性、隱蔽性等突出特點，尤其是在權力不平等關係下的案件更為明顯，受害人的舉證能力更加不足。

“此前影路的學員、老師，一直害怕做出頭舉報的人，會孤立無援、缺乏證據，甚至被報復。”江苑如此解釋此前集體沉默的原因。 9月22日，在北京海淀警方明確將杜英哲依法刑事拘留後，多名舉報者向財新表示“備受鼓舞”，將繼續尋求以法律途徑追究杜英哲的責任。

“影視藝考第一人”神話何來

杜英哲多年來肆無忌憚，與他和影路在藝考培訓業內的“權威”不無關係。

“從藝考行業發展上看，杜英哲是國內影視藝考機構化的第一人。”江苑說。杜英哲作為核心創始人的影路團隊創建於2002年前後，彼時以編劇工作室團隊形式存在，兼顧培訓。 2007年起，團隊試水正式招生。 2008年，北京影路創想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正式註冊成立，杜本人任監事，持股10%，業務頭銜包括校長、教學總監、教學總顧問等。該公司於2018年7月26日正式註銷，影路團隊成員2017年4月另外成立了北京影路站台影業有限公司。

所謂“藝考”，多指獨立設置的音樂學院、美術學院、舞蹈學院、傳媒學院等藝術類院校或各大院校藝術係自主進行的藝術專業考試（報考專業在生源省份有統考的，須先通過省級統考），考試合格者獲得各大藝術院校專業合格證。高考時，考生需持校考合格證才能報考對應院校，高考成績出來後，各校再按照文化分、專業分的不同比例折算，擇優錄取。其中，影路等藝考培訓機構重點聚焦校考，即幫助學生考取藝術院校“專業合格證”。

羅文告訴財新，一直到2018年，若論學員成績，影路在編導類藝考培訓中堪稱“一家獨大”，直到近年才有競爭者出現。

現為影路法定代表人的陳昕，可謂杜英哲最早的“學生”。據陳昕的同學回憶，陳昕入學起就對外稱杜英哲是自己的男友兼師兄，兩人是河北承德老鄉，杜曾經輔導她參加藝考。

陳昕的另一名同學回憶，約在2005年，杜英哲牽頭找了2001級—2004級北電的在校學生，以及部分中戲（中央戲劇學院）、中傳（中國傳媒大學）的在校學生，逐步搭建了首批培訓團隊。剛開始，影路的教學地點位於北京昌平區天通苑小區內、杜英哲與陳昕共同租住的房子裡，“後來搬到大一點的房子，再後來到教學大樓，還到海外教學”。多名北電畢業生印證，陳昕畢業後不久與杜英哲舉行了婚禮，兩人成為影路核心人物。

“影路有兩個特點，一是專門瞄準中戲、北電、中傳、上戲（上海戲劇學院）、國戲（中國戲曲學院）'五大名校'考證培訓；二是大量聘用藝術院校在校學生做培訓老師。”江苑告訴財新。

彼時，藝考培訓行業氣候未成，鮮有機構針對“五大名校”各專業報考策略開展系統性研究和培訓。影路作為首批“吃螃蟹的人”搶占了先機。 “影路每年都會讓參考的學生記真題，分析院校在這個專業上開設的新課程，研究不同招生老師的出題傾向。”江苑說。

江苑認為，那幾年影路的核心優勢是通過往屆學員和在校大學生積累的“信息差”，“比如學院老師在課堂上無意透露只言片語，影路的學生就會馬上記下來”，且策略清晰，專攻“五大名校”，更重要的是沒有競爭對手，讓影路一度“風光無限”。

據江苑介紹，2010年後，影路每年招生人數穩定在300人以上，巔峰時可達四五百人。當時，即便“五大名校”藝考每年的報名人數也不過剛破萬，藝考生群體仍是小眾，這一學員規模已屬業內翹楚。

杜英哲對此頗為自得。 “杜經常說'我要當電影界的教父'，說若干年後，影視界將都是他的學生，他會成為圈內的大人物。”江苑說。

但隨著競爭者出現，影路“神話”逐漸破滅。 “2015年前後，影路已經不能形成壟斷，越來越難在'搶生源'上勝出。”江苑說。

喪失學員數量優勢後，影路在市場上率先推出“一對一”模式，首創“顧問”制，收費躍居業內“獨一檔”。

據影路官網發布的招生簡章及前學員介紹，目前影路的收費模式分為三種。第一種是交19800元或9800元，上為期20天或10天的單期體驗課。第二種是交99800元成為“元年組”學員，概念類似於“VIP班”。元年組學員可以任選該學年機構提供的所有課程，且機構承諾為學員提供定期學習指導，協助考生製訂學習、志願、考試計劃，並配備專屬藝考顧問老師，根據顧問老師資歷，另收取幾萬到十幾萬元不等顧問費。第三種模式，是在學員文化課成績達到一定分數的基礎上，機構與學員簽訂“定向協議”，即“包過”班，學員支付十幾萬到數十萬元費用，機構承諾幫助學員最終考上某一檔次的院校，否則退款。

“幾乎沒有機構收得像影路VIP班那麼貴，顧問也基本只有他們在搞。”羅文說。他說，影路單期班收費與行業平均水平一致：在北京參加2—3個月藝考培訓，通常花費七八萬元。其他城市的同類培訓機構要便宜得多，“從高一到高三下來頂多收兩三萬”。

多名影路前員工和業內人士稱，杜英哲常吹噓自己在藝術類教育圈交際廣泛、影響力大。也有人揭露其曾給學員灌輸藝考充斥“潛規則”的錯誤觀念。杜英哲事後也在社交媒體上辯稱，“天真單純的考生在藝考中是沒辦法競爭過接觸過成年人世界的考生的”。

“大部分商業培訓班，都遵循著'盡人事，聽天命'的規則，但我總希望能為學生逆天改命，獲得更好成績，這導致教學上超出了一個商業培訓班的邊界，同時也破壞了師生關係的邊界，”杜英哲在回應中寫道，“無論是'重口味教學'還是'顧問制度'，根子上就是利用人性中惡的一面讓學生藝考成績更好。”

“這些話都是他寫給外行看的，完全是為自己找藉口。”江苑評價杜英哲上述回應時說，“藝考根本不是像他說的那樣，必須要接觸'人性惡'，那純粹是他的個人癖好。”

新冠疫情以來，線下藝考大面積取消，藝考培訓行業隨之遭受衝擊，影路也未能倖免。 2020年，北京電影學院取消了戲劇影視文學、影視攝影與製作、藝術與科技、電影學、攝影、影視技術、廣播電視編導7個專業校考；中國戲曲學院取消了戲劇影視文學、藝術管理、動畫、繪畫、視覺傳達設計、數字媒體藝術6個專業校考。中央戲劇學院、中國傳媒大學等多所高校亦有招考政策調整。

從股權關係看，2020年11月，北京影路站台影業有限公司原大股東杜清林退股，陳昕首次參股，集中獲得主要來自杜清林的95%股權。多名接近杜英哲的人士向財新確認，杜清林系杜英哲之父。 2021年12月29日，公司決議解散。 2021年5月，北京影路站台影視有限公司成立，陳昕仍任執行董事、經理，但持股降至10%，持股90%的控股人為趙金平。暫無明確證據顯示趙金平與杜英哲存在關聯。

知情人士稱，早在此次風波之前，杜英哲已不再看好藝考培訓行業，逐步退居影路幕後。但幾位疫情后入學的影路前學員表示，直到2022年，杜仍然不時在影路的教學活動中出現，其騷擾行為也沒有中止。

9月21日，財新走訪影路位於北京市朝陽區三里屯的教研中心辦公室，發現大門緊鎖，無人在場。

冰山一角

值得注意的是，影路正式成立的2008年，正是中國“藝考熱”升溫階段。十餘年間，中國藝考報名人數一路走高，到2020年，全國藝考報名人數達到117萬，相當於每10名高考生，就有1人報名藝考。但因招錄名額有限，影視藝術“五大名校”報錄比更是居高不下，2022年，中傳校考報名人數為5萬餘名，招生895人，報錄比約56∶1；北電校考報名人數超過2.8萬人，招生604人，報錄比約47∶1。

經久不衰的“藝考熱”，衍生出巨大的藝考培訓產業。據共研網整理，2021年中國藝考培訓人數達103.5萬人，較2020年增加3.6萬人，同比增長3.6%；藝考培訓機構數量達5494家，較2020年增加1010家，同比增長22.5%；藝考培訓市場規模達535.6億元，較2020年增加31.1億元，同比增長6.2%，預計2022年將達到573.8億元。

藝術類專業招生考試在考試方式、考試內容與投檔錄取方面與普通類專業有著明顯差別。然而，巨大的蛋糕下，高校藝考的“自主性”，也成為一把雙刃劍——因招考規則復雜、信息不對等、過程不透明，各類藝考亂象屢見不鮮：從公開信息可知，時有藝考機構以保過、內部渠道等噱頭“收割韭菜”，或有院校教師借命題、面試之便私自斂財，更有部分藝術院校公然販賣藝考合格證，價格從數万到數十萬元不等。

“性騷擾問題追責是第一步，我們還希望追問，影路包括杜英哲本人，是否存在和高校利益互通的行為？”一名影視專業學生向財新表示。

東部某省考試院特殊類型招生相關負責人告訴財新，藝術院校招生中，校考“藏污納垢”的確由來已久。近年來，四川音樂學院、湖北美術學院、上海戲劇學院、中央民族大學等一眾知名高校都曾出現涉藝考招生的貪腐要案，涉案者從校領導到院系領導再到教授、講師均有。

最近的細節曝光，可以四川音樂學院為例。據經濟觀察網，2020年6月30日至7月10日，該校聲樂系三位教授——楊婉琴、費莉、鄧芳麗，先後被紀檢監察機關帶走調查。其中鄧芳麗剛調任聲樂系副主任不久，報導引據熟悉她的人士表述，“她原來在美國生活，臨近招生考試季前，不顧家人的勸阻，著急回國，說要回去'割麥子'”；相關舉報材料還稱其對省外考生“明碼標價”，從18萬元/人漲至25萬元/人。

“這種'割麥子'，一般都是兩頭拿錢。”前述招生負責人表示。涉及鄧芳麗的舉報材料亦稱，環繞其人的培訓機構也需要向她“進貢”錢財，“給錢多的，多給名額”。如此，家庭成了校考合格證交易中的“個體戶”，而培訓機構成了“批發商”。

2015年，四川音樂學院原黨委書記柴永柏落馬，罪責亦曾大量涉及招生腐敗。三教授被查後，2021年，四川音樂學院所有藝術類專業取消校考。根據今年的教育部最新名單，四川音樂學院已經不再屬於獨立設置的本科藝術院校，徹底失去了自劃線的權利。

在這個生態中，培訓機構的天然“優勢”，在於身處圈內，既可以提供“門票”的交易窗口，也可以藉信息差本身設置梯次收費牟利。更惡劣者，個別機構可能直接與院校教師、招考人員勾結，形成錯綜複雜的利益輸送渠道。

例如，2015年震動藝術教育圈的中央民族大學音樂學院原院長孟新洋受賄案中，孟曾通過藝考培訓班，向多名學員收取數十萬元“課時費”。 2016年3月，北京市委四個巡視組對北京電影學院的巡視反饋稱，該校招生腐敗治標未治本，一直沒有出台相應的製度規定加以約束，藝考背後腐敗風險依然存在。許多培訓機構網站上都有電影學院老師的身影，從未採取主動措施加以整治，即便是查實的情況，也未進行嚴肅處理。同時，藝考過程中存在遞條子、打招呼現象。

又例如，2019年的江蘇對口單招美術藝考，也因考題要求突變、考場出現異常畫作、一家畫室獨攬高分等現象，令組織考試的南京藝術學院深陷“藝考黑幕”爭議。但針對各方質疑，當時江蘇省教育廳等官方表態並未一一給出明確回應。

業內觀察人士認為，近些年來藝考培訓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在高考指揮棒牽引下，出現大量“半路出家”的藝考生源。這類家庭多因學業成績不佳，較晚才轉投藝考，對各種隱秘通路，更加敏感也更有動力。這催生行業的膨脹，也讓交易方式越來越粗暴直接。

貪腐頻發之下，2021年9月，教育部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普通高等學校藝術類專業考試招生工作的指導意見》，其中明確表示：“加大違規違紀查處力度。對在藝考招生中有違規違紀行為的工作人員和考生，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嚴肅處理，並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嚴格開展新生入學資格審查和專業複測，發現弄虛作假、徇私舞弊的，一律取消入學資格、錄取資格或學籍。”

此外，2021年以來，教育部門先後對普通高校體育類、藝術類專業考試，高校高水平運動隊、藝術團作出規範計劃，要求到2024年，藝考省級統考全覆蓋、文化課成績要求大幅提高，回歸公平成為既定思路。在這樣的規劃下，考試生態正在發生劇烈調整，相關培訓也如傳統學科一樣，出現了久違的降溫。但如2021年推出的足球統考標準引發巨大爭議，新模式的科學性仍在經歷考驗。

前述招生負責人認為，就教育規律而言，學業成績和藝體天賦很難同時兼顧，所以不設統考、放權於學校自招，是提升人才選拔效率的正常舉措。可惜的是，實踐最終體現為腐敗橫生、模式畸形。另一面，現有的改革規劃，實際是依靠高考指揮棒的進一步加強，在現階段強行維護了公平，但對於塑造藝體人才健康的培養生態，還遠遠稱不上合理。 ■

參考重要經濟數據，推薦查閱財新數據通【CEIC庫】

版面編輯：吳秋晗(ZN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