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基洩密吹哨人獄中自殺弔詭的美國自由主義

伊拉克戰爭就像一名酷吏，不僅長年凌遲中東，也反复拷問美國的國家道德。打從2003年美軍入侵以來，爭議便如影隨形：虐囚、濫殺平民、未發現事前宣稱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等，更於2010年引爆切爾西·曼寧洩密事件，導致全國輿論嘩然。

切爾西·曼寧（Chelsea Manning）在變性前原名布拉德利·愛德華·曼寧（Bradley Edward Manning），是美國軍人，其於2009年以情報分析師身份派往伊拉克，並透過職務之便，將大量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機密信息洩露給維基解密（Wiki Leaks），導致後者在2010年4月發布一段在伊美軍直升機射殺2名路透社記者及10多名旁觀者的影片，更披露美軍在阿富汗對貧民發起的大屠殺，令所謂“正義之師”蒙上難堪陰影。

五角大廈最後循線逮到曼寧，卻進退兩難，這像極了美軍在伊拉克的處境：法院雖於2013年大筆一揮，判了曼寧35年有期徒刑，卻面臨國內輿情指責；2017年美國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宣布替已在獄中變性的曼寧減刑，後其於同年出獄；2018、2019年曼寧兩度拒絕出庭為2010年向維基解密洩密一事作證，遂遭長期拘留，並於今年3月企圖自殺獲救，最後法院於3月14日裁定其無罪釋放，但仍要求其支付巨額罰金。

曼寧是個充滿爭議的人物，其同原生家庭關係不睦，就連在軍中也與同僚及長官發生不少衝突。然而不論其動機為何，就結果觀之，2010年的洩密案不僅是有史以來最大洩密事件，也確實是對伊拉克戰爭的再次吹哨。戰爭最後於2011年結束，美軍雖能在物理上撤出伊拉克，卻逃不出無形的道德譴責，這般焦慮也隨曼寧幾番進出囹圄，而被屢屢燃起。

民意無法阻止不必要戰爭

當年美國入侵伊拉克，除了有“ 9·11”事件賦予的反恐正當性外，還用上了另外兩個理由：一是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政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二是伊拉克政府迫害人權。前一個理由聽來像是莫須有，後一個則用上了自由主義話語。

自由主義何以能替殺戮辯護？伊拉克戰爭就是個案例。首先，在國內決策層次上，自由主義者主張：人民擁有選票，而選票不僅意味著選出候選人，也暗示人民得以罷免候選人；而只要人民擁有罷免權，便能阻止領導人發動不必要的戰爭，因為整場戰爭的代價往往會被轉嫁到公眾身上。這段思維其實很容易形成邏輯自洽：自由民主國家因為有人民這條防線，故絕不輕易發動戰爭，所以凡是自由民主國家所發動的戰爭，都是萬不得已而為之，且還是經過人民同意的，故而伊拉克戰爭當然有其必要性與正當性。

然而跳出理想的烏托邦，回望現實世界，人民真能明辨戰爭必要性，進而阻止領導人發動不必要的戰爭嗎？以美國為例，答案恐怕不會如此明晰。

“ 9·11”事件後民意翻騰，美國社會急需找一代罪羔羊，好宣洩己身的悲傷與憤怒，故即便布什（George Walker Bush）的宣戰對像是恐怖主義這種跨界意識形態，主流民意仍默許其挑上兩個實體國家當作入侵目標：2001年的阿富汗、2003年的伊拉克。但所謂民意卻不等同於人民自由意志的展現，因其根本無法獨立於政治運作而存在，甚至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在從醞釀情緒到宣戰的過程中，不僅共和、民主兩黨政客帶頭贊成，《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主流媒體也都認同開戰，在政壇與媒體的大動作鼓吹下，幾乎整個美國社會都不質疑政府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指控的證據闕如，也不深思攻下伊拉克後的重建與治理問題，只是一股腦地認為正義必勝、民主至上、美國萬歲。

“ 9·11”事件確實是美國社會的深刻創傷，但政治人物與媒體向來是形塑議題風向的關鍵推手，自由主義對人民都是擁有自由意志的假設或許為真，但卻沒能顧及人民得知信息的途徑、方法，以及這背後所蘊含的話語權力關係。在後真相時代，所謂知情權，往往不過是主流情緒的奴隸。

十字軍式自由主義

除了菁英決策與民意防線外，自由主義能為伊拉克戰爭辯護的第二層次在於：以康德（Immanuel Kant）／威爾遜理想主義（Wilson Doctrine）為思想基礎，凡是國際社會上民主國家越多，便越容易和平。這種帶有宗教色彩的前提，便自然而然容易導出十字軍式的結論：為維護民主國家的國家安全，並在世界各地推廣自由民主價值，好讓世界和平早日到來，民主國家得以用武力推翻非民主政權。

上述思想雖期許和平，卻無異是好戰民主國家、十字軍式自由主義者（crusading liberals）的溫床。在此脈絡實踐下，民主國家確實不易與同陣營的成員交戰，卻有相對強烈的傾向去攻擊非民主國家；且在民主國家的認知中，其往往自視軍事動員效率差、數據造假能力弱、還不擅使用邪惡的欺敵手段，故而會更加焦慮。雖說後兩者未必為真，但這些心結確實存在，故而導致民主國家在感知來自非民主國家的威脅時，極容易陷入山雨欲來的歇斯底里中。

於是當年布什喊出要讓伊拉克民主化時，立刻受到一批自由主義者的熱情擁戴，許多人普遍相信，一旦伊拉克民主化後，民主思潮自會傳遍中東，自由主義的曙光也將照進所有獨裁的黑暗角落。然而後續態發展儼然甩了這群自由主義者一記響亮耳光。

入侵之初，美國新聞幾乎24小時輪番播送戰斧導彈與高射砲的換發雄姿；沒想到在入侵十餘年後，伊拉克還是這副光景，即便美國撤軍，戰爭的陰影依舊存在，部族衝突、恐怖襲擊都是家常便飯，還催生新型極端組織ISIS。美軍在此陣亡三萬多人，耗費兩萬億美元以上的資金，卻只是令伊拉克從侯賽因鐵腕建立的中央集權國家，逐步邁向部落化的境地，甚至引來伊朗趁勢介入，民主幻夢越發遙遠。

其實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原因眾多，除自由主義理想外，還包括美國意圖掌控伊拉克油源（現實主義）、強化中東軍事部署（現實主義）、轉移民眾對於政府防範不了“ 9·11”事件的憤怒（菁英利益）、軍工集團與能源集團欲賺戰爭財（菁英利益）、對穆斯林與阿拉伯人的仇視（意識形態）、布什意圖超越打贏波灣戰爭的父親（領導人因素）、不知如何用戰爭以外的思維來應對恐怖主義這種非國家對手（社會心理學）等。

上述種種，其作用力道不同，扮演角色也不一，但布什政府卻選了自由主義作為檯面上的理由，自是知道此番口號最能撼動人心，也好左證自己的道德正當性。可惜一場戰爭下來，世人只見到美國高喊自由主義，卻跳過國際法與安理會核准，徑行入侵曾為夥伴的主權國家，最後甚至讓自由主義成了中東詛咒，人人聞之色變。

間諜的枷鎖

而在曼寧身上，則有另一場戰爭在進行。美國看似自由主義高漲，但對於背叛組織的吹哨人，有時也是毫不手軟。弔詭的是，這同樣受代表自由的威爾遜主義思想所支持。

1915年12月7日，時值一戰，國際局勢詭譎，美國總統威爾遜遂要求國會立下《間諜法》，並表示：“某些美國人生活在另一片旗幟下，但因為我們的法律很慷慨，所以他們還能享受身為美國人的自由和機會。他們把不忠的毒藥撒入國家動脈，損毀政府與國家的美名，好報復並破壞我們的產業，並配合境外陰謀來瓦解我們的政治……這些激進、不忠、無政府主義者必須予以掃除……”。

而隨著美國在1917年加入一戰，《間諜法》也於該年正式通過，從而限縮了美國人傳遞訊息的空間。此後該法便被陸續用以起訴對政府不忠者，其中有些確為間諜，有些卻處於模能兩可的灰色地帶，例如於2013年披露美國國棱鏡監聽項目（PRISM）的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以及洩密伊拉克戰爭信息的曼寧。

2010年6月曼寧先是被控洩露機密信息，又於2011年3月被控間諜、通敵罪，因為五角大廈主張基地組織有可能獲取此類情報。面對多起罪名傍身，曼寧於2013年2月部分認罪，承認自己確實存儲和洩露軍事機密；但其依舊主張，自己的行為旨在鼓勵辯論，而非傷害美國，故其餘罪名一概不認。然而到了同年7月30日，曼寧被判犯有20多項罪名，雖說有幸躲過通敵罪，但仍被重判35年，是美國有史以來最重的吹哨人判決。

此後曼寧在獄中幾度自殺未遂，還因經歷變性手術，而面臨歧視；外界更有國防部官員表示“正因曼寧有這種古怪的性傾向，才會犯下叛國罪，以後應嚴格禁止同性戀參軍”。最後好不容易熬到奧巴馬減刑，曼寧卻又因拒絕作證而再度進出囹圄，若非3月又發生了自殺未遂事件，其或許還要再受囚禁之苦。

然而此次新聞並未引起轟動，一來是因美國近來飽受疫情升溫之苦，病毒幾乎佔據了所有新聞版面；二來是美國民意已選擇性淡忘對伊拉克戰爭的反省，曼寧這個人所象徵的自由主義矛盾如此巨大，可謂是美國國家面子上的一塊胎記，不僅政府意欲遮掩，就連民眾也潛意識不想入眼。

雖說這般突兀的存在，終會隨時間消逝，但於曼寧個人而言，卻是一生的苦難、永久的枷鎖。但為讓美國能高喊自由主義，喊得更動人真情，曼寧便只能被民意與政客獻祭，成為自由主義永久的囚徒。

原文發表於2020/3/18 《 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