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泄密吹哨人狱中自杀　吊诡的美国自由主义

伊拉克战争就像一名酷吏，不仅长年凌迟中东，也反复拷问美国的国家道德。打从2003年美军入侵以来，争议便如影随形：虐囚、滥杀平民、未发现事前宣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更于2010年引爆切尔西·曼宁泄密事件，导致全国舆论哗然。

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在变性前原名布拉德利·爱德华·曼宁（Bradley Edward Manning），是美国军人，其于2009年以情报分析师身份派往伊拉克，并透过职务之便，将大量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机密信息泄露给维基解密（Wiki Leaks），导致后者在2010年4月发布一段在伊美军直升机射杀2名路透社记者及10多名旁观者的影片，更披露美军在阿富汗对贫民发起的大屠杀，令所谓“正义之师”蒙上难堪阴影。

五角大厦最后循线逮到曼宁，却进退两难，这像极了美军在伊拉克的处境：法院虽于2013年大笔一挥，判了曼宁35年有期徒刑，却面临国内舆情指责；2017年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宣布替已在狱中变性的曼宁减刑，后其于同年出狱；2018、2019年曼宁两度拒绝出庭为2010年向维基解密泄密一事作证，遂遭长期拘留，并于今年3月企图自杀获救，最后法院于3月14日裁定其无罪释放，但仍要求其支付巨额罚金。

曼宁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其同原生家庭关系不睦，就连在军中也与同僚及长官发生不少冲突。然而不论其动机为何，就结果观之，2010年的泄密案不仅是有史以来最大泄密事件，也确实是对伊拉克战争的再次吹哨。战争最后于2011年结束，美军虽能在物理上撤出伊拉克，却逃不出无形的道德谴责，这般焦虑也随曼宁几番进出囹圄，而被屡屡燃起。

民意无法阻止不必要战争

当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除了有“ 9·11”事件赋予的反恐正当性外，还用上了另外两个理由：一是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二是伊拉克政府迫害人权。前一个理由听来像是莫须有，后一个则用上了自由主义话语。

自由主义何以能替杀戮辩护？伊拉克战争就是个案例。首先，在国内决策层次上，自由主义者主张：人民拥有选票，而选票不仅意味着选出候选人，也暗示人民得以罢免候选人；而只要人民拥有罢免权，便能阻止领导人发动不必要的战争，因为整场战争的代价往往会被转嫁到公众身上。这段思维其实很容易形成逻辑自洽：自由民主国家因为有人民这条防线，故绝不轻易发动战争，所以凡是自由民主国家所发动的战争，都是万不得已而为之，且还是经过人民同意的，故而伊拉克战争当然有其必要性与正当性。

然而跳出理想的乌托邦，回望现实世界，人民真能明辨战争必要性，进而阻止领导人发动不必要的战争吗？以美国为例，答案恐怕不会如此明晰。

“ 9·11”事件后民意翻腾，美国社会急需找一代罪羔羊，好宣泄己身的悲伤与愤怒，故即便布什（George Walker Bush）的宣战对象是恐怖主义这种跨界意识形态，主流民意仍默许其挑上两个实体国家当作入侵目标：2001年的阿富汗、2003年的伊拉克。但所谓民意却不等同于人民自由意志的展现，因其根本无法独立于政治运作而存在，甚至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在从酝酿情绪到宣战的过程中，不仅共和、民主两党政客带头赞成，《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也都认同开战，在政坛与媒体的大动作鼓吹下，几乎整个美国社会都不质疑政府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指控的证据阙如，也不深思攻下伊拉克后的重建与治理问题，只是一股脑地认为正义必胜、民主至上、美国万岁。

“ 9·11”事件确实是美国社会的深刻创伤，但政治人物与媒体向来是形塑议题风向的关键推手，自由主义对人民都是拥有自由意志的假设或许为真，但却没能顾及人民得知信息的途径、方法，以及这背后所蕴含的话语权力关系。在后真相时代，所谓知情权，往往不过是主流情绪的奴隶。

十字军式自由主义

除了菁英决策与民意防线外，自由主义能为伊拉克战争辩护的第二层次在于：以康德（Immanuel Kant）／威尔逊理想主义（Wilson Doctrine）为思想基础，凡是国际社会上民主国家越多，便越容易和平。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前提，便自然而然容易导出十字军式的结论：为维护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并在世界各地推广自由民主价值，好让世界和平早日到来，民主国家得以用武力推翻非民主政权。

上述思想虽期许和平，却无异是好战民主国家、十字军式自由主义者（crusading liberals）的温床。在此脉络实践下，民主国家确实不易与同阵营的成员交战，却有相对强烈的倾向去攻击非民主国家；且在民主国家的认知中，其往往自视军事动员效率差、数据造假能力弱、还不擅使用邪恶的欺敌手段，故而会更加焦虑。虽说后两者未必为真，但这些心结确实存在，故而导致民主国家在感知来自非民主国家的威胁时，极容易陷入山雨欲来的歇斯底里中。

于是当年布什喊出要让伊拉克民主化时，立刻受到一批自由主义者的热情拥戴，许多人普遍相信，一旦伊拉克民主化后，民主思潮自会传遍中东，自由主义的曙光也将照进所有独裁的黑暗角落。然而后续态发展俨然甩了这群自由主义者一记响亮耳光。

入侵之初，美国新闻几乎24小时轮番播送战斧导弹与高射炮的换发雄姿；没想到在入侵十余年后，伊拉克还是这副光景，即便美国撤军，战争的阴影依旧存在，部族冲突、恐怖袭击都是家常便饭，还催生新型极端组织ISIS。美军在此阵亡三万多人，耗费两万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却只是令伊拉克从侯赛因铁腕建立的中央集权国家，逐步迈向部落化的境地，甚至引来伊朗趁势介入，民主幻梦越发遥远。

其实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原因众多，除自由主义理想外，还包括美国意图掌控伊拉克油源（现实主义）、强化中东军事部署（现实主义）、转移民众对于政府防范不了“ 9·11”事件的愤怒（菁英利益）、军工集团与能源集团欲赚战争财（菁英利益）、对穆斯林与阿拉伯人的仇视（意识形态）、布什意图超越打赢波湾战争的父亲（领导人因素）、不知如何用战争以外的思维来应对恐怖主义这种非国家对手（社会心理学）等。

上述种种，其作用力道不同，扮演角色也不一，但布什政府却选了自由主义作为台面上的理由，自是知道此番口号最能撼动人心，也好左证自己的道德正当性。可惜一场战争下来，世人只见到美国高喊自由主义，却跳过国际法与安理会核准，径行入侵曾为伙伴的主权国家，最后甚至让自由主义成了中东诅咒，人人闻之色变。

间谍的枷锁

而在曼宁身上，则有另一场战争在进行。美国看似自由主义高涨，但对于背叛组织的吹哨人，有时也是毫不手软。吊诡的是，这同样受代表自由的威尔逊主义思想所支持。

1915年12月7日，时值一战，国际局势诡谲，美国总统威尔逊遂要求国会立下《间谍法》，并表示：“某些美国人生活在另一片旗帜下，但因为我们的法律很慷慨，所以他们还能享受身为美国人的自由和机会。他们把不忠的毒药撒入国家动脉，损毁政府与国家的美名，好报复并破坏我们的产业，并配合境外阴谋来瓦解我们的政治……这些激进、不忠、无政府主义者必须予以扫除……”。

而随着美国在1917年加入一战，《间谍法》也于该年正式通过，从而限缩了美国人传递讯息的空间。此后该法便被陆续用以起诉对政府不忠者，其中有些确为间谍，有些却处于模能两可的灰色地带，例如于2013年披露美国国棱镜监听项目（PRISM）的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以及泄密伊拉克战争信息的曼宁。

2010年6月曼宁先是被控泄露机密信息，又于2011年3月被控间谍、通敌罪，因为五角大厦主张基地组织有可能获取此类情报。面对多起罪名傍身，曼宁于2013年2月部分认罪，承认自己确实存储和泄露军事机密；但其依旧主张，自己的行为旨在鼓励辩论，而非伤害美国，故其余罪名一概不认。然而到了同年7月30日，曼宁被判犯有20多项罪名，虽说有幸躲过通敌罪，但仍被重判35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重的吹哨人判决。

此后曼宁在狱中几度自杀未遂，还因经历变性手术，而面临歧视；外界更有国防部官员表示“正因曼宁有这种古怪的性倾向，才会犯下叛国罪，以后应严格禁止同性恋参军”。最后好不容易熬到奥巴马减刑，曼宁却又因拒绝作证而再度进出囹圄，若非3月又发生了自杀未遂事件，其或许还要再受囚禁之苦。

然而此次新闻并未引起轰动，一来是因美国近来饱受疫情升温之苦，病毒几乎占据了所有新闻版面；二来是美国民意已选择性淡忘对伊拉克战争的反省，曼宁这个人所象征的自由主义矛盾如此巨大，可谓是美国国家面子上的一块胎记，不仅政府意欲遮掩，就连民众也潜意识不想入眼。

虽说这般突兀的存在，终会随时间消逝，但于曼宁个人而言，却是一生的苦难、永久的枷锁。但为让美国能高喊自由主义，喊得更动人真情，曼宁便只能被民意与政客献祭，成为自由主义永久的囚徒。

原文发表于2020/3/18 《多维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