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99%：在佔領華爾街十週年的日子裡思考新的政治身份

那是2011年9月21日，“佔領華爾街” 開始的第四天，當時這場運動還沒有真正被稱為“佔領華爾街”，只是佔領。噩耗傳來，美國公民特洛伊·戴維思(Troy Anthony Davis) 被佐治亞州警官馬克·麥克菲謀殺。一位組織者在集會上向幾千名抗議者講述了這件事，現場充滿了憤怒和悲傷，人們高聲呼喊，哭泣和發誓。

從那裡，人們遊行到祖科蒂公園，這大概是“佔領” 運動第一次遊行到街上，人們拆掉路障，公開不服從警察的命令。

踏出路邊的那一刻是電光火石。這完全是一種轉變，對所有參與者來說比多年的文本研究還要重要。它使一系列全新的戰術被允許，並為成百上千的人所接受— — 甚至是顯而易見的接受 — — 這支隊伍每天都在加入新人，他們甚至在此之前從來沒有過參與運動的經驗。

從那時起，人們就開始上街了。幾天后，在第五大道上發生了大規模的逮捕行動，並發生了著名的胡椒噴霧事件，使這些抗議者成為了新聞人物。幾天后，700人在布魯克林大橋上被捕。這一刻開始，“佔領” 真正成為了佔領運動。

這幾乎是太明顯了，但促使“佔領” 形成的事情之一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它是基於行動的。不僅如此 — — 它是對資本主義的有力批判，是民主的實踐，還有更多，但不可能將這些東西與原始的、未經過濾的廣闊性聯繫起來，這種廣闊性來自於對規則的蔑視，以及用自己的身體去做那些緊迫的、有目的的、和真實的事情。

一旦“佔領” 行動崩潰，許多人都心碎地離開了，但他們清楚地意識到還會有這樣的時刻出現。根據行動者的分析，過去四十年的主要特點是右翼對左翼基礎設施的戰爭，甚至是對這個國家的普通人的社會聯繫的基本結構的戰爭，這使人們軟弱無力，措手不及，直到那年9月17日的火花飛濺起來。

佔領之後，許多人開始建立機構 — — 社區組織、選舉工具、出版物、培訓機構、合作網絡等等 — —這是因為這些都是革命者在每個運動時刻所做的事，也因為人們感覺到未來會有更多的運動時刻。人們相信，如果左翼有足夠的基礎設施準備好在時機成熟時投入行動，就能進一步推動運動時刻。

在這一過程中，關於戰略的整個思想領域得到了蓬勃發展。組織者、思想家、作家和培訓師進行了很多干預，部分是基於“佔領” 的失敗。許多人堅持認為，戰略需要一個有基礎的診斷，明確和可實現的目標，以及一個從這裡到那裡的連貫的行動計劃 — — 沒有目標或吸納被吸引的人的計劃的隨機行動呼籲是一個死胡同。一些人認為，我們需要的是有明確目標的組織，甚至是運動，要有明確的前進的道路，有接納人們並不斷成長的方式。而有些人則認為，人們需要組織— — 需要成為蓬勃發展的團體的一部分— — 以便在斗爭中保持長久的勝利，團體是我們採取行動的方式，是我們轉變的地方，是我們相互問責的方式，是我們找到歸屬的地方。支持社會運動團體努力成為健康的和戰略性的團體，支持組織建設的工作，這應該是日常 ……

但是，也許有一些東西缺失了，失去了平衡，在這個機構建設的時代，迷失在良好戰略的土地上。

組織者動員人們參加直接行動培訓，制定緊急聯絡表，行動協調會議、制定漫長的戰略規劃…… 這些都是標註流程。當然，培訓肯定有很好的理由，規劃和協調也具有重要的理由；然而，人們經常會發現自己渴望一些更加猛烈的、更憤怒的東西，一些真實的、不那麼精心策劃的、也許不那麼周到的東西。

人們渴望那些罕見的、轉瞬即逝的時刻，這些時刻使計劃變得無關緊要，它要求你放下一切，承擔從未夢想過的風險，這些時刻可能會傷害到你，但也能使你變得更強大、更大膽，渴求更多— — 這些時刻，有太多的人報名參加直接行動，不再需要指揮員，因為人民在街頭直接形成了潮汐，而你在其中是安全的。也許這些是傳統的組織者在發展結構和常規時經常會忘記的一些東西，是在製定計劃時錯過的一些時刻。

當然，“佔領” 的缺點之一是缺乏戰略。雖然有大量的計劃（是的，沒有什麼是真正自發的），但它沒有要求、也沒有目標，沒有一個可以長期進行的結構。在許多方面，“佔領” 是盲目的，可能很傻，但是，它給這個世界帶來了一些重要的東西，一些可以藉助人們的憤怒，捕捉他們的想像力，釋放他們的創造力，並為他們最深層的夢想提供的聲音。誰知道呢，也許，如果占領運動“更聰明”，它可能就會失敗。

這裡的教訓並不是說直接行動是引發運動的唯一方法，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拋棄好的戰略，也不是說要取消協調，更不是說停止建立支持運動建設和以不同方式承擔風險的結構；這裡的教訓是，我們既需要組織也需要運動，既需要好的戰略也需要本能，既需要計劃也需要對計劃的不尊重。

你應該充滿希望，並同時意識到自己為之奮鬥的運動有時會失敗；但是，那些自己都不相信有可能獲勝的團體總是會輸的— — 他們將風格置於戰略之上，將保護群體內的文化置於對普通人的包容之上，將小團體的品味和慾望置於大眾的需求和夢想之上。他們習慣於處於邊緣狀態，並採取了強化這種邊緣性的行為，這使得他們更不可能離開邊緣（畢竟，邊緣，雖然很殘酷，但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安全的”）。所謂的邊緣，正是由對那種壓迫你的權力的恐懼形成的，人們在那裡學會了對自己可能擁有的權力的恐懼，而那恰恰就是你最終應該尋求的權力。

佔領運動有這兩種時刻：有巨大的、廣闊的、包容的時刻，在這些時刻裡，人們把自己看作是合法的，在這些時刻裡，歸屬的圈子不斷擴大，不斷包括進那些原本不認識的人，曾經不會成為朋友的人，在這些時刻裡，人們的目標是真正帶領整個國家擺脫自身的毀滅；同時，這裡也有黑暗的、無望的、自以為是的時刻，在這些時刻裡，你會感到自己很渺小，很受打擊，很容易被誤解，蔑視那些原本應該被組織起來的公眾，甚至，彼此間互相攻擊。

這裡面有很多教訓。關於無領導力的教訓，關於權力的教訓，關於恐懼的教訓。但最重要的，也許是最簡單的— — 革命是由那些打算成為強者的人發起的；革命是由那些願意承擔風險、願意領導、願意為了比自己更大的東西負責的人所創造的；革命是由那些願意失去邊緣的舒適和安全來擴大他們的歸屬圈的人、那些願意失去控制的人，所創造的。這也許有點反直覺，但必須說，這種領導的意願實際上是與追隨的意願攜手並進的— — 追隨社會運動所需要的顛覆性的轉折和戰略調整、打破邊界，社會規範的粉碎，對規則的破壞。

也許，恐懼是這方面的主要障礙之一。害怕敵人，害怕離開我們自己的舒適區，害怕面對歷史責任時的失敗，甚至害怕彼此（害怕被滲透）。這種恐懼是合理的。但我們有責任面對它，成為最強大的自己，建立能夠獲勝的反抗運動。這是能讓我們有機會的唯一途徑。

質疑“佔領” 的成就是公平的。它當然以驚人的方式失敗了，許多人離開時受到了傷害，緊張和焦灼，希望自己能以不同的方式做事。但對很多人來說，“佔領” 真的打破了一些東西 — —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氣候，為之後的社會運動打開了一扇門，將整整一代人政治化，將階級話語納入主流敘事，培養了一批新的行動主義領導者，開始了一個全新的運動機構領域，孕育了一個強大的選舉左翼，最終爭奪權力 …… 等等。

但問題是，佔領運動本就不應該成功。這是一個糟糕的想法，是由加拿大一個不合群的雜誌編輯催生的，主要由一群沒有經驗的年輕人推動，沒有長期計劃，沒有要求，沒有政治願景，沒有對人們正在奮鬥的地形的明確評估，而且，人們之間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以及戰略和戰術方面存在著尖銳的不一致。但是，它就是這樣起了作用。

這個教訓很簡單。我們只是知道的不多。我們不知道什麼會起作用，什麼會產生共鳴，人們準備好接受什麼。即使是現在，也有很多事可以說，就如很多觀察家都在積極地提出的那些觀點。但是，沒有人能夠解釋運氣，究竟是哪一抹神奇的仙塵，使這樣的事發生或毀滅。

這裡面有一些絕對可怕的東西，但也有一些解放性的東西。不知道，意味著我們很多時候會錯，但有些時候會對；也許這也意味著，有些時候我們的錯誤實際上是最好的結果。

每個人都知道帝國是強大的，反抗的武器是不足的，這個星球是一個定時炸彈，許多事情必須正確，才能讓我們在這裡生存下來，更不用說繁榮了。而且，這樣的情況很少，也很難實現。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必需記住的是你能在無數個反抗現場上看到的一些東西，即：你無法想像的事情有時就會發生，人們的確有能力做出真正超越性的事，我們周圍有很多機會，等待著我們去抓住，或者，也許是被絆住。

不論如何，但願我們能以盡可能多的優雅、勇氣、智慧和謙遜來抓住或跌入這些機會。

以下的文字將由4部分組成，來自不同的作者對這場運動的反思，這些思考都將對未來的反抗具有重要意義。尤其希望能夠對中國的行動者和行動主義研究人士有所幫助。

Part I

第一篇來自Rebecca Panovka ，她是The Drift 的作家和聯合編輯。她作為一位“當年的年輕人” 的立場、以批評的方式回顧了這場運動，並提出了對未來的想法。

人肉麥克風

本·勒納的2019年小說《托皮卡學校》在結尾處描述了一種抗議戰術：“人肉麥克風，即聚集在演講者周圍的人重複演講者所說的話，以便放大聲音”。勒納的另一個自我是在特朗普政府早期的一次反ICE示威中和他的家人在一起，他加入了集體擴音的行動。 “這讓我很尷尬，一直都是這樣”，他寫道，“但我強迫自己參與進去，成為一個微小的公眾發言的一部分，一個在傳播中慢慢學習如何發言的公眾。”

這是那本書的最後一句話，一個附加在幾百頁的道德準則、圍繞著美國政治語言中長期醞釀的危機的命題 — — 勒納將其命名為“傳播”，這是一種辯論戰術，用更多的事實和論據淹沒你的對手，而他們不可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反駁。在這裡，人肉麥克風被認為是勒納用全書診斷問題的解決方案。

即使是在文學藝術的背景之外，這種方法也可能近乎於老套。 “麥克風檢查？”有人說；“麥克風檢查”，人群重複道。然後，演講就開始了，以呼喚和回應的方式，演講者每說幾句話就暫停一下，讓人群回話。每個演講（“EACH ADDRESS”）都進行得很慢（“PROCEEDS SLOWLY”），聽眾在知道（“BEFORE THEY KNOW”）他們是否同意之前，重複一個論點（“With LISTENERS REPEATING AN ARGUMENT”）。

人肉麥克風最早用於反核運動， 1999年在西雅圖舉行的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抗議活動中被採用，之後成為“佔領華爾街” 的主要內容，在那裡獲得了真正的地位。

佔領運動— — 它的工作組、大會、手勢— — 體現了對參與式民主的真誠信念。這個運動的結構（完全的水平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它的信息，也是人肉麥克風所體現的信息，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它發言並被聽到。麥克風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它構成了對政治中金錢的抗議，對富人和權貴聲音的過度重視的抗議，對個人主義的抗議，也許，也是對政治話語的過度複雜化和退化的抗議。

雖然許多人認為“佔領” 是一場無序的運動，但對其他人來說，它是一種形成性的經驗，並激發了十年的組織活動。在某一代左翼團體中，“佔領華爾街” 這幾個字已經具有了幾乎是圖騰般的地位。沐浴在懷舊的光輝中，祖科蒂公園（或“自由廣場”）似乎是民主進程的天堂，而人肉麥克風，最初是為規避擴音系統限制的一種方式，後來，它就代表了一種美學理想。

我被要求為這個主題的文章提供某種反對意見，因為我太年輕了，不能對“佔領華爾街” 懷有幻想。如果我再老一點（或者在政治上再早熟一點），我可能會在祖科蒂公園形成美好的回憶，但我沒有。我只去過一次，在2011年的秋天，在當時所有的活動中感到頭暈目眩，不適應。我沒有參與其中，而是拍了一些照片，對現場進行了評估：有一個免費的圖書館，上面有五顏六色的自製標牌（不錯），一個大鬍子離我的臉太近了對我大談革命（沒那麼好），有一些後裔克里希納教徒（為什麼不呢），還有一群戴著V字面具的人（令人不安）。當人肉麥克風開始運行時，它沒有說出任何我可以破譯的東西。

我不確定這個沒有領導、最終沒有組織結構的人群如何能夠煽動一場革命，尤其是在沒有具體訴求的情況下— — 但我也不確定我的印像在多大程度上被我在報紙上讀到的和在新聞上看到的所影響了。在那之前，我對左翼的唯一接觸是通過所謂的主流媒體的懷疑性鏡頭。我以前從未目睹過抗議運動，而抗議運動— — 就像人類被捲進的大多數事情一樣— — 從外面看是完全不同的。我當時的問題是：是抗議者太天真，還是我太天真？在勒納的範式中，“佔領” 究竟是尷尬的，還是解決方案？

十年過去了，佔領運動的談話要點已經擺脫了其怪異的光環。全額債務豁免、基本收入、單一支付者醫療衛生系統、免費大學，以及其他當時的小眾想法，都是民主黨內討論的嚴肅議程項目。毫無疑問，部分歸功於佔領運動的影響，這是在過去的十年里美國歷史上出現的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一位嚴肅的總統候選人甚至可以站在辯論台上大談“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

不可否認的是，“佔領” 改變了對話，但改變對話並不等同於改變物質環境。儘管佔領運動迫使“收入不平等” 這個短語走到了前台和中心位置，但記錄其在2011年至2019年期間流行程度的谷歌Ngram 看起來很像同期最富有的1%的人獲得的財富圖。在過去的一年半里，15個最富有的美國人增加了4000億美元的財富，1%的人增加了10萬億美元的財富。與此同時，美國最貧窮的20%的縣的COVID-19死亡率比最富裕的20%的縣的死亡率高出67%。

“在其核心部分，佔領運動使抗議活動再次變得很酷”，《佔領一代：重新喚醒美國民主》的作者邁克爾·萊維廷在《大西洋》雜誌上寫道。他將伯尼·桑德斯競選的成功和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的當選，以及BLM、#MeToo運動、和“日出運動” 歸功於佔領運動帶來的勢頭。如果抗議活動再次變得很酷，那就是一種特定類型的抗議活動被迷信得高於其他所有類型：高度上鏡的街頭抗議活動，通常在大城市進行幾天或幾週，然後被放棄。 “抗議是新的早午餐” 這句話在被奧巴馬校友的播客Pod Save America 推廣後，成為了抵抗組織的一個早期口號。去年夏天，隨著反對警察暴力的激進運動充斥街頭，無數人張貼了黑色方塊、與紙板標誌的自拍，以及以多種族粉色人手拉手為主題的信息圖。本週，奧卡西奧·科爾特斯出席了Met Gala，她的衣服上用紅色寫著“向富人徵稅” 的字樣，似乎並沒有在她的同伴中激起任何不滿。下個月，CBS本應播出一檔名為“活動家” 的節目，參與者將有機會在G20會議上影響世界領導人。 (為了回應推特上的反響，該電視台決定取消這個已經編輯好的系列節目，並將鏡頭轉換為紀錄片）

我無意用冷水澆滅一群有價值的抗議運動，也無意將這種符號至上的狀態完全歸咎於“佔領”。但是，當推特帖子被當成了政治行動的替代品時，當富人無需掏出一分錢（除了Met Gala 的門票價格）就能享受接近時髦的階級政治時，當CBS這類企業媒體試圖將行動主義變成一場競技表演而不使用其企業力量來實現抗議者所倡導的變革時，值得考慮的是，抗議的外表是否已經變得太酷了— — 無意識的重複是否已經積累了過多的審美價值。

我們有時會忘記，佔領運動的靈感部分來自於另一場抗議運動： “阿拉伯之春” ，在這期間，美國評論員曾經對互聯網作為一種民主化的力量大加讚賞。佔領是在對一個所有人都能通過社交媒體發表意見的世界的潛力持樂觀態度的時刻夢想出來的。現在，對於讓每個人都能同時說話的烏托邦式的可能性，或者由一群陌生人不加批判地重複信息的智慧，各政治派別的希望都非常渺茫。 99%的人是否有統一的願望，更不用說能夠以單一的聲音表達出來了，仍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也許左翼確實正在學習擺在我們面前的挑戰是如何超越自言自語的— — 如何走出一個無限的、有時是外在的不可理解的循環。

Part II

第二篇來自Gabriel Winant ，他是佔領運動的直接參與者，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也是“異議” 雜誌的編輯。他於2021年出版的新書《The Next Shift》，您可以在這裡下載： https://www.patreon.com/posts/yi-ge-xin-de-56854072

一個新的政治身份

當我尋找“佔領華爾街” 的歷史意義時，首先想到的不是集會、遊行，甚至不是大規模逮捕。相反，首先出現的記憶是2011年馬克思主義閱讀小組的一次會議，從2010年到2018年，也就是我在研究生院的那幾年，參加了這個小組。那年的10月，我們專門為“佔領” 舉行了一次會議，小組成員從平時的五人或十人膨脹到了滿滿的一屋子人，其中有幾十個人還在試圖理解正在發生的事。 (這種情況在前年2月威斯康星州議會大廈被佔領和阿拉伯起義期間也曾發生過）

我們當晚討論的內容現在對我來說依舊很模糊 — — “99%”究竟是一種有用的階級語言還是民粹主義的混淆視聽，我們都不知道 — — 除了文化歷史學家邁克爾·丹寧的一句話之外。丹寧預言，“佔領” 運動最重要的後果不是直接的政治勝利，而是經驗本身，它所傳授的個人教訓，以及它嵌入那些經歷過它的人的生活史的方式。正如所有激烈的社會運動週期一樣，參與者會發現自己在做他們沒有預料到的事，與他們本來不認識的人一起。他們改變的不是國家，而是自己，然後把這種改變帶到其他地方。在那一刻，我感覺到我處在一個正在形成的獨特的政治群組中，這種感覺成為佔領運動的共同點。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場運動的遺產最好被理解為意識形態歷史中的一個插曲。正是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它產生了最大的影響— — 這也正是為什麼它經常被誤認為沒有任何影響。

最直接的是，佔領運動是形成新的反資本主義知識環境的關鍵事件。你可以去Zuccotti 公園，你會發現人們在爭論治安、金融、女權主義、氣候危機 — — 在這種發酵中，新的機構形成了，舊的機構改變了。 《新調查》和《雅各賓》的誕生都略早於佔領行動（也許是預料之中），但都從由此產生的小團體的參與中獲得了很大的穩固性。 2012年，布魯克林社會研究所出現了，它是由哥倫比亞大學的左翼研究生創立的，他們在尋找一個有意義的替代死胡同的學術職業。事實證明，所有這些都產生了後果。

這並不是說這個知識分子群體中的每個人對占領運動的發展都很重要（作家Vicky Osterweil 和Malcolm Harris 是明顯的例外，他們在早期以Radiohead 出現的虛假承諾幫助帶來了一批人）；相反，佔領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以及他們周圍的活動家、作家和思想家的廣闊世界都是很重要的。或者，準確說是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很重要。例如，我在佔領抗議活動後在監獄中度過的那天，其意義不僅僅是我第一次被捕的事實；相反，我可以很好地回憶起我在拘留室裡遇到的無數人，並追踪他們在過去十年中的軌跡：他們正在發表的論文，撰寫的歷史，領導勞工和租戶組織，在選舉政治中的工作，製作的記錄片：像這樣的環境使我們有可能構建一個新的政治身份，而且似乎可以說，成千上萬的人都這樣做了。

【注：我們在講述白俄羅斯的抗議活動時講述過關於監獄團結的細節，未來我們還將專門講述監獄中的反抗和監獄的意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在這裡看到《如何成為革命者》】

從這裡可以很容易地與過去十年中學術界、記者、博物館工作人員和其他類似的專業工作者的工作場所激進主義劃清界限。兼職人員的組織活動在2012年開始起飛，而對於私營部門的研究者來說，關鍵的突破發生在2013年的紐約大學— — 這是離紐約祖科蒂公園最近的研究機構，並非巧合。那裡的研究生們已經為佔領行動和圍繞佔領行動進行了廣泛的組織，包括“佔領桑迪” 和抵制債務運動等後續行動。隨後，全國各地的校園運動如雪崩般湧現。在許多地方，當地的佔領活動和工作場所的組織活動穿插在一起：活動家們在外面集體聚餐，然後在裡面圍著桌子再次會面，制定計劃。

在公共部門，特別是加州大學— — 2009年的校園佔領活動預示著2011年的活動 — — 出現了圍繞學費和債務的爆炸性學生運動。當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校長Linda Katehi 派警察去清除其校園內的佔領活動時，他們向坐在那裡的學生噴射胡椒粉，產生了該運動的一個持久形象：由此產生的憤怒現在看來是黑人激進左翼以外的廢除主義思想發展的明確先驅。加州大學系統，特別是伯克利和聖克魯茲，在隨後的幾年裡也出現了研究生激進主義的滾滾浪潮，特別是在2014年— — 校園警察再次成為爭端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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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如果要獲得併保持活力，就需要有物質基礎— — 一群人的工作就是製造它們、完善它們、應用它們、傳播它們。文化機構產生和傳播意識形態，“佔領” 運動對成千上萬的年輕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大到難以把握。它將產生的一種獨特的被剝奪和憤怒的代際經驗的結構性力量濃縮在一個事件中，同時創造了一個環境，在這個環境中個人可以看到自己與這種經驗之間的關係，以及與他人的關係。在接下來的十年裡，數以千計的人開始從事某種意識形態工作，他們找到了一種方式來代表“佔領” 的含義，或者更廣泛地，代表他們在2011年成為的人。

今年早些時候，一個學生在我的辦公時間問我是否知道一些激進派的作家。我笑著說：“哦，當然，我在七八年前的Verso 派對上見過那傢伙一次”。那位學生對我眨了眨眼 — — “Verso閣樓？你真的去過那裡？” 雖然我們很想對以紐約媒體為中心的左翼聚會場所的這種圖騰式地位翻白眼，而且很容易被嘲弄為一個圈子，但我們應該認真對待其意義。

當然，“佔領” 不能被還原為文化上層建築中的一些職業。和任何場景一樣，這個場景有它的自戀，有它的社會等級，有它的盲點，還有它的濫用。但必須承認， 2011年的運動創造了文化理論家雷蒙德·威廉斯所說的“感覺的結構”：一個鬆散的生產和接受意識形態的機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共同的經驗和情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固化為一種共同的語言，甚至在左翼內部的對立者之間也是如此。

不僅是組織者、作家、編輯或播客使這種事情成為可能。它也是通過與文化生產者相同的經歷形成的觀眾的積極參與，他們通過共同參與到一個歷史時刻中並使其變得有意義：成千上萬的人，然後是數以百萬計的人，他們發現自己對無前途的工作、不斷增加的債務、惡劣的警察暴力感到不安。在這個意義上，小雜誌和激進的出版商、播客和進步派活動家的世界，不僅是面向內部的。否則我們就不會生活在左翼政治的複蘇中了。意識形態要起飛，需要一個歷史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文化生產者和受眾可以根據他們共同的經驗，相互承認。否則，這種認可從何而來？

Part III

第三篇來自Wen Zhuang，他是一名作家，也是Debt Collective 的成員；這是一個債務人聯盟，致力於取消債務並保護數百萬家庭。他在這裡講解了佔領運動對此後至今的反抗運動的牽引力。關於債務運動，見《債務反叛運動：傳統的階層鬥爭可能不再適用》。

債務綁架

已故的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經常把負債比作一個承諾的網絡— — “我們彼此之間的一系列欠條”。如果你借給你的鄰居50美元買日用品，承諾一周後歸還，而你的鄰居生病了，協議的條款可能會被重新談判。但在當代條件下，交易的所有細節 — — 談判的是什麼承諾，誰向誰作出承諾，什麼承諾被遵守 — — 都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中。當植根於相互信任和承諾時，債務是建立集體權力網絡的一個重要工具。但在華爾街佔領者所稱的“黑手黨資本主義” 下，債務是一種暴力的媒介。

Strike Debt 是創建債務抵抗運動的早期嘗試，它從占領運動中產生，以建立前者並打擊後者。十年後，隨著美國家庭債務總額達到創紀錄的15萬億美元，Strike Debt 堅持認為，債務人“互相欠著一切，而不欠華爾街任何東西”，這仍然是對依賴個人責任和個人過錯的金融體系的有力斥責。在這個金融體系中債務人被告知他們只能怪自己。曾經在一些人看來是羞恥和不光彩的地方，今天的許多債務人看到了團結和集體行動的潛力。

從占領運動的灰燼中脫穎而出，Strike Debt 的行動產生了重要的物質成果。其Rolling Jubilee 項目利用眾籌資金，以一美元幾分錢的價格購買拖欠的醫療債務和學費債務，使超過3000萬美元的債務消失。在Strike Debt 解散後，它的一些成員成立了債務集體（Debt Collective），這是一個債務人工會，已經為數万人爭取到了債務減免。債務集體認為它的組織工作與其他運動相聯繫和互補；債務是收入不平等、種族不公正、教育私有化、住房危機等方面的一個鏡頭。它的工作由債務人領導，他們相信實現真正變革的唯一途徑是提供必要的資源和空間，以增強處於類似情況的其他人的能力。

2015年，“債務集體” 尋找曾經就讀於現已倒閉的營利性柯林斯學院的學生。經過法律研討會、領導力發展、政治教育、故事分享和媒體培訓，“柯林斯15人” 舉行了全國首次債務罷工，要求奧巴馬教育部取消他們的欺詐性學生貸款。該活動包括創建了一個在線工具，使用了一個鮮為人知的法律條款— — 借款人還款抗辯（DTR）。該工具允許那些被學校欺騙的借款人提交質疑其學生貸款的申訴。很像一個工會，它把債務人帶到了談判桌上。 DTR工具現在是教育部網站上的一個永久固定項目，今年7月，教育部宣布，它將遵守聯邦法院的命令，有效清除7200名前柯林斯學院學生的債務。在“債務集體” 和柯林斯學院反抗者發現的法律機制的幫助下，拜登政府已經為那些就讀於營利性大學的人和那些殘疾人消除了近100億美元的學生債務。

在佔領運動十年後，儘管許多Strike Debt 的創始人採取了反選舉的立場，但“債務集體” 在華盛頓的影響力是不可否認的。曾經邊緣化的學生債務和免費公共教育的願景，已經在知名度上有所提高，並轉移到可能的邊緣。 “我正在為一個破碎的系統提供資金，這個系統一直在積極懲罰像我這樣的人。所以，我拒絕支付”。該組織主管Umme Hoque 在1月宣布，她和其他99名成員進行了自柯林斯以來第二次有組織的大規模債務反叛運動，推動拜登使用授予他的行政權力，在他上任的第一個100天內消除所有學生債務。在一周的協調行動中，各分支機構在全國各地舉行了集會。在紐約，人們鼓勵路人在參議員查克·舒默的家門口將紙片點燃，以此來隱喻焚燒債務；在費城，一個超大的充氣球和鏈條被豎立在中心廣場前。在現實中，債務反抗每天都在發生：每十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人拖欠學生貸款。但是，當無力支付被組織成集體行動時，當那些必須違約的人認識到他們的無力支付是一個共同的被壓迫現實時，付不起就變成了拒絕支付。

儘管拜登在競選中承諾在一定程度上取消學生貸款，但他仍然堅決反對全面減免。然而，反抗已經取得了真正的勝利：通過DTR消除了數十億美元的欺詐性債務，債務延期四個月，以及伯尼·桑德斯的《全民大學法案》的可行更新版本，其中包括取消所有1.6萬億美元的學生債務，並為公立兩年制和四年制大學提供免學費，由華爾街的稅收支付。 “債務集體” 也在發展其運動，與畢業生工會建立聯盟，討論高等教育危機的其他方面，並組建委員會，關注債務和債券等金融工具將學習空間變成了華爾街利潤中心的所有方式。

我是在2019年加入“債務集體” 的，但我幾乎一生都生活在債務之下。作為一個來自移民、單親收入家庭的第一代大學生，我很早就接觸到了階級政治和經濟不平等。但我和我的父母曾經一度相信，如果我努力工作，踏入精英階層的大門 — — 上他們的大學，模仿他們的生活方式—— 階級界限就會模糊。然而很快，我就明白了，當經濟體係被設定為困住像我這樣的人時，我離開工人階級的門票是不可能的。我體驗到階級是限制我選擇自由的因素：我的時間是與我的債務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並為之服務的。

在“債務集體” 的新成員介紹會上，我進入了一個分組討論室，所有與會者的相機都關閉了。債務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它構成了你的生活和你的承諾的背景。了解並與他人談論它，就是承認它的可悲性質，而不是你自己的可悲。在“債務集體” 中的我們這些人不僅被債務所束縛，而且被我們對彼此的承諾和對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的承諾所束縛— — 我們在這裡把剝削之源變成權力，把壓迫的紐帶變成團結的紐帶。

Part IV

第四篇來自Zachariah Mampilly ，非洲社會研究項目的聯合創始人。他從另一個角度上批評了西方左翼在佔領運動中缺乏更廣泛跨國聯盟積極性的缺陷。

為什麼西方左翼無視“佔領尼日利亞”？

2012年元旦，尼日利亞政府宣布結束燃料補貼，該補貼人為地壓低了這個非洲最大國家的石油成本。政府的行動是為了利用許多尼日利亞人已經回到他們的村莊慶祝節日的事實。但是，政府阻撓民眾憤怒的努力失敗了。由於燃料價格上漲了一倍多，被困在遠離工作地點的地方，憤怒的尼日利亞人走上了街頭。在短短幾天內，這場抗議活動成為尼日利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幾乎遍及該國的每一個角落。

這不僅是一個非洲起義的故事。這個令尼日利亞政府震怒的為期兩週的運動被稱為“佔領尼日利亞”，是受2011年佔領曼哈頓Zuccotti 公園啟發的全球佔領抗議浪潮的一部分。數百萬參與者湧入拉各斯、阿布賈、卡諾和其他尼日利亞主要城鎮的街道，這是世界上最大的佔領運動。然而十年之後，關於“佔領尼日利亞” — — 或者過去十年中發生的許多其他非洲起義— — 的文章非常之少。相反，西方人通常將這些抗議活動視為“困擾非洲國家的普遍動蕩的一部分”，被認為不值得全球關注或尊重。即使在左翼，進步的非洲運動也被忽視，或被當作好奇之物，而不是有意義的政治行動。

想想Y'en a Marre 吧，這是一個塞內加爾集體，在2011年秋天領導了反對阿卜杜拉耶·瓦德總統試圖重寫憲法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這導致他放棄了在2012年尋求第三個任期的努力。 Y'en a Marre 在塞內加爾和該地區建立了一個廣泛的網絡，在其首次嶄露頭角近十年後仍然保持著強大的力量和良好的組織。但美國的一些主要的左翼出版物，包括《異議》和《每月評論》，都沒有提到這個運動。 Alternet 和《新左派評論》各提供了一篇提到該運動的文章，《雅各賓》也是如此。

非洲大陸的某些國家，由於特定的歷史或政治原因，確實得到了西方左翼的更多關注 — — 最明顯的是北非國家，特別是在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期間。壓倒性的趨勢是強化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間的殖民劃分，將它們視為彼此不相干。主要的例外是南非，它因其種族分裂的歷史（通常與美國的種族隔離遺產平行看待）及其強大的社會運動傳統而引起關注— — 包括2015年和2016年的“Rhodes Must Fall” 和“#FeesMustFall” 運動，其中年輕人以與美國同時代的運動產生共鳴的方式挑戰種族主義圖騰和經濟邊緣化。在這裡，殖民主義遺產和關於南非特殊性的錯誤敘述也強化了這個國家不是“真正” 非洲一部分的想法。

非洲的其他50個國家充斥著充滿活力和生機的運動，充滿了勇敢的年輕活動家：尼日利亞的女權主義和反警察暴力運動，烏干達北部的氣候正義活動家，剛果東部的民主運動，蘇丹的革命者，以及其他許多與壓迫性政治和經濟制度作鬥爭的普通人。為什麼他們在全球北方遭到了沉默？

不論我們討論還是不討論非洲，種族主義總是一個重要因素。在左翼空間，種族主義很少以明確的偏見形式出現，但其微妙的、更多的潛意識形式在加強非洲大陸的邊緣化方面發揮著自己的作用。除了左翼的這些偏見外，我認為值得提出另外兩個解釋，關於為什麼非洲社會運動持續被排斥在西方左翼話語之外。我提出這兩個解釋並不是為了找藉口，而是試圖推動對話的發展。

首先，在那些將國家視為潛在的解放力量的人和那些認為國家幾乎一直是掠奪性行為者的人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不足為奇的是，西方左翼的想像力被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非洲政治所主導，在這一時期，一些非洲國家 — — 包括朱利葉斯·尼雷爾領導的坦桑尼亞、夸梅·恩克魯瑪領導的加納、和艾哈邁德·本·貝拉領導的阿爾及利亞— — 成為全世界社會主義者的寵兒。除了20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的少數例外，包括托馬斯·桑卡拉在布基納法索的統治和南非種族隔離時代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某些成員，最近幾十年來，非洲左翼在國家層面的勝利很少，特別是與亞洲或拉丁美洲相比。今天的非洲領導人幾乎一致致力於新自由主義範式，將公民貶為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需要服務的選民。鑑於政府在改善普通人生活方面的嚴重失敗，大多數非洲人民運動都以懷疑和恐懼的態度看待國家，而不是將其作為解放的工具。對於追求國家權力的西方左翼來說，非洲社會運動對奪取國家權力缺乏興趣，這似乎令人費解。

第二，與上述情況相關的是，雖然大多數當代非洲社會運動都深切關注貧困問題，但他們很少從反資本主義的角度上來追求其戰略目標。佔領尼日利亞的急劇升級和迅速下降表明了公開的基於階級的呼籲的局限性。 (雖然有組織的勞工最初處於運動的前沿，但它努力與構成抗議者主體的非正式工人建立聯繫，並最終參與了與政府的秘密談判，許多人認為這是一種背叛）

這並不意味著非洲人拒絕階級分析。他們一直在質疑一個全球經濟體系，這個體系把整個非洲大陸的富國和窮國都變成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然而，即使是經濟上最邊緣化的人，也通常要求更公平地分配資源，而不是完全推翻資本主義。儘管泛非主義的文化形式仍然具有吸引力，但革命的泛非主義在普通非洲人心目中的衰落表明，雖然土壤仍然肥沃，但整個非洲大陸的進步知識分子和運動並沒有得到挑戰全球新自由主義攻勢所需的支持。

這給國際左翼提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非洲在其想像的後資本主義未來中處於什麼位置？中國儘管已經轉向資本主義，但仍然是新殖民主義關係的最突出的替代者，它把非洲當作一個開采和消費的場所而已，這一事實使我們更難論證一個社會主義的世界秩序實際上能對普通非洲人的生活產生任何有意義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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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西方左翼的最佳傳統一直紮根於歷史的真實運動中。但當涉及到非洲，一個很快就會擁有全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大陸時，卻很少有人嘗試去處理構建社會運動和大眾政治的現實。這是一種缺憾。非洲是應對氣候危機和不平等的全球鬥爭的中心，也是爭取人類基本尊嚴的更廣泛鬥爭的中心。一個國際項目如果不能對非洲社會運動的優勢和弱點有一個紮實的了解，將不可避免地加強種族隔離的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