喑啞的抒情傳統：歷史喧嘩後的時代啟示

（發表於2019年《經濟觀察家·書評》，做個保存）

一開始，面對王德威中國國內出版的新著《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我感到惶惑不安。因在兩年前讀了台版後，深感此書厚重博大，讀時醍醐灌頂有之，感到茫然不解也是常事。近來重讀之後，下筆更是屢屢遲疑。

以「抒情傳統」而論，就我的閱讀視野而言，王德威教授從《有情的歷史》、《歷史與怪獸》等著作開始，就已論述得相當精闢。如王德威在書中自述，本書英文原本的題目Epic Time，而Time在音樂中，本身也帶有節拍的意味，所以Lyrical和Time在標題形式上，就已經形成一種強烈的關聯與張力。

而在本書中，王德威則更是把“抒情聲音”（Lyrical）擴大化，這樣的“抒情聲音”，不僅是文學的，更是音樂的、繪畫的、戲劇的、書法的、文論的——一切帶有詩性的聲音，都被王德威納入其中：這些詩性的聲音，在20世紀中期的「史詩」中國，該如何生存與自處？該如何自我反對或掙扎沉默？

展開「抒情」與「史詩」的四個面向

我大致將王德威的思想資源分為四個面向來看待：

最初自然是本文論述的主題研究對象，從20世紀早期到中期，中國文學中的“抒情傳統”，與基於抒情傳統的中國之獨特的現代性，在哪些藝術家一生的創作中體現？從魯迅到朱光潛、宗白華，從沈從文到台靜農，從周作人到胡蘭成，甚至從胡風與毛澤東的比較，他們自身的理念與他們之間的理念，都形成強烈的藝術張力。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時代劇變，諸多中國學者被迫寄居海外，終身不得返回故土——他們接受現代西學訓練，熟稔西方經典，甚至成為著名教授，卻“感時憂國”，念念不忘中國的“抒情傳統”，並致力於將其論述與創造為不同於西方浪漫主義、西方文學傳統的獨特概念。其中最深刻者，當數半生致力於論述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陳世騖教授，以及將「抒情傳統」理論化為某種「中國美典」的高友工教授。

除此之外，王德威自稱深受捷克左翼文學理論家普實克的影響。是普實克首次提煉出20世紀中國文學「史詩」與「抒情」之間的張力與變奏，其中包括普實克對中國（文學）某種左翼理想的期待，他筆下所塑造的中國文學家的理念、現實遭遇和困境，既是準確的，同時也被中國20世紀中葉「史詩」的歷史證明是反諷的。

比較有趣的學界公案是，支持共產主義的普實克曾激烈批判過支持自由主義的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所表達的文學與政治傾向，夏志清也曾激烈反擊。王德威曾深情地回憶夏志清這位學界巨擘和“伯樂”，但卻又是從普實克的論著中，吸取了他孜孜不倦的養料和思想資源——王德威用自己的學術生涯，證明了因政治立場而劃分敵我的做法，至少對文學研究並不適用，這不僅體現在這段學界公案中，也體現在這本大作《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

當然，作為學貫中西的文學批評理論家，王德威也追溯了西方浪漫主義的傳統，海德格爾到德曼這類同時與“詩性”和“納粹”糾纏不休、毀譽參半的哲學家，阿多諾、霍克海默、班雅明這些文化研究的讀者裡耳熟能詳的大名，也自然不會缺席──只是他們在本書中的出現，並不以主體或權威而出現。他們的理論會作為背景而存在──中西文學的比較、二十世紀兩次大戰對人類的衝擊、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所塑造的現代：

在這樣四重奏的思想脈絡下，20世紀的中國文學家、詩人、革命家、畫家、音樂家、書法家、叛國者才輪番登場（他們有的身兼幾個角色），他們所立足的舞台，是一個「啟蒙」與「革命」互相合作、撕扯、鬥爭的現代中國。而「抒情」則孤立於這舞台中間，隱忍、沉默、掙扎地吟唱，成為「幽暗漸次聚集的不祥時代」裡，孤山獨往、一鳥寒林的聲音。只有在許多許多年後，這樣的孤獨悲鳴，才被證明具有更恆久的生命，默默思考了詩（文學、音樂、繪畫、書法、戲劇等）和歷史更深一層的關係，偶然地勘出了「審美與倫理的秩序」。

該如何解讀「史詩」與「抒情」？

而當我們沿著複雜的諸脈絡，在閱讀每一位研究對象的生平與理念之前，我們還應該繼續追問，在王德威的概念裡，什麼是他筆下的史詩和抒情？

「史詩時代」相對來說，可能會更好理解一些。在王德威筆下，「史詩」遠不止是西方文學的某種傳統，而被理解為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遭遇的大開大合與乾坤翻轉，它包含了我們熟知與未必熟知的一切大小歷史，啟蒙與反啟蒙，革命與反革命，西化與國粹，政權的興替更迭，中國人的離散（Diaspora）…而這些詞彙都遠遠無法概括真實歷史「為數億中國人的生活與心靈帶來的激烈震撼與深刻衝擊」。就是這樣一個充滿了理想、激情、幻滅、野蠻和暴力的時代，被王德威稱為「史詩時代」。

所以，王德威也知道，在這樣的背景下，「抒情可能是距離二十世紀中葉中國歷史最遙遠的詞彙之一。這段時間中國重重憂患，從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從新中國成立到百萬人民流亡遷徙，從一連串的運動、整肅到文化大革命。」家國興廢，政治起伏，幾乎構成了一個只有史詩的時代。

在這樣的時代裡，「吾人稍微提起『抒情'，都會顯得不合時宜，唐突失敬。」也正因此，捍衛「抒情」的王德威，自然會首先反對把「抒情」淺薄化為某種傷春悲秋的「小資」情感—彷彿這種情感與創作，是一種在大開大合、乾坤翻轉、生靈塗炭的大時代下，應該被斷然拋棄的軟弱、不道德與巨大的錯誤。

相反，王德威開宗明義，「正因為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經歷如此劇烈轉折，文學、文化抒情性的張力反而以空前之姿降臨。抒情之為物，來自於詩性自我與歷史世界最驚心動魄的碰撞，中國現代性的獨特維度因此而顯現。”

但要如何定義「抒情「與」抒情傳統「，卻殊為不易，對於這個曖昧的詞，可謂人言言殊。 「抒情”，可以是黃宗羲所說的“史亡而後詩作”，可以是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所說的“誕生於危機的語言”，也可以是沈從文所說的“照亮生命的重要形式」…

而“抒情傳統”，既是中國漫長歷史中，從詩經、楚辭到魏晉南北朝一脈而承的傳統，也可以說是獨特現代性之下的20世紀中國，被陳世騖孤懸海外獨自“創造」出來的傳統：是他面對歷史洪流與劇變現實的現代社會，「感時憂國」下的智性思考，也可以說是某種官能的反應和感性的共鳴。甚至在王德威眼中，陳世騖、沈從文、高友工諸人對中國抒情傳統的致敬，「有力挽狂瀾的意義」。

同時，抒情的聲音與傳統，也不為二十世紀的中國所獨佔。現代批評界對抒情的定義流派紛呈，從海德格到德曼，從阿多諾到普實克，從霍克海默到班雅明，思想巨擘們對抒情「有極其複雜甚至矛盾的定位」。王德威因此說，抒情“既意味著現代主義的病症，也代表社會主義的美德；既投射小資的感傷情懷，也呈現形而上學的哲學隱喻；既是形式主義的產物，也是革命想像的結晶。”

在王德威的論述下，抒情的正當性，建立在個人被賦予的正當性：肯定人的深度「自我」；肯定人的日常生活；肯定「自然」所體現的內在道德資源。正是在這之上，我們給予感情（sentiment）一個中心、正面的位置，「透過感情我們才深入道德的精髓，或是宇宙的真理」（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 ）。也因此，人的意識變成一種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在敵我分明的時代裡取代了壁壘森嚴的“意識形態”，個人因為有這樣的“情感結構”，再通過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互動與共振，感悟現實，生成意義，並且透過感官與感性的形式表達出來──它可以是文字與音樂，也可以是繪畫與書法。

也因此，“抒情”就不再只是一種“風格”，而變成了一組道德政教論述、知識論、方法論、感官體驗和生存情境的表達。這樣的抒情，得以讓人在難以承受的「史詩」中真實地活著，為自己所看見的真實世界獨立地命名，創造並保有不為「史詩」所動搖的認知體系。

在那樣一個「幽暗漸次聚集的不詳時代」裡，抒情詩人在亂世浮生中，得以找到方寸之地，以極其易碎又堅硬的方式，用個人創作，抵禦了集體的吶喊與徬徨，終於短暫而永恆地，逃離那噬人心魄的恐懼。

也只有這樣，「抒情詩人」活在當時當刻，他們的命運才不至於只是「一連串變化、矛盾和毀滅」。 「抒情」不只讓人保存核心自我，更深一層的，這樣的「抒情詩人」在大浪淘沙、塵埃落定之後，不僅更真實地記錄與描寫了那個不容置疑的史詩時代，還用自己的方式， 「動搖和顛覆了史詩的節奏和韻律」（《現代抒情四論》），用詩學而非政治的方式，超越了革命與啟蒙的敘事。

一旦這樣理解“抒情”與“抒情傳統”，也許就不難理解王德威的用心。王德威教授十多年來，一直努力將「抒情」這一脈絡，引入更大的中國文學研究視野之中。無論是《1949：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或是《歷史與怪獸》，或是《現代抒情四論》，甚至是《後遺民寫作》諸種著作，都可以看到王德威念茲在茲的持續努力。而一直關注、閱讀王德威教授論著的讀者，可能會同意，如果說前面的論著，都是側重於某一面向，那麼這本《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就是這一努力的「集大成」之作。

書裡所描寫的，沈從文在新時代的格格不入，何其芳與馮至的左翼理想及其幻滅，胡蘭成的“浪蕩子”與“背叛詩學”，這些是經典的文學“抒情聲音”；王德威再推而廣之，到江文也的音樂，林風眠的繪畫，費穆與梅蘭芳的電影與戲劇，以及台靜農「人生實難，大道多歧」的書法……他們彼此各異其趣，卻從不同層面，幾乎將「抒情聲音」（Lyrical）擴大到了它能觸及的極致，反而讓「史詩」成為了無足輕重的陪襯。也因此，這本「包羅萬象」的著作，與「史詩」的現實歷史，形成了極具諷刺的對立：

因為王德威一直念念不忘、哀傷感懷的，是「沈從文、陳世騖等人的抒情論述其實應該視為二十世紀中期中國文學史的一場重要事件；長久以來，這一事件的隱而不顯，恰恰說明中國現代性及表述的局限。”

沈從文的痛苦與逃逸

在讀本書的諸章節時，胡蘭成一生的諸多「荒謬」、「背叛」與惡，都有某種他自己訴諸的詩學解釋，王德威並不為其辯護，但王德威提醒，當我們對從海德格到德曼在「納粹」與「詩學」之間的辯證與毀譽，對班雅明筆下的「浪蕩子」瞭如指掌、眾說紛紜時，對胡蘭成在「背叛詩學」與「浪蕩子」這一層面的意義，了解可能遠遠不夠。

台靜農的一生，則實實在在可以用他晚年最愛反覆書寫的一幅字來形容，「人生實難，大道多歧」；而陳世騖的不懈論述與百年孤寂，則在王德威的筆下變得異常動人，會讓我不禁懷疑，他“創造”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是否是想以文論為鋤鎬，在海外與孤島間，再建理想國？只是這所有人中，胡蘭成浪蕩日本，台靜農遠避台灣，陳世騖孤懸美國，他們在大離散（Diaspora）中的抒情，從某種程度已經遠離了“史詩中國”，至少是遠離了“二十世紀中期的史詩中國」。

幾乎只有沈從文一個人，是結實實地，正面而深沉地，與「二十世紀中期的史詩中國」撞了個滿懷。

在王德威的中國現代文學論述中，沈從文一直佔有重要一席。在《歷史與怪獸》中，王德威在《「頭」的故事》一章，就對比魯迅寫「砍頭」和沈從文寫「砍頭」的巨大不同。在《現代抒情傳統四論》一書的《「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一章中，王德威也用比較文學的視野，分析了沈從文、陳世騖、高友工與普實克之間，各自對「抒情」的論述和互文。

而在這本《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中，王德威則單闢一章，以《沈從文的三次啟悟》為標題，講述沈從文的「抒情」詩學，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的變遷與堅守。要理解1949年後沈從文的三次啟悟，就得了解在1949年以前，沈從文的小說和散文。彼時彼刻，他的美學取態、寫作風格與價值判斷，就與五、四一代作家大異其趣。當他書寫最殘酷的事時，總是顯得曖昧而現代。

例如書寫「砍頭」一事，五四以後的作家，若不是抨擊砍頭刑罰的落後，就是痛斥刑場旁觀者的麻木不仁。而從小到大見過無數砍頭的沈從文，在《黃昏》中，他寫一個即將被砍頭的農民與獄友訣別，只是交代他們幫忙料理家中後事；在《從文自傳》中，一個小男孩扛著裝有父兄腦袋的擔子，無事發生一般地沿著山路走回家；或者就是腐爛的屍體被丟棄河邊，由成群野狗爭奪搶食。

而在王德威看來，在1949年以前，沈從文的美學與倫理關懷非常獨特，在那個時代的中國非常罕見：它來自於對人生荒謬處境的體認，堅持人在面對心理、社會和政治的絕對困境時，要能做出「自己的」選擇，這使他的倫理關懷得到進一步的強化，變得「有現代感」。

這樣的現代感，當我讀到之時，似乎能從卡夫卡、貝克特、加繆等人身上找到某種遙遠而類似的連結，但沈從文又是鄉土的、中國的，和這些西方作家間，沒有精神的傳承與現實的互動──這就更為罕見與匪夷所思。然而，「現代」的沈從文，並不見容於1949年以後的史詩時代。這就來到了本書中，王德威對「沈從文的三次啟悟」的論述之中。

沈從文將此文束之高閣後不久，他受命編纂一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在我眼中，這時候的沈從文，更像是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我們必須假定西西弗斯是快樂的”，加繆假定西西弗斯是快樂的理由是，西西弗斯畢竟是西西弗斯，而不是那一塊石頭——當諸神希望植入一個“永世無用地推石頭”的巨大“絕望”給西西弗斯後，西西弗斯需要做的，便是不把“推石頭”當成降臨的厄運，而是在上山與下山之間，看見不同的奇景，獲得自我的篤定——而這樣以後，西西弗斯便反抗了諸神的意志，完成了自己的「抒情」。

沈從文也是如此，如果說編纂一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比之餘自己從前的創作來說，就是“推石頭”，而作為西西弗斯的沈從文，就在中國三千年服飾文物的演變中，寫出了屬於自己的抒情史。

衣物反應的不只是生產技術，更是美學品味的演變；衣飾是形體的延伸，情感的表達，「文采繁複」可以形容文章，也形容衣物的設計與裝飾；甚至於「抒情」的「抒”，都同“杼”——編制結構之意，抒情因而就是“杼情”；“穿衣吃飯”，更是原初的人倫之本，是對個人獨特自我的肯定——在一個人人“三原色、綠軍裝」的時代，研究並撰寫中國服飾的歷史，不正是一種個人的美感反抗嗎？

「抒情」作為超越：文學的，而非政治的

像這樣動人的情節與論述，逐章可見，今人讀之，總能在當代品出幾番悲欣交集的況味。而回到此書的目的，王德威所捍衛與發揚的“抒情”，在書寫的選擇與立論中，也多有令人動容之處。

王德威並沒將自己的「抒情」立論視為對前人如陳世騖、沈從文和普實克的超越，他能看到諸方家的洞見與破綻之處，他本人的論述也並非全然沒有可議論之處。只是王德威堅持，用抒情傳統思考中國“如何現代”，是“一項深具對話意義的工作”。

因此，在多本著作的論述中，不愛「臧否人物」的王德威，也批判了現代文學研究者常以「國族」、「社會」、「政治」等議題作為起點，常向（社會）科學靠攏。他固然尊重學者參與歷史大敘事的用心，但對於捍衛並發揚「抒情傳統」的王德威來說，這仍然沒有擺脫「感時憂國」的功夫——進而忽略了中國現代文學中最為重要的複雜性。正是與“政治”、“社會科學”殊無關聯的“抒情”，在史詩時代中與歷史與現實的複雜結合，才讓文學迷人而感傷，讓文學成為文學，讓論述能夠超越革命與啟蒙，成為歷史獨特的迴響與真相。

另一方面，王德威也不滿於許多文化研究學者雖然飽謔西方文論，在論述中國文學時，卻將其強行套入阿多諾到本雅明等西方學者的框架中，而疏落了中國現代文學「獨特的現代性」。

正是如此，儘管在《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一書中，在王德威研究的每一個“抒情詩人”，都逃不開史詩時代中的政治與歷史，但他的方式，是面對中國獨特現代性的，研究的是「有情」的歷史，也就是文學的，是詩的。

這可能才符合瓦萊裡對文學史的理想要求，文學史不再是文學家的生平，不再是社會史與政治史的附庸，而是真正成為文學精神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