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事務社與外賣騎手在一起暑期調研項目報告

內容概述

本調研報告分為5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項目緣起。在這部分裡，我們將簡要介紹項目發起的現實背景和發起的目的，我們指出，在平台資本無序擴張迅速壟斷化導致了部分地區開始出現騎手抗爭行動的背景下，發起和參與此次調研是青年公民主動了解和理解中國社會、為社會發展和穩定建言獻策的有益嘗試。第二部分介紹調研設計和調查概況，我們感謝讀者對我們的信任和積極的參與，也理解一些讀者因為疫情的問題無法全程參與。我們同時也反思了調研活動的組織過程的一些問題。

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主要是調研的一些發現，其中第三部分是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第四部分是我們從調研材料中總結出的一些值得繼續關注和深入挖掘的問題。之所以這麼處理主要是處於方法上嚴謹性的考慮。在第五部分的結語中，我們呼籲更多人關注報告中指出的一些問題，希望潛在的問題早日得到相應的政策回應，將社會矛盾解決在萌芽之中。

目錄

內容概述

一．項目緣起

二．調研設計和調查概況

2.1調研對象

2.2 調研人員的招募

2.3 調研方法和開展

三. 受訪對象基本情況

四. 調研中反映出的一些問題

4.1 外包還是多層級的勞動控制？

4.2 性別化的騎手工作

4.3 虛假補貼和極端天氣拒絕工作

4.4 新規下騎手工傷和社會保障的落實

4.5 作為平台從屬的個體戶小餐廳

4.6 騎手的心理健康

五. 結語

一．項目緣起

過去的幾年裡，我們見證了數個平台資本的急速擴張，電商、打車、外賣、短視頻……大批的勞動者被捲入到看似自由，卻嚴重缺乏保障的平台勞工行列，而與此同時，面對貿易戰之下經濟下行的壓力和疫情的衝擊，政府也不斷推動和支持“靈活用工”。近日《深圳市員工工資支付條例修正案（草案）》更進一步取消了“不定時工作制”員工在法定休假節日工作的加班工資規定，平台勞工面對的勞動條件持續惡化。在勞動條件不斷惡化的情況下，我們也看到平台資本的擴張開始導致了部分社會矛盾的激化，一些地方開始出現外賣騎手的抗爭行動。這些錯綜複雜的發展給我們理解平台經濟的發展及其社會影響提出了很多問題。

雖然不同的渠道已經發布不少關於平台勞工優秀的調研報告和深度報導，但我們認為當中仍有更多的問題有待探索和調查，如復雜的勞動關係背後多層級的勞動控制，以及平台工作的性別維度等等。為了更好的理解平台資本的運作和圍繞著平台資本的擴張的各方反應，以及這些發展對外賣騎手真實生存和工作狀況的影響，我們需要真正的走近騎手，用紮實的調研了解騎手的工作和生活的點點滴滴和真實的困境所在。作為負責任的公民，我們也有義務了解社會中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並基於紮實的一手調查，為公共政策的製定和國家治理建言獻策，在保證經濟發展的同時防止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為經濟發展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

多數事務社一直密切關注平台勞工的議題，尤其是外賣騎手和快遞員這兩個數量龐大、時長出現在社會新聞中的新興平台勞動者群體。自從去年《外賣騎手，困在系統中》一文發布以後，公眾對外賣騎手群體的工作和生存狀況的關注也非常多，在我們的讀者中也是如此。自今年4月起，多數事務社的後台和郵箱陸續收到很多讀者的來信，詢問我們會不會在暑假組織相關調研活動。為了回應讀者的熱情，我們開始認真思考發起這次活動。而就在幾乎同一時間，經國務院同意，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交通運輸部、應急部、市場監管總局、國家醫保局、最高人民法院、全國總工會共同印發《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隨後，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網信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商務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又聯合印發了《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台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我們認為，在這個時間點發起調研活動是一個幫助騎手迅速了解國家政策的好的方式。這讓我們最終決定發起活動。

二．調研設計和調查概況

2.1 調研對象

本次調研活動的調研對像是平台勞工群體中的外賣配送員。這主要是出於以下幾方面的考慮：一是受《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一文及其後續公共討論的影響，讀者們熱心關注的普遍是外賣騎手，雖然也有部分讀者表示出了對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的群體的關注，但因為精力有限，我們只能做取捨；二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進入外賣行業，而根據學者統計，外賣騎手也是爭議和抗爭行動最集中的群體；三是外賣配送員的的勞動關係用工模式和勞動過程的安排與其他平台勞工有很多相似之處，是較為典型的平台用工；最後，基於文獻的梳理，我們發現，外賣配送員是平台勞工群體中對調研接受調研的意願較高的群體。考慮到美團是最大的外賣平台，在全國各地都有開展業務，我們選擇了美團騎手作為調查對象。除了外賣員之外，我們還走訪了一些承包商、站點和餐廳，這給了我們關於騎手的勞動狀況更為全面的圖景。

2.2 調研人員的招募

本次調研的參與者主要通過網絡招募。我們發布了招募聲明後，由對活動感興趣的讀者自行報名，經過簡單的篩選之後即可入選成為參與者。考慮到報名的讀者來自社會各個行業、對外賣行業的了解程度不盡相同，我們為調研參與者提供了簡單的培訓，其目的是給參與者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和知識，已能夠順利的完成調研。

2.3 調研方法和開展

本報告調研部分主要採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培訓結束之後，我們為參與者提供了簡要的問卷，其主要目的是獲取調研對象基本的人口學和家庭、收入等信息。此外，我們還準備了一份簡單的訪談提綱，提綱圍繞著平台、分包商、站點等各個層級實施的多層級的勞動控制，以及男性和女性騎手日常工作的體驗。對一些參與者提出要加入自己關注議題的相關內容，我們保持開放的態度。

實際的調研過程中，我們的招募貼一共吸引了100多人報名，參與完整培訓的不到70人，主要分佈在北京、上海、廣州等騎手集中的一線城市，也有一些內地各省份縣城的讀者，多為參與學校暑期社會實踐項目學生。因為本次活動純屬出於第一部分詳述的考慮自發發起，並無任何外部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支持，我們也沒有進行任何線下的組織工作，所有調研活動由參與者在其長居地分散地開展，所有資料的蒐集和提交全部依賴參與者自覺完成。加上調研期間局部地區疫情爆發的影響，事實證明，這樣的方式效果差強人意，調研活動進展到後期，仍然積極參與的人並不多。

問卷抽樣上採取街頭調查與滾雪球相結合的方式，主要依賴參與者自行完成，問卷完成後徵求意見，詢問其是否願意繼續接受訪談。截止調研結束共三週的時間裡，我們共回收問卷100餘份，訪談資料（主要是訪談筆記）50餘份。根據調研參與者的地理分佈，被調查者主要集中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也有相當數量被調查對象分佈在縣城。

三. 受訪對象基本情況

在回覆的騎手當中，男騎手的佔了89%，女騎手則只有11%，這與騎手群體的性別比例基本相符，都是男性佔絕對多數。年齡範圍從最小的17歲到最年長的51歲，平均年齡為29歲。教育程度方面，有超過4成的受訪者是高中/中專/技校/職高畢業，其次的是初中（34%），大概有不到18%的人有大專以上的學歷。戶籍方面，超過8成的騎手擁有的是農村戶口。

在這次調研的騎手裡，做專送的佔了大多數，有73%，其次是眾包（12%）和樂跑（6.19%）。如同其他調查，騎手的工作時間普遍都是比較長的，就這次的受訪騎手而言，28%的騎手每天工作10個小時，大部分的騎手（72.48%）每天工作8到12個小時。值得注意的是，有接近23%的騎手工作13個小時或以上，有小部分甚至到了16個小時。至於每週工作的天數，做滿7天的有86%，做6天的有9.71%，5天的有3.88%，沒有人工作少於5天。

騎手的複雜的勞動關係一直為人詬病，就這次調查而言，有46%的騎手有簽訂紙本合同，其次是電子合同（40.45%），有10.11%的騎手沒有任何合同。大部分的騎手都是與第三方的勞務公司簽訂合同，本地的佔了30.11%，外地的也有25.81%，只有16.13%的騎手是與美團外賣平台簽合同，值得注意的是有27.96%的受訪騎手錶示不清楚自己跟誰簽了合同。這個不清楚的問題在合同類型的問題上更為嚴重，有46.07%的騎手錶示不清楚自己籤的合同是什麼類型，44.94%的騎手錶示自己籤的是勞務合同，確定自己簽了正規勞動合同的只有5.62%。相對應的，超過85%的騎手錶示合同里沒有寫明提供五險一金，只有5.49%的騎手錶示他們的合同里有這個規定。同樣的，有74.19%的騎手錶示實際情況下，甲方完全沒有繳納五險一金，只有4.84%的騎手錶示甲方有按實際工資繳納。在關於騎手社保的問題上，有一種說法是騎手為了得到更多收入，不願意參與繳納社保，然而就這次問卷結果顯示，大部分為參與社保的騎手（57.69%）是因為平台、公司不願意參與，19.23%的騎手錶示不了社保政策，真正自己不願意繳納的只有7.69%。

騎手的工傷情況一直備受關注，在本次調查中，有39.02%的騎手錶示自己曾經受工傷，大部分（77.78%）都是有過1-2次，發生過3-5次工傷的騎手也有19.44%，側面反映的工傷並不是單純意外導致。而在工傷發生後，有52.78%的騎手錶示沒有得到相應的賠償，其中27.78%的騎手有平台罰款、重新購買勞動工具、賠償他人等額外損失。

四. 調研中反映出的一些問題

因為前述的調研的組織方式和執行方式，以及調研過程中所遭遇的疫情的情況導致很多報名人無法實際參與，很遺憾的是我們最終獲得的數據不足以讓我們就一些重要的問題得出嚴謹的結論和進行嚴謹的論述，也無法藉此給出基於紮實的實地調研和考察的政策建議。但是，因為調研範圍涉及到全國各地，且調研參與者都深入一線餐廳和站點進行走訪和深入了解，這還是讓我們看到了關於平台勞動的公共討論和政策討論中一些所為騎手們所關心的、卻被關於平台勞動的公共討論和政策討論被忽略的重要問題。

4.1 重新思考平台勞動控制及其法律影響：外包還是多層級的勞動控制？

首先是作為勞動控制主體的平台，其勞動控制的多層級性的問題。當下很多關於平台經濟下“專送”模式騎手的論述都認為平台是發包者，各地的站點是分包商，所以騎手與站點構成勞動關係，而與平台沒有任何關係。但我們的調研發現，實踐中平台與站點的關係其實十分複雜，而且並不符合嚴格法律意義上的“外包關係”，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平台製定的獎懲規則和著裝規則是可以直接約束專送騎手的。此外，調研中還有很多其他證據說明這種“外包關係”的實際運作超越了“外包關係”應有的範疇，如在一些地方，站長對站內騎手工資的發放不具有最終發言權，而是取決於平台。只有在平台將相關款項結算到站點後，站長才能給騎手結算。事實上，從我們蒐集到的關於平台和站點的關係的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站點並不是“外包關係”中應有的一個完成發包者的分發的任務的獨立運作的實體，雖然站點的建立需要站長拿出一定的資金租賃場地、自行招聘和僱傭員工、並維護站點的運營，但事實上，站點的日常運作受到平台紛繁複雜的管理，如在調研過程中，很多參與者都誤以為是美團派來監督騎手和平台的“探子”，一些站長跟調研者大倒苦水，稱動輒就可能被撤銷站點運營資格。這一點值得公共討論進一步深入反思。

基於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專送的模式下，對照實踐，平台與騎手的關係的本質和復雜性應該被重新評估。基於平台對站點的管理和對騎手的直接和間接管理，我們提出，一種更恰當的理解是，作為一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業務的企業，平台採用的是一種多層級的勞動控制模式，雖然表面上是“外包”，但這與我國企業常用的“假外包”的方式並無本質區別，通過“外包”的外殼，它將一些管理職能交由分包商和站點來執行，但站點和分包商看起來有自主權，實際上也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員工，獨立性基本上沒有。以傳統製造業“公司”和“工廠”的組織形式和跨國公司將生產組裝的部分外包的實踐形式來對比，站點和站長的相對於美團的角色更類似車間和車間裡的生產負責人或拉長，而不是位於東莞的某家蘋果代工廠和蘋果公司的關係，而後者是經典意義上的“外包”關係。

對平台、代理商、站點和騎手之間關係的反思和對其複雜性的更深入的思考和理解，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勞動法。從目前的討論和政策走向上來看，我國正在迎來“勞動法三分法”的時代。以美團為例，理清楚這些不同層級的管理和勞動者之間的控制關係，更有利於我們去理解企業宣稱的“外包”，實際上對勞動者意味著什麼、他們需要負擔什麼樣的代價。社會矛盾，尤其是勞資矛盾，的根源在於一個個勞動者實實在在的感受到了不合理的控制和剝削，它不會因為企業如何在話語上定義自己與勞動者的關係而得到緩解。

理清這些節點之間的關係能讓我們更好的理解各方的權利、責任和義務，理解這些市場主體與國家之間的權責分配，以及不同主體之間在現實博弈中的力量對比，可以幫助我們評估“三分法”的現實合理性。從目前的初步調研結果來看，我們對勞動法自由主義和多元主義框架下“勞動法三分法”是悲觀的。追求一個自由主義和多元主義的框架表面上看釐清了各方權責，維護各位的利益，實際上犯了把勞動關係和僱傭關係當成是抽象的、靜態的、不變的的錯誤，並假設了法律一經頒布，就可以在全社會被徹底執行的前提。基於這個錯誤制定的規章制度，在法律上削弱了工人的權力和利益。在法律和司法無法強有力的約束企業的用工行為、在沒有認真檢討以美團為代表的的平台企業的“現實中運作的”勞動控制，在工人沒有集體的力量能夠與企業進行平等的對話和協商，在目前工人力量和資本力量極度失衡的現實環境下，這在現實的資本與工人的利益爭奪中，則極有可能進一步削弱工人實際上能享有的權力和利益。下文將詳述的平台工人社保購買狀況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據。

4.2 性別化的騎手工作

其次是性別化的騎手工作。我們的調研發現，女騎手在應徵和從事騎手工作的的各個環節都可能會遭遇基於性別的歧視。在一些地方，特別是一線城市，女性被認為是沒有男性騎手速度快、靈活度高，這導致很多站點都沒有女騎手。少數有女騎手的站點，也是站長為了激勵男騎手而僱傭的，因為“男騎手如果還跑不過女騎手就會覺得很丟人”。在我們的調研中，更多的女騎手聚集在縣城，她們大多同時承擔著繁重的家務和繁重的工作，有不少人希望能在晚上孩子入睡之後再跑一跑，但卻被站點告知晚上不允許女騎手跑單，理由是“出於安全考慮”。此外，無論是縣城的女騎手，還是一線城市的女騎手，都面臨著在算法系統裡與男騎手“賽跑”的挑戰：在一個以男性的身體機能為默認性別設置、獎勵高單量的管理體系中，女性因體力上的實際差異、生理上的特殊需求和由此帶來的社會不便， 很難在系統中獲得比男性更好的表現，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大部分情況下，女騎手的收入是低於男騎手的，而老騎手多為男騎手。

招聘環節和管理上的性別歧視之外，《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中所規定的對女性勞動者的三期津貼和生育保護在女騎手中完全沒有找到實現的證據。在基於多地的調研中，我們沒有聽到女騎手說站點或平台給他們提供三期津貼或生育保障。遇到生理期，她們只能自己攜帶相應的用品，在派單間隙自行找地方解決相應的問題；如果遇到身體虛弱無法繼續工作的情況，她們只能停止工作，回家休息。如果政府近期出台的關於平台工人的工傷保障的相關政策可以被理解為是政府開始想要保障平台工人利益的第一步，那麼女騎手的這些非常實際的問題也應當成為相關公共討論和政策議程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還有少數女騎手指出在接單、派單的過程中遭到性騷擾，其中以言語上的騷擾為多，一些女騎手善意的稱之為對方“不太會說話”，但這個問題本身也值得平台企業的重視，吸取阿里巴巴近日來的教訓。

4.3 虛假補貼和極端天氣拒絕工作

第三個十分突出的現像是虛假補貼和極端天氣無法拒絕工作。因為調研期間正值酷暑多熱的天氣，有多地多日超過國家規定的高溫補貼氣溫線，所以高溫補貼成了騎手們熱議的話題。在騎手們的討論中，一個經常出現的現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和討論，即雖然接單軟件上顯示有每單0.5元的高溫補貼費用，但是每單的總價卻沒有發生相應的變化，幾乎維持不變。仔細研究才發現，在一些地方，每當高溫天氣需要補貼的時候，系統便自動將每單價格調低0.5元，這樣一來，即便加上0.5元名義上的高溫補貼，平台也不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同樣出現在調研期間的還有一些地方的暴雨、颱風、洪水等極端天氣，這無疑會給騎手帶來巨大的安全風險，按照國家相關規定，這應該及時叫停工作。但是在一些地方，明明有這樣的天氣出現，平台還在持續派單，甚至推出臨時的“獎勵政策”鼓勵騎手接單。而且平台一旦派單，騎手是無法拒絕的，否則則要承擔相應的損失，常見的如罰款。

無論是高溫補貼還是極端天氣停止、拒絕工作的權利，都是勞動者應該有的權利，也是寫入我國法律的，是保障勞動者人身財產安全的基本規定，是社會生產長期、持續、平穩運行的基石。但在平台企業的實踐中，這些基本的東西卻被有意地忽略和規避。未來的公共討論可以更多挖掘這方面的相關問題。

4.4 新規下騎手工傷和社會保障的落實

第四是騎手保障的落實問新規下，騎手保障的落實問題。今年2月以來，全國各地相關部門陸續出台相關規定，敦促地方政府和平台企業共同為騎手的工傷保險和社會保障提供必要的條件。在此次調研中，根據騎手們反饋的信息，我們理解很多騎手都買了兩份保險，一份是給車上的保險，另一份是給雇主上的雇主意外險，其中後者雖然是雇主意外險，受益人是雇主，但實際上保險費用由騎手支付。這本應該是工傷保險之外的補充險種，在實際操作中卻成為外賣騎手唯一的與工傷相關的保障。如果真的出現事故，騎手需要和站點來確認什麼項目可以報銷，什麼項目不可以報銷。而這完全取決於站點，而不是保險規章，因為保險的受益人其實是站點，通過雇主責任險來為騎手提供保障本質上是站點為對騎手可能存在的工傷風險可能存在的賠償進行投保。具體的理賠過程則是，由雇主——通常是站長——提出申請，事故騎手提供相關證明材料，理賠款則由保險公司支付給站長，而遮蔽賠償款如何分配，則完全取決於站點。不少騎手告訴我們，他們所知的工傷案例中，站長拿到的賠償和最終給到騎手的賠償，往往相差甚遠，也就是說，通過雇主責任險的方式為騎手“曲線”提供保障，在實踐中反而成了一些站點額外收入的來源。此外，不少騎手錶示，受傷騎手在獲得賠償款之前還會被要求籤署一份放棄之後一切索賠的協議，否則將無法得到賠償。

工傷保險之外，來自多地——包括頒布了社保相關規定的廣州和南京——的調查結果發現，大部分騎手仍然沒有上社保，而這不是因為他們不想上社保。很多人表示社保太貴，另一些人表示之前都是廠裡交的社保，現在站點不幫交，他們也不知道去哪裡交，還有一些人表示自己沒有資格交，只能交老家的。

這些非常初步的討論讓我們看到，騎手的工傷和社會保障不是頒布一個法令便可一蹴而就的。未來的公共討論可以持續關注相關法令的執行情況，並討論如何才能更好的推動騎手能真正的享受社保和真正的工傷保障，而不是雇主責任險代替的。

4.5 作為平台從屬的個體戶小餐廳

但作為出餐方，餐廳在外賣行業的運作中扮演非常核心的角色，沒有餐廳出餐，整個外賣行業都無法運作起來，弔詭的是，餐廳在關於平台勞動的討論中很少被提及。在我們接收到的來自調查參與者的反饋中，大家傾向於把餐廳分為高級/連鎖餐廳與個體戶餐廳，並指出兩者在與平台的關係上存在很大的區別。簡單來說，高級/連鎖餐廳相比平台有更多的議價籌碼，當平台讓迫使他們“二選一”的時候，他們往往有更多的協商空間；而小餐廳（包括有店面的快餐店或大學周邊美食街里的食檔）則幾乎沒有選擇，他們既不能放棄美團——因為“現在的人都太過習慣點外賣了，沒有美團至少要減少一半以上的生意”，但又不想放棄另一個平台帶來的生意。有的餐廳選擇偷偷用另外一個招牌在餓了麼上開店，但很容易被美團的監察員發現，一旦發現，美團則會“責令整改”（用一位餐廳老闆的話說），否則會被“關店”，即整個店鋪從平台上被移除。在這個人人外賣的時代，這對小餐廳而言是毀滅性的打擊。

未來的媒體討論和學術研究可以更多的關注這群小餐廳的店主，特別是當美團成為且壟斷了“外賣基礎設施”之後，這些商家在哪些方面依賴美團平台，他們在多大程度上擁有自主性，而美團又是什麼樣的方式從他們身上攫取利潤。美團在其招股書中聲明其願景是幫助餐飲行業更好的運作，為餐廳商戶提供更好的推廣，讓每個消費者都吃的更好。但是我們參與者的調查發現，對餐廳店主的種種限制、過高的抽成和推廣費用，往往極大的推高了餐廳的運營成本。如果一些高級餐廳和連鎖餐飲企業本來就有一定數量的推廣費用預算可以花在這裡，而且可以通過餐品漲價來消化這部分成本的話，那麼對本就薄利多銷的小餐廳來說，這筆費用十分高昂，而他們的漲價空間又不大，所以一些餐廳會選擇在用餐非高峰期直接致電一些食客，請他們取消在平台的訂單而自行配送，為了只是多賺幾塊錢的配送費，這也側面反映了美團的進入對這些小餐廳來說更多意味著一種不得不的選擇；另一種常見的降低成本繼續經營下去的方式，就是在食品質量上下功夫了，在很多地方，這已經帶來了巨大的食品安全隱患。

餐廳走訪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點是，不少小餐廳——特別是美食城的食檔檔主，本身就是外來務工人員，當美團的出現讓他們的經營變得很困難的時候，一些店主辛辛苦苦一輩子的心血，一夜回到解放前。這從側面可以說明，美團這樣的平台型大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底層人民的生存空間，長此以往，社會矛盾的激化只是時間問題。這一點在其他平台企業中也可以看到，如深圳就有不少滴滴司機是原本在工業區開小賣部和小餐廳的，美團淘寶和物流行業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購物習慣，他們也變得沒有什么生意可做，只能去開滴滴。而在深圳圍繞滴滴的幾次反對抗議中，他們的表現相對積極。

總而言之，理解和調整美團與餐廳商戶的關係，和調整美團與騎手的關係同樣重要，無論是在保障騎手和小商戶——這兩個群體大多是主流媒體所認為的“弱勢群體”——的生計和利益方面，還是在保障公共的食品安全方面，甚至是保障公共安全和緩和社會矛盾方面，都是如此。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思考。

4.6 騎手的心理健康

外賣騎手在工作中要承受的心理壓力來自方方面面。首先，壓力來自於騎手的工作安全隱患、超負荷的工作量和不確定的勞動保障。平台不斷壓縮的送餐時間、超時配送帶來的罰款和降級，以及各種獎懲規則（例如騎手等級判定等）迫使很多騎手在馬路上超速、闖紅燈甚至逆向行駛。所謂的靈活用工帶來的常常是超負荷和超時的工作量，在我們的調研中經常看到每天工作超過12個小時的全職騎手（包括專送和眾包），而兼職的騎手通常是一份工作結束再進行騎手的工作，由此引發的疲勞駕駛和安全隱患問題十分令人擔憂，我們也經常能在網上看到騎手出現道路事故的影像資料，而由於靈活用工的法律保障和工傷認定不完善，騎手出現道路安全問題未必能夠得到賠償和休假，這些安全及保障問題對於每天跑在道路上的騎手來說無疑增加了心理壓力和擔憂。

其次，騎手要受到來自多方面的管理，包括平台、承包商站點、以及社會管理（如小區和商場的保安），這些都會給騎手帶來工作上的壓力，例如平台對騎手的工作量、工資判定、工作質量評估等方面有絕對的控制權，騎手可掌握的空間極小。我們的調研中發現有的騎手由於與站長意見不合，被站長多次取消訂單，最後不得被迫不離職。騎手受到站點、平台的人身管理是會切實的影響到其工作和心理狀態的。

第三，騎手的心理壓力還來自於其“服務業”的本質，騎手是直接面對商家和顧客的中介，偶爾面對訂單兩方的無理要求，也會無形中給騎手帶來心理健康的問題。例如有時商家會出餐慢，卻在平台上點擊已出餐，這會縮短騎手的送餐時間，如果送餐出現問題，顧客又會把氣撒到騎手頭上。最近出現的騎手被取消訂單當顧客面怒砸外賣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件。在這個過程中，多方出現了問題，尤其是平台沒能及時處理送餐過程中的設備損壞和由此帶來的時間過長、顧客投訴等問題，然而這些問題卻要由頂在這個“服務行業”最前方的騎手來承擔。

這些種種心理問題在新手騎手身上尤其突出，也是導致這個行業人員流動極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很多騎手做幾個月就離職，做到半年的已經是很難得的老騎手了。

五. 結語

當然，不同騎手給我們反饋了很多其他的問題，出於篇幅的考慮，在這裡就不一一列舉和討論。無論從結構安排，還是從內容上，這都不是一份典型的報告。這主要是因為由於組織方式和疫情等非常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我們獲取的問捲和訪談數據無法讓我們有一個由充足證據支撐的、關於平台勞工的勞動和生存狀況及勞動權益的總體性報告。但所幸它足以讓我們看到平台勞動中的一些問題，有些問題已經進入公共討論並有政策結果，但是結合一手的調研蒐集的證據，我們提出還有更多的討論空間。畢竟公共政策事關社會上很多人的利益，再多、再仔細和小心謹慎的討論都不為過。還有一些問題尚未完全進入公共討論議程卻又關乎騎手們的切身利益的問題，我們則從蒐集到的調研資料中抽取一些脈絡、線索和例子，說明問題的本質和重要性，以期這些問題獲得更多的社會關注，潛在的問題早日得到相應的政策回應，將社會矛盾解決在萌芽之中。

自從近10年前平台經濟乃至更廣泛的數字經濟開始出現並迅速崛起以來，我國對平台經濟和互聯網經濟的治理經歷了政策去管制和大力支持，進入了一個著手管制的階段。互聯網企業和平台企業在過去十年的發展吸引了大量的資本、建立起了先進的互聯網基礎設施，但管制的缺乏也讓這個崛起的過程帶來非常多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甚至是危機，這需要一個漫長的治理過程來應對。我們欣喜的看到，數字經濟中勞動者已經成為政策關注的焦點，政府已經有了一些規制的努力，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份報告希望能夠為這個治理的進程提供基於證據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