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疯日旅却可能不知道的日旅史| 北海道篇(三)：黄遵宪到底有没有去过北海道？

1870年代，日清两国签订修好条约，揭开双方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序幕。清国初代驻日公使团，在1877年抵达东京驻节。除了担任正副公使的何如璋、张斯桂之外，驻日外交官群体中，最受瞩目者，莫过于当时任职参赞，也就是公使馆书记官的黄遵宪。

黄遵宪是谁？他是晚清维新派知识人、「诗界革命」的先锋，拥有派驻日美的外交官资历。日清战后，台湾成为日本帝国治下的新领土，黄氏以乐府诗格律所写下的〈台湾行〉中，流露了自身对清帝国败战割台的悲愤，也对台人从激烈抵抗日本到成为顺民，表露了无法认同的情绪。

近日无意间在图书馆翻阅，由中国的环球人物杂志社所编著的《大国士：忧患中国命运的大师们》一书，所收录的文章中，曾提及黄遵宪的日旅足迹：

在日期间，黄遵宪一人独行，走本州，过北海道，在镰仓的江之岛，与伊豆的热海先后停留半月……….

上文应该是根据1880年7月与10月，黄遵宪写给与王韬两封信，也就是〈致王韬书〉所剪裁诠释出来的叙述。王韬是晚清著名的改革思想家，1879年曾受重野成斋与栗本锄云之邀，赴日访问与游历数月，那年王黄二人交游甚密，王韬离日之后，两人亦有多封书信往返。

在7月的那封〈致王韬书〉里，黄遵宪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弟近日归自箱根……居箱根山中凡二旬……随后尚欲游日光，走上州，过北海，抵箱馆，他日归途，更由陆达西京，经南海诸国，访熊本城，问鹿儿岛而后返….

上面这段书信若渣翻为不精确的白话，则是：

我才刚结束箱根为期二十天的旅行，之后还想去到日光玩玩，接着再往北去群马(上州)，然后渡海去北海道(北海)，抵达函馆，回程则想走陆路去京都，再南下造访九州的熊本城与鹿儿岛，然后再回东京。

至于10月的〈致王韬书〉，原文则是长这样：

弟自箱根归后，游兴勃发，旋复仆被独行，镰仓江之岛，豆州之热海，皆勾留半月而后归。归席未暖，又于富冈观制丝场，于甲斐观造酒所，于王子村观抄纸部。

从这两封〈致王韬书〉的线索来看，黄遵宪很明显的说到箱根旅后，自己还「想去」日光、上州(群马)、北海道、京都与九州等地的意愿，而实际上他在箱根之后的旅行目的地，则是先后去了镰仓江之岛，与伊豆热海，各有半月之久，接着又说自己屁股还没坐热，又跑去富冈(即「上州」，今群马县)、甲斐(今山梨县)，跟东京的王子村，参观丝厂、酒厂与制纸工厂。

总之，黄遵宪当年的旅行，最远就是富冈与甲斐。

问题来了，那黄遵宪究竟有没有去过北海道旅行？直接讲我很委婉的结论，答案是：可能性非常低。

先从黄遵宪派驻日本的起迄时间来看，1877年12月21日，他随使抵达东京，至1882年1月18日从横滨启程，赴旧金山担任总领事职务。抵日之年，千头万绪，离日之年，忙款行李，头尾的两年，恐怕很难有什么日本时间，特地老远跑去北海道。

至于中间四年整的任期，黄遵宪主要的活动大致交错着使馆公务；以东京为中心，与清、日、朝鲜知识人间，频繁的笔谈与诗文社交，以及《日本国志》的编纂作业。

朝鲜在江华条约之后的局势发展，与琉球归属，是初代驻日公使团任内，清日间交涉的重中之重。尤其日本着手进行所谓「第二次琉球处分」，大动作的斩断清琉过往的宗藩关系，并随着1879年的废藩置县政策，将琉球改设为冲绳县。黄遵宪作为驻日参赞，不消说承担繁忙的外馆公务。

自清国公使团成员驻节东京开始，就成为拥有汉字与汉学背景的日韩知识人争相拜访的对象，像是源辉声、冈千仞、重野成斋、宫岛诚一郎、金弘集等人，都是现已出版的笔谈史料中，常出现的名字。外馆公务之暇，黄遵宪与诸多拥有官民身分的东亚知识人，多有利用笔谈，相互交流学问、时局、诗词酬酢的社交活动，当然也有揪团游赏、饮宴的场合。

笔者曾撰写过的日旅史樱花篇，曾提及黄遵宪与公使团成员，在墨江(隅田川)畔参与赏樱、饮宴与诗文唱和的情景。此外，上野不忍池、小石川后乐园等名所，也是黄遵宪与日籍友人曾经造访的景点。查阅黄遵宪年谱，1879年王韬访日，王黄二人在5月至8月末的游览宴饮行程，几无虚日。

1878年，黄遵宪公余之际，开始在日籍友人的协助下收集文献，投入日本史的研究与编纂，《日本杂事诗》就是编纂《日本国志》的前置写作基础。前述黄遵宪的箱根、镰仓、热海之旅，与制丝、酒造等实业的考察，自然有通过旅行田调，辅助编纂《日本国志》的用意。不过，卷帙浩繁的《日本国志》，在编写的过程中多有史料采辑、编纂作业与校订的困难，像是黄遵宪不谙日文史料，诸多日本史的专门用语皆须有人协助汉译与校订，加上驻日任期与纂修的时间有限，也使他难以从事更长途的实地考察。

难以从事长途考察之旅的现实，也可以从黄遵宪写给友人的书序与信件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例如1878年，他为书画家生田水竹的《畿道巡回日记》作序，盛赞其在全日本几乎跑透透之外，也表达自己好想跟着生田冲一发，来个日本大纵走之旅，但碍于他难以「摒弃百事」，所以只能残念。接着在1880年，他写给汉学家冈千仞的信中，也提到使馆公务「万事劳形」，公余要酬酢社交，写作则排在两件事之后，导致《日本国志》曾经有一个月都未动笔。

到了1881年中，黄遵宪已经知道自己的驻日生涯即将结束，在给王韬的另一封书信中，表示已大抵谢绝友人游览宴饮的邀约，与公使何如璋日夜讨论《日本国志》的编纂事宜，想要在离任之前完成这项工作。四十卷《日本国志》面临完稿压力测试的状态下，北海岸(？)可能都很难抽空去一趟，更别说是北海道。

考察黄遵宪的作品，不乏有对北海道的诗文书写。

例如收录在《日本杂事诗》的〈虾夷〉这首诗的注释里，就曾描述维新以来北海道成为日本版图后，设开拓使治理。或是在《日本国志》的「地理志」中，提到历代和人政权对虾夷地的经营概况。

在黄遵宪笔下，北海道是「土壤肥沃，而产业未开。风俗鄙朴，言语衣服皆异内地」的边陲；而浑身毛发浓密的阿伊努人，被黄遵宪描述为与台湾生番无异的人种，蠢如猪或鹿，如今北海道成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对阿伊努人来说有机会脱离蒙昧，走入文明，他觉得实在是太棒了！

上述的北海道认识，恐怕并非来自他黄遵宪旅行见闻，而是来自日籍友人的资讯，与撰写《日本国志》收集的材料，所重新诠释而来。 1881年，黄遵宪曾帮甫由北海道回京的冈千仞，所写的《北游诗草》作序，序言中曾表示冈千仞所描写北海道景物风土，让他读之仿佛有身游其地，目击其状之感。冈千仞的诗作，或许提供了对黄遵宪书写北海道的部分线索。

所以，黄遵宪曾去过北海道旅行，是个很难成立的说法。

附带一提，在黄遵宪诗文中，对台湾人不想再努力反抗，反而成为日本帝国的顺民，表示悲痛与失望；以及边陲之地的北海道阿伊努人，将逐渐广被日本的文明开化的认识；他也曾建议建议清政府废朝鲜为郡县，比照蒙藏，在朝鲜设立办事大臣，主持其内政外交。不得不说，黄遵宪对这些清日边陲与藩属的观看视角，基本上不脱「帝国凝视」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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