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死亡：阿馬蒂亞vs馬克吐溫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在論述飢荒史時，提出一個著名的理論：

“人類飢荒史的一個重要事實是，沒有一次大饑荒是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飢荒發生在古代的王國，發生在當代的專制社會，發生在原始部落，發生在現代技術官僚獨裁的國家，發生在帝國主義者統治的殖民地經濟，發生在專制統治或一黨專制的新興獨立國家。但是，在那些獨立的，實行定期選舉的，有反對黨發出批評聲音的，允許報紙自由報導的和能夠對政府決策的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沒有實行書報檢查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發生過飢荒。”

作為論據，他提出的是殖民地時期的印度與獨立後的印度進行對比，並未出現大規模的飢荒，而中國在1958~1961年間因為錯誤的政策導致了千萬人級非正常死亡的大饑荒。因此，引用原句：

獨立的，實行定期選舉的，有反對黨發出批評聲音的，允許報紙自由報導的和能夠對政府決策的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沒有實行書報檢查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發生過飢荒。

獨立後的印度擁有較為和平的國內環境，幾乎沒有中斷過的外部投資，初始少於中國的人口，較中國發展歷史更長的殖民地工業基礎，更高的人均GDP，按照這一推斷，幾乎肯定擁有更少的總死亡人數。那麼我們引用世界銀行1960~2018年的數據來一窺究竟：

這樣看依然對死亡人數的總量有所模糊，那麼再代入每年的人口數量進行計算，我們可以得出在這59年間，印度總死亡人口數量為556314895人，而中國總死亡人數量466291088人，差額為90023807人，即9002萬人。為了抹平60~62年可能存在大饑荒統計造假，我們採用著名歷史發明家馮客先生採用的4500萬人，並將他們完全從9002萬人中削去，那麼印度相比於中國在這59年內多死亡了4502萬人。

若要拿港台作為華人社區來與大陸對比，拿我們應當考慮到港台與大陸食品的來源。台灣的糧食自給率2018年為34.64%，香港逾九成糧食為進口所得，而大陸地區與印度的糧食自給率常年在90%~100%間。 2019年世界總穀物產量為27.2億噸左右，貿易量預計達到4.22億噸，中國穀物產量6.6億噸，印度穀物產量3.1億噸，兩者的體量決定中印基本不可能像港台地區或一億人口以下國家一樣靠進口解決糧食消費，否則將會造成低議價能力糧食進口國出現普遍的人道主義危機（這一情況有可能發生在今年下半年）。在食品消費方面，中印的共同性遠大於陸港台的共同性。

如果我們同意阿馬蒂亞的推斷，需要注意的是，在統計開始時中國總人口為6.6億，而印度總人口為4.5億人，而得出一個如此駭人的結果，那麼恐怕飢荒，非正常死亡與民主制度，出版自由的關係並沒有阿馬蒂亞描述的那麼簡單。而關於中國大饑荒的學術研究汗牛充棟，關於印度非正常死亡的學術研究罕有聽聞，恐怕就表現出了一種基於意識形態的傾向。

儘管如此，本文想表達的並不是給大饑荒中的人禍翻案，相反路線錯誤對大饑荒的影響是極其重要的，而集中出現的飢荒與延續在較長時間線上的非正常死亡並不能在性質惡劣程度上完全劃等號。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不論哪種非正常死亡，被統計成數據的都是與我們同樣平等，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類。我們都需要反思是什麼造成了這些生命的逝去，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更需要避免基於意識形態偏見的詮釋，因其可能在未來造成更大的損失。

最後，我們來回憶一下題目。馬克吐溫在康州美國佬在亞瑟王朝中寫到：

“恐怖時代”其實出現過兩次，只要我們不是太健忘，能夠這樣去看。一次是在激情澎湃之下殺人，另一次是冷酷無情，殺人不眨眼；一次只延續了幾個月，另一次卻歷經千年；一次導致了一萬人喪生，另一次卻死了一億人。可是，令我們心驚肉跳的卻都是那個次要的“恐怖”造成的慘狀，也就是說，那一次轉瞬即逝的恐怖。反過來看，一瞬間死在利斧之下，與一輩子挨餓受凍，受盡屈辱蹂躪，苦熬苦撐，慢慢折磨至死相比，還能算什麼慘狀？一眨眼被雷劈死，與綁在火刑柱上慢慢燒死想比，又算得了什麼？我們每一個人都曾受到諄諄教導，要我們想一想那一次短暫的恐怖就心驚膽戰，悲痛無比，可一處城市公墓就能容納所有死者的棺材；然而，那一次比較久遠但卻實有其事的恐怖造成的死者，只怕是整個法國也埋不下。那一次的恐怖才真有說不出的慘烈和可怕，只是從來沒有人教育我們看清那場浩劫，或者說給予應得的理解。

革命和激進的政策並不總是較壞的選擇，也正是如此，我一貫認為我們應當對所有逝去的人都保有一份歷史的溫情。人，生而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