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占中到反修例，影響香港社運的境外勢力到底在哪？ （2）

一如既往，香港的反修例遊行被大陸官方定性存在“境外勢力干預”並加以怒斥，而大陸民間輿論對這一“唯恐天下不亂，亡我之心不死”的敘事體系更是熟稔有加。官方與民間共享的這一敘事都根植於主權國家二元對立的敵我概念之建構，但表現形式卻是大相徑庭。官方定性的“境外勢力干預”側重於言，外交部與中聯辦一再極力反對的是主權國家與政治關鍵人物對香港局勢的關切發言，而民間輿論流傳的“境外勢力操控”則更重於行，認為CIA或某某基金會有實際資助、培訓、煽動遊行的行動。

這當然是不值一駁的、遠遠落後於國際關係現狀的樸素而陳舊的理論體系，但境外勢力的真實存在以及他們對香港社會運動的影響仍然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究的問題。

因為事情真的在起變化。

從占中到反修例，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形式已成為香港市民表達強烈訴求的自覺行為，對無序以致失控的憂心已被現實證偽，而無法對話以致長期膠著的困境仍然待解。香港社運的參與團體開始主動向國際社會尋求關注和乾預，卻囿於各自焦頭爛額的國際局勢而收效甚微。

這一邊，大陸批評香港被境外勢力干預，那一邊，香港社運主動尋求境外勢力干預而不得，信息之牆的阻隔效用可見一斑。

多元化的社會與去中心化的社運

當今國際社會是一個由主權國家，公民組織，區域合作機構和跨國協會互相合作制衡的多元體系，現代社會運動也已被納入到民主表達的體系之中（雖然這種規範本身也被批評成為是統治者對人民的規訓）。和不少大陸人想像中的經由少數人煽動相反，本次香港的反修例社運可以說是非常典型的去中心化運動：無數個來自不同領域的小團體以及個人，在無中心領導，無層級架構的條件下，經由人群關係鏈的組織走上街頭。

這種去中心化的社運形式由香港政治現實催生，也是順應了社運發展的世界潮流。早在2011年，席捲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就帶有強烈的去中心化特徵。運動最早的發起人Micah White和Kalle Lasn拒絕為運動提供任何方向性和組織性指導，全部憑藉參與者通過直接民主討論決定方向。然而當時的去中心化社運也帶有難以克服的缺陷。漫長的公共討論使得社運無法達成任何有效訴求，最終草草收場，沒有給美國的政治格局帶去任何改變。

隨後，越來越多的社運承襲了去中心化的模式。法國的黃背心運動，蔓延全球的Me too運動，都有鮮明的草根自髮色彩。學者Antonio Negri和Michael Hardt認為，當代資本主義所採取的剝削和掠奪的運作方式有極強的滲透能力，使得自上而下的社運組織極難進行，但卻給自下而上的草根運動開闢了新的抗爭空間。

就香港社運而言，早在2014年的佔中運動就已經出現去中心化的端倪。雖然在運動發起之初有非常明顯的組織化架構，但隨後運動的發展就開始向著去中心化的方向演化。佔中三子在漫長的宣傳籌備期是社運的核心人物，對社運的發展方向起到重要的引導作用，但此時去中心化的討論已經逐漸聲起。

隨著佔中時間的拉長，佔中三子和學聯都逐漸失去了對運動的掌控力，參加佔領行動的市民，極少承認是應領導者感召而來，“沒有大會，只有群眾”的口號越來越多被聽到。這些現像一度被視為香港社運組織混亂，多方內訌的弊病而受到指責，由此引發的和理非非和勇武派之間互相對立也被視作傘運失敗的原因之一。然而令人料想不到的是，這些從無組織無領導的“弱點”中積累起來的社運經驗，竟成了5年後反修例社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優勢。

反修例社運伊始，“無大台，無組織“就為這場運動奠定了底色。 2014年佔中的發起和組織9人均在今年4月被判罪成，學生領袖黃之鋒和羅冠聰在運動發起時也尚在獄中，長達一月的社運，沒有出現任何有號召力的領導人物，但發聲和行動的團體數目之多，種類之雜均遠遠超過香港此前任何一次大規模社運。從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到全港師奶聯盟，再到”連登“網的”9up議政“，甚至香港律師協會和大律師公會，反修例社運的覆蓋面之廣前所未有。

同時，保密性相對較強的社交聊天軟件telegram為社運參與者的自組織帶來了可能。 telegram上大大小小的自發群組和頻道，從資訊發佈到物資供應，甚至急救站和心理輔導也一應俱全。人們自發選擇自己感興趣和信任的群組作為信息來源，並且自主判斷自己在社運中的角色和行為，形成了一個存在爭議，但又享有共識的整體。

這種新型的社運方式打破了舊有的遊行管理模式，無核心領導的特點也無形中分攤了本來由領導人獨自承擔的政治風險。 6月17日出獄的黃之鋒在21日曾試圖組織讓現場抗議者按照舊有社運方式當場公投決定下一步行動，卻被質疑領導權，只收穫現場群眾的噓聲一片，年僅22歲的學生領袖竟然已經猝不及防地被飛速發展的社運組織形式拋下。

社運的內部彌合與外部撕裂

這種去中心無大台的社運形式，成功在本次反修例遊行中構建一個無政府但有序的空間。整個6月，由不同的群體分別發起形式不一，程度各異的抗議行動，除了9號，16號兩次大型遊行，12號的佔領行動外，還有6月6號法律界的黑衣遊行，14號香港媽媽反送中集氣大會，17號特首辦前示威，21號包圍警察總部，25號圍堵稅務大樓，26號G20領館請願等等等等，整個行動因為沒有統一指揮而令自身和外界都難以預測。

“不割席，不指責，好言相勸“的原則幫助避免了運動走向彼此分裂對立，卻又使得運動各方無法對過激行為及時有效制止。這一缺陷在7月1日示威者闖入立法會的衝突中集中暴露：大部分返修例抗議者並不支持佔領立法會的行為，多位泛民議員親自到現場苦勸阻止，但這樣的勸阻並沒有起到效果。在闖入者滯留立法會時，Facebook的直播裡甚至一度出現評論皆喊快走，卻同樣未能在當下形成實際影響。

七一闖入立法會事件後，闖入者毫不意外地被官方稱為暴徒，警察也迅速開始了抓捕。但同樣也是不割席的原則， 使得運動免於重蹈2014年旺角衝突後內部分裂的覆轍。立法會闖入者保護文物，留錢買水，自陳心聲，共同進退等影像在社交網絡上廣泛傳播，而同一群人撞毀玻璃，給區徽噴漆，揮舞港英旗等視頻照片亦是鋪天蓋地，一場對形象塑造權的爭奪戰正在上演。呼籲體諒年輕人的聲音雖然面臨了各方激烈的質疑，但卻有效抗衡了撐條例者對其“無腦暴徒”形象的簡單刻畫。

激進行為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並且因為不同社會對抗議的容忍程度不同而具有完全不一樣的評價尺度。在北京，僅僅在天安門廣場舉牌示威，即可被視為一個激進的社運策略，而在華盛頓，可能要砸掉一排汽車才會被視為激進。向來注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香港，對於社運裡面出現激進行為一向非常敏感，抗議者的過激行為很容易大幅度影響其支持率。然而七一的激進行動似乎某種程度上提升了社運對抗議行為的容忍程度，輿論不再一邊倒地批評過激行為，而是嘗試理解社運進展中的局部衝突。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激進行為的包容度提升仍然局限於享有共識的社運參與群體內部，社運之外，評價尺度並未同步寬鬆。這種異步發展無疑降低了本次社運在相對中立人群中的合理性，而在立法會前揮舞的港英旗作為一種極具符號性的標誌，在一些觀察者看來，又迅速將社運從權利訴求裹挾進了民族主義的漩渦。

自下而上的境外勢力

本輪反修例社運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特徵是社運參與群體對境外勢力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香港在這次反修例社運中破除了多年與大陸達成默契的對於接觸“外國勢力”的忌諱，轉而主動“外揚家醜”，爭取在國際社會的曝光。 6月26日，1500多人沿街遊行向19國駐港領事請願遞信，籲請各國在G20峰會中向中國施壓。與此同時，有社運參與團體在九個小時內籌到670萬港元，在全球各大報紙刊登公開信，呼籲全球關注香港反修例問題。香港中文大學學者陳偉信認為，這種主動交流在香港社運史上非常罕見，也明顯突破了民間對於社運和外界聯繫的想法，深層地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生態。

在傳統家國思維中，求助外邦顯然是一種背叛行為，但從現代社會運動的運行規律來說，跨境跨國尋求聲援乃是極其尋常之事。這兩種思維的碰撞，是否會加劇香港社會內部的撕裂和對立尚待長期觀察。

短期內可以看到的是，香港社運群體這種尋求其他主權國家幫助的嘗試收效甚微。 G20峰會期間，中美一度劍拔弩張的貿易戰得到了大幅度的緩和，香港局勢並未在這場盛會中獲得期許中的熱切討論。與前任奧巴馬不同，特朗普自上任開始就極力宣揚美國第一而極少採用人權框架，並且身體力行地退出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香港事件上他的口徑也一直是“相信中國和香港會解決所有問題”。 6月初一度沸沸揚揚的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聲勢漸熄，至今仍然滯留在眾議院委員會中。

另一邊被寄予厚望的英國雖然一度和中國在輿論上互嗆，但並未有任何可見的實際行動。外交大臣亨特一度聲稱北京如果對抗議者處理不當，會面臨嚴重後果，但對具體會有什麼後果卻語焉不詳，可見底氣不足。事實上，英國一直以來都因為對香港事務的噤聲而飽受人權團體攻擊，同時也因為自身的脫歐困境自顧不暇。衛報的一篇社論認為，目前的香港危機發生的時機，對英國來說簡直不能再糟糕了。

實際上，主權國家並非香港真正能夠鏈接到的“境外勢力”。從9號開始，香港開始高頻度出現在全世界各大媒體，社交和視頻網站之中。這種高密度的曝光使得全世界任何一個稍稍關注時事的人都能夠注意到香港的存在。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講，這種與國際社會的鏈接，不同於傳統的國家間權力製衡，是一種自下而上話語的建立。

香港本身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並不具備任何國家間談判的能力。如果純粹從主權國家體係出發，香港的社運很難獲得足夠的製衡力去影響其他政體自上而下地為其發聲。然而當代互聯網已經明顯模糊了國境，NGO和各大利益團體對於主權國家的遊說和製衡能力也越加明顯。此時能夠和國際社會的NGO或者其他具有遊說能力的社團組織建立起一套可以共享的話語體係就顯得尤為重要。香港越將自己納入到跨境多元的體系之中，對同樣需要在這套話語體系中建立自己合理性的大陸政府來說就越具有影響力。更為關鍵的是，這種話語體系的建立並不需要通過任何國際法對香港身份或地位的認定。

當然，這種社運的境外鏈接雖然會給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主權國家（比如飽受人權組織指責的英國）帶來壓力，但並不一定會成為香港社運的突破性因素。畢竟，中國在這些年對於國際人權體制話題從最開始一味的迴避，已經開始轉向了熟稔使用。

結語

香港的社運技巧，組織方式，和行動邏輯卻在飛速地變化。而與此同時，大陸民間對其的想像仍然停留在境外勢力煽動這一簡單二元對立的敘事邏輯之中，一幫面目模糊，智商低下的群體，被少數心懷不軌的特工煽動，做出親者痛仇者快之事。這種敘事方式，在解釋2014年的佔中和2019年的反修例兩場社運時幾乎沒有任何改變。否定香港人的主觀能動性，是拒絕理解和對話的開始，這種不斷迴旋在大陸輿論場中的境外勢力論，在給予了看客一個看似心安理得的結論同時，卻關上了一扇了解真實香港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