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從冷戰到熱和平

從冷戰到熱和平

斯拉沃熱·齊澤克/文

王立秋/譯

Slavoj Zizek, “From Cold War to Hot Peace”, Project Syndicate , Mar 25, 202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hot-peace-putins-war-as-clash-of-civilization-by-slavoj-zizek-2022-03 。譯文僅供學術交流，請勿作其它用途。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 1949- )，著名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文化批評家，我們時代最出眾的思想家之一。

王立秋，雲南彌勒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

在一個被市場和國家利益的鐵律塑造的世界中，弗拉基米爾·普京返祖式的征服戰爭讓那些信奉現實政治的“城府深沉的”戰略家們大惑不解。他們的錯誤在於忘記了在全球資本主義下，政治鬥爭的形式就只剩下文化、族群和宗教衝突了。

隨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我們進入了一個戰爭和全球政治的新階段。除核災難的風險升高外，我們已經處於禍不單行的狀態，各種全球危機（大流行病、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食物和水的短缺）相互強化。這情景展示了一種基本的瘋狂：在生態的（和其他的）因素危及人類生存，在那些威脅應該成為最先解決的當務之急的時候，我們關注的重點又一次突然地轉向了一場新的政治危機。就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全球合作的時候，“文明衝突”又報復性地回來了。

為什麼會這樣？和通常一樣，讀一點黑格爾有助於我們回答這些問題。眾所周知，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描述了主僕辯證法。主人和僕人，是兩個被鎖進生死鬥爭的“自我意識”。如果每一方都冒死求勝，如果雙方都堅持拼命的話，那麼，就沒有贏家了：一方死去，對活下來的另一方來說，就不會有人來承認他的存在了。這裡隱含的意思是，所有的歷史和文化都依賴一種根本的妥協：在眼對眼的對抗中，一方（未來的僕人）“轉過頭”去，不願一條路走到黑。

但黑格爾馬上又會指出，國與國之間不可能有最終的或持久的妥協。戰爭的陰影永遠籠罩著主權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每一個和平時期都不過只是一次暫時的停戰而已。每個國家都會規訓、教育自己的成員，確保他們之間達成公民的和平，這個進程會生產一種從根本上要求英雄主義壯舉——要求人們做好為國犧牲的準備——的倫理。因此，國與國之間的野蠻關係，是國家內倫理生活的基礎。

朝鮮就是這個邏輯最明顯的例子，但也有一些跡象表明，某國也在朝相同的方向走。根據某國的一些（必須保持匿名的）友人，現在，該國軍事期刊上的許多作者在抱怨，他們的軍隊還沒有真槍實彈地打過一場能夠檢驗其戰鬥能力的戰爭。美國一直在像伊拉克那樣的地方檢驗它的軍隊，而他們自上一次於20世紀70年代干涉他國失敗後就再沒打過仗了。

同時，該國的官方媒體也已經開始更加公開地暗示，既然和平解決該國長久未能得到解決的領土問題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那麼，軍事“解放”在所難免。作為對此行動的意識形態準備，該國的宣傳機器日益鼓動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誘導民眾懷疑境外的一切，並不停地指控美國企圖為此而開戰。去年秋天，該國當局建議公眾儲備兩個月的物資“以備不時之需”。在許多人看來，這個奇怪的警示就像是在宣告戰爭即將來臨。

這一趨勢與使各文明變得文明、建立一種新的鄰里關係的迫切需要背道而馳。我們需要所有人類共同體之間的普世團結與合作，可隨著宗教和族群的宗派性的“英雄式”暴力越來越多，隨著人們越來越樂於為特定事業犧牲自己（和世界），這個目標也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 2017年，法國哲學家阿蘭·巴丟指出，一場未來戰爭的輪廓已經清晰可辨。他預見到

“……一邊，是美國及其西-日集團，另一邊則是中國和美國，到處都是核武器。我們不由得想起列寧說過的話：“要么革命會預防戰爭，要么戰爭會觸發革命。 ”我們可以這樣定義未來政治工作的最高理想：歷史上第一次地，我們應該讓第一個假設（革命會預防戰爭）而不是第二個假設（戰爭會觸發革命）成為現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語境下在俄國成為現實的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語境下在中國成為現實的，正是第二個假設。可人們為這一切付出了多麼巨大的代價！而這一切又帶來了多麼可怕的長期後果！”

現實政治的局限

使各文明變得文明需要根本的社會變革——事實上，這需要一場革命。但我們不能寄希望於新的戰爭會觸發這場革命。我們沒有那樣的奢侈。更可能的結果是我們所知的文明都會完蛋，而倖存者（如果還有倖存者的話），則會被組織進小規模的威權主義集團。我們應該丟掉幻想：在某種基本的意義上，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雖然就現在而言，這場戰爭主要還是通過代理來打。

抽像地呼籲和平還不夠。 “和平”這個術語沒法劃出我們所需的關鍵政治區分。在被他們佔領的土地上，佔領者永遠真誠地希冀和平。在被佔領的法國，納粹德國想要和平，在被佔領的西岸，以色列想要和平，在被入侵的烏克蘭，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也想要和平。這就是為什麼，就像哲學家艾蒂安·巴里巴爾曾經說過的那樣，“和平主義不是選項”。要預防另一場大戰，唯一的方式正是避免此類“和平”——這樣的和平是需要持續的局部戰爭來維持的。

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還能依靠誰？我們應該相信藝術家和思想家呢，還是踐行現實政治的務實者？藝術家和思想家的問題在於，他們也可能為戰爭奠基。想想威廉·巴特勒·葉芝恰當的詩文：“我把我的夢鋪在你的腳下，/踩輕點因為你踩的是我的夢。”我們應該把這兩句詩用到詩人自己身上。當他們把他們的夢鋪到我們腳下的時候，他們應該鋪謹慎點，因為真有人會去讀它們，並根據它們行動。想想同一個葉芝也在持續地與法西斯主義調情，他甚至還公然支持德國1938年8月通過的反猶的紐倫堡法案。

柏拉圖因為主張應該把詩人趕出城邦而聲譽受損。但從近幾十年的經驗來判斷，這是一個相當明智的建議。在過去幾十年裡，為種族清洗準備藉口的，一直是各路詩人和像普京的御用理論家亞歷山大·杜金那樣的思想家。不會再有不需要詩歌來打配合的種族清洗了，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據說是後-意識形態的時代。因為偉大的世俗事業不再有動員大規模暴力的力量，所以，人們需要更大的，神聖的動機。宗教或族群歸屬完美地發揮了這個作用（為快感而搞大屠殺的病態的無神論者是罕見的例外）。

現實政治也沒法提供更好的指導。如今，它不過是意識形態的不在場證明罷了。而意識形態又經常會拿表象幕後的某個隱藏的維度來說事，以達到掩飾明目張膽的罪行的目的。宣告這種雙重神秘化的方式往往是大談情況“複雜”，這背後水深。通過那“更複雜得多的背景”來說事，明顯的事實被相對化了。在這一番操作後人們被告知，侵略實際上是防禦。

這正是今天正在發生的事情。俄羅斯顯然進攻了烏克蘭，並且它顯然在以平民為目標並讓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可評論家和專家們還在殷切地尋找它背後的“複雜性”。

當然也有復雜性。但這不會改變俄羅斯打了烏克蘭這個基本事實。我們的錯誤在於，我們對普京的威脅的詮釋不夠字面；我們以為他只是在玩戰略操縱和邊緣政策的遊戲。我們應該想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講過的那個著名笑話：

“兩個猶太人在加利西亞車站的火車車廂里相遇。一個問：'你去哪？'另一個回答：'去克拉科夫。'對方脫口而出：'你這個騙子！如果你說你要去克拉科夫，那你是想讓我相信你要去倫貝格。可我知道你要去的是克拉科夫。那你為什麼要對我說謊？'”

在普京宣布要軍事干涉的時候，我們沒有字面地去摳，他說他要把烏克蘭和平化和“去納粹化”是什麼意思。相反，那些失望的“城府深沉”的戰略家們的責難則相當於是在抱怨：“既然你真想佔領利沃夫，那你又為什麼要告訴我你要佔領利沃夫呢？”

這種雙重的神秘化暴露了現實政治的終結。作為規則，現實政治與把外交和對外政策與（自己某個版本的）道德或政治原則綁定那種幼稚的做法相對。但在當前的情景中，現實政治才是幼稚的。假設對方，敵人，也以有限的實用理想為目標才是幼稚的。

武力和自由

在冷戰期間，相互確保摧毀學說(MAD)清晰界定了超級大國的行為規則。每個超級大國都可以確定，要是它決定發動核攻擊，對方就會全面反擊。結果，雙方都不會和對方開戰。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朝鮮的金正恩談論對美國進行毀滅性打擊的時候，人們不由得要想，他以為他算老幾。他這話說得好像他沒有意識到他的國家（也包括他自己）也會因此而被毀滅那樣。就好像他在玩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名為NUTS（選擇核利用目標）的遊戲，在這個遊戲中，你可以在敵人反擊前精確地消除其核能力。

在過去幾十年裡，甚至美國也在MAD和NUTS之間搖擺不定。雖然它在行動上像是在對俄和對中關係中依然相信MAD邏輯，但它也會時不時地，忍不住想對伊朗和韓國實施NUTS策略。在暗示可能發動戰略核襲擊的時候，普京的想法也一樣。同一個超級大國可以同時動用兩種直接矛盾的策略這個事實本身就證明了這件事情的奇想性。

不幸的是，對我們其他人來說，MAD的邏輯過時了。超級大國不斷地相互試探，變著法子地嘗試用代理來推廣自己制定的全球規則。 3月5日，普京稱對俄羅斯的製裁“形同宣戰”。但自那時起他又反復重申應該繼續與西方進行經濟交流，強調俄羅斯會守住自己的財政承諾並持續向西歐輸送碳氫化合物。

換言之，普京試圖推行一個新的國際關係模型。不要冷戰，要熱和平：一種永恆的混合戰爭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大國將打著維和、人道主義使命的幌子搞軍事干涉。

因此，2月15日，俄羅斯杜馬（議會）聲明“它明確而堅定地支持旨在支援烏克蘭頓涅斯克和盧甘斯克某些地區已經表示希望用俄語說話和寫字、希望宗教自由得到尊重且不支持侵犯其權利和自由的烏克蘭當局之行動的居民的適當人道主義措施”。

過去我們也經常聽到類似的論證，美國在領導對拉美或中東和北非的干涉的時候就曾這麼說過。雖然俄羅斯在轟擊烏克蘭的城市，在轟炸烏克蘭的婦科產房，但是，國際上的生意應當繼續。在烏克蘭外，正常的生活應當繼續。通過對世界某些孤立地區進行永不停息的維和乾涉來維持全球的永久和平說的，就是這麼個意思。

在這樣的困境中，有人能獲得自由嗎？追隨黑格爾，我們應該區分抽象的和具體的自由，這兩個概念正好和我們的自由和自由權概念對應。抽象的自由是不顧社會的規則和習慣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具體的自由則是規則和習俗賦予、支持的自由。只有在我合理地確定街上的其他人會以文明的方式待我——司機會遵守交通規則，其他行人不會跑過來搶劫我——的情況下，我才能自由地在繁忙的街上走。

但也有危急時刻，這時，抽象的自由就要出手了。 1944年12月，讓-保羅·薩特寫道：“在德國占領下，我們前所未有地自由。我們失去了所有的權利，並且最重要的是，我們失去了說話的權利。他們當面侮辱我們……這就是為什麼抵抗是真正的民主；士兵，和地位比他高的人一樣面臨著同樣的危險、同樣的孤獨、同樣的責任、同樣的紀律內絕對的自由。”

薩特描述的是自由，而不是自由權。在戰後恢復常態後確立的才是自由權。在今天的烏克蘭，那些正在抵抗俄羅斯入侵的人是自由的，他們正在為自由權而戰。但這又引出了這個區分能持續多久的問題。要是再有數百萬人決定，為保護他們的自由權，他們必須自由地違反規則，那該怎麼辦？ 2021年1月6日闖入美國國會山的那幫支持川普的暴民不就是這麼想的嗎？

一盤不那麼大的棋

我們依然缺乏一個適當的詞來描述今天的世界。哲學家馬拉布相信，我們正在見證資本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轉向”的開端：“不然我們該怎樣描述像去中心化貨幣、國家壟斷終結、銀行扮演的中介角色過時、交流和交易去中心化那樣的現象呢？”

那些現象可能聽起來迷人，但隨著國家壟斷逐漸消失，國家強加的對殘酷無情的剝削和支配的限制也會消失。雖然無政府-資本主義以透明為目標，但它也“同時允許人們大規模但不透明地使用數據，允許暗網存在，並允許人們編造信息。”

馬拉布評論說，為避免陷入混亂，各國政策紛紛走上“法西斯主義的演化”之路，“隨之而來的，是過度的安全和軍事建設。這些現象和無政府主義的趨勢不矛盾。相反，它們恰恰顯示出國家的消失，而國家一旦失去其社會功能，其（通過使用暴力的）武力之過時就表現得一覽無餘了。因此，超級民族主義的信號表明，民族國家權威正在經歷臨終時的痛苦。”

從這些角度來看，烏克蘭的情況還不是一個民族國家攻擊另一個民族國家。相反，烏克蘭是被當作這樣一個實體來攻擊的，這個實體的族群認同遭到了侵略者的否定。俄羅斯從地緣政治的影響範圍的角度來為侵略正名。影響範圍經常延伸至族群範圍之外很遠的地方，敘利亞的情況便是如此。俄羅斯拒絕用“戰爭”這個詞來形容它發動的“特別軍事行動”，這不只是為了淡化其乾涉之粗暴，首先也是為了澄清，過去人們所說的戰爭——民族國家之間的武裝衝突——不適用這裡。

克里姆林宮想讓我們相信，它只是在確保它所認為的自己地緣政治影響範圍內的“和平”。的確，它也已經通過它在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的代理進行干涉了。 3月17日，俄羅斯駐波斯尼亞大使卡拉布霍夫解釋說，“如果[波斯尼亞]決定加入任何[諸如北約此類的]聯盟的話，那麼，那是它自己的事。我們的回應則是另一回事。烏克蘭的例子說明了我們的預期。要是有威脅，我們就會回應。”

而且，俄羅斯外長謝爾蓋·拉夫羅夫甚至暗示，唯一的全面解決方案是使整個歐洲去軍事化，由俄羅斯軍隊來通過偶爾的人道主義干涉來維持和平。俄羅斯媒體上也不乏類似的想法。就像政治評論家德米特里·埃夫斯塔菲耶夫最近在接受一個克羅地亞出版物採訪時解釋的那樣，“一個新俄羅斯誕生了，你們要認清這點，即它不認為你們歐洲是夥伴。俄羅斯有三個夥伴：美國、中國和印度。你們對我們來說是有待我們和美國人來瓜分的戰利品。你們還沒有領會到這點，雖然我們做的事情很接近這個想法了。”

普京的御用哲學家杜金把克里姆林宮的立場建立在一種古怪的歷史主義的相對主義的基礎之上。 2016年，他說：

“後現代性表明，一切所謂的真理都只是相信的問題。所以，我們信我們做的，我們信我們說的。而這就是定義真理的唯一方式。所以，我們有我們特別的俄羅斯真理，你們需要接受它。如果美國不想開戰，那你們應該意識到，美國不再是獨一無二的主宰。在敘利亞和烏克蘭問題上，俄羅斯說，'不，你不再是頭了'。問題是誰來統治世界。這實際上完全取決於戰爭。”

這又引出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敘利亞和烏克蘭的人民呢？他們也能選擇自己的真理和信念嗎，還是說，他們只是大“首領們”的遊樂場或戰場？克里姆林宮會說，在大的權力劃分中，他們不作數。四個影響範圍內部只有維和乾涉。只有四大首領不能在它們影響範圍的邊界上達成一致的時候，真正的戰爭才會發生。

一種新的不結盟

可如果只有戰爭的威脅，而非對我們的環境的威脅才能把我們動員起來的話，那麼，我們在我們一方取得勝利的情況下獲得的自由權就不值得擁有了。我們面臨一個不可能的選擇：如果我們為維持和平而妥協，那麼，我們就是在助長俄羅斯的擴張主義，而只有把整個歐洲“去軍事化”才能滿足後者。但如果我們支持全面對抗的話，那麼，我們就會冒巨大的風險——我們可能因此而促成一場新的世界大戰。唯一能夠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案是改變我們理解情景的視角。

在全球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顯然正在接近多個層面上的危機的同時，烏克蘭戰爭還是被錯誤地簡單化了，並且這種簡單化是危險的。在那種關於烏克蘭戰爭的陳腐敘事（這種敘事認為，烏克蘭戰爭是野蠻-極權主義國家和文明、自由的西方之間的衝突）中，像氣候變化那樣的全球問題並無一席之地。然而，新的戰爭和大國的衝突其實也是對這些問題的反應。如果問題是要在一個遇到麻煩的星球上活下去，那麼，我們就要保證自己比別人更強。在基本的對抗暴露的時候，當前的危機遠非澄清真相的時刻，相反，它是深刻欺騙的時刻。

雖然我們應該堅定地支持烏克蘭，但我們也不能執迷於戰爭。現在，戰爭顯然已經奪走了那些推動與俄羅斯公開對抗的人的想像。我們需要某種類似於一場新的不結盟運動的東西，但這個不結盟的意思不是各國應該在當前正在進行的戰爭上保持中立，而是我們應該質疑這整個“文明衝突”的概念。

根據薩繆爾·亨廷頓（是他創造了這個術語），文明衝突的舞台是在冷戰結束時搭起來的，那時，“文化的絲絨幕”取代了“意識形態的鐵幕”。一眼看上去，這種黑暗的世界觀看起來正好是福山為回應共產主義在歐洲的倒台而提出的歷史終結論的反面。還有什麼能比它更不同於福山的那種偽黑格爾的想法——終於，人們發現，人類所能設計的最好的社會秩序正是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呢？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看法完全兼容：“文明衝突”是“歷史終結”後的政治。族群和宗教衝突是符合全球資本主義的鬥爭形式。在一個“後-政治”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政治本身逐漸為專業的社會行政所取代），唯一合法的衝突來源是文化（族群的、宗教的）。隨我們社會的去政治化而來的，是“非理性的”暴力的興起。

在這個有限的視域內，的確，除戰爭外唯一的選擇便是文明（用杜金的話來說，不同的“真理”；或者用一個今天更加流行的術語來說，“生活方式”）的和平共存。這裡隱含的意思是，只要發生在另一個國家，只要那個國家完全融入全球市場，那麼，這樣的事情——強迫婚姻、恐同、強姦膽敢獨自出門的女人——就是可以容忍的。

新的不結盟必須通過承認這點——即我們的鬥爭應該是全球性的——和通過以一切代價克服人們的恐俄情緒來拓展我們的視域。我們應該支持在俄羅斯國內抗議入侵的那些人。他們不是什麼抽象的國際主義的小圈子；他們是俄羅斯真正的愛國者，他們真正熱愛自己的國家並從2月24日開始就一直深深地以自己國家為恥。沒有什麼比這種說法在道德上更噁心，在政治上更危險的了：“但論國界，無論是非。”不幸的是，烏克蘭戰爭的第一個受害者就是普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