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講座|陳純、南水、陽和平：四十年來的中國社會思潮

2018年6月10日上午，激流網舉辦了一場以“四十年來的中國社會思潮”為主題的講座。講座邀請中山大學博士陳純老師作主講人，陽和平老師和南水老師作評議人，為大家詳細梳理了四十年來中國社會思潮的變遷。參加本次講座的朋友觀點比較多元，現場氣氛熱烈，思想碰撞的火花頻現。

陳純老師首先從“自由保守主義”開始講起。他認為，中國在80年代社會思潮的分歧並不是很大，爭議是從90年代開始的，並且主要是“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的爭論。但他認為當時所謂的“自由主義”並不能代表自由主義的全部，他們的主流大多是“自由保守主義”。不同於此前思想界大多關於“自由市場與自由民主制度結合起來的問題”、“要照顧弱勢群體的問題”、“批判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的問題”等觀點的爭論，“自由保守主義”並不強調這些。它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和80年代甘陽對以賽亞·伯林的論述有很大關係（甘陽是中國最早介紹以賽亞·伯林的學者，雖然90年代後他自稱已經轉為“自由左派”或“新左派”，但他之前的論述還是影響了90年代自由保守主義的很多觀點）。甘陽在80年代末引入的以賽亞·伯林的“消極自由”學說，與後來引入的伯克的“法國大革命論”、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理論和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等一起構成了“自由保守主義”的理論來源（雖然這些外國哲學家並不認為自己是自由保守主義者，但他們的理論還是被中國的自由保守主義者拿來利用），最終在哲學上形成了一整套的“告別革命論”。

告別革命論者藉助哈耶克和以賽亞·伯林的理論，在西方思想史上，重新把“啟蒙運動”區分為“蘇格蘭啟蒙運動”與“法國啟蒙運動”（以保留某種啟蒙的空間）。在他們看來，“蘇格蘭啟蒙運動”推崇“消極自由”和“演化理性”，而“法國啟蒙主義”推崇“積極自由”和“建構理性”。英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裡，蘊含了對“消極自由”的尊重，以及對在經驗、傳統、慣例中所體現出來的“演化理性”的敬畏，因而英美社會不曾發生劇烈的社會革命，政治轉型的社會成本遠低於歐陸。而以盧梭為代表的法國啟蒙主義，拋開自身的經驗傳統追求“理性建構”，設想一種只有在“公意”中才能實現的自由——“積極自由”。他們認為，這種“瘋狂的”理想主義，不僅導致了“血腥恐怖”的法國大革命，而且還是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根源。 “但這種理論區分比較粗糙，不是特別有說服力”。

中國的自由保守主義者在這個基礎上，對中國近代史進行全面“反思”，宣稱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過錯在於，從康有為之後就開始走向激進主義。清末的“新政”和“預備立憲”原本是穩定地走向憲政的大好機會，只是知識分子沒有給清王朝以足夠的時間。他們認為，辛亥革命建立起來的民國政府，權威不足，根基甚淺，遂有後面的亂局。不惟如此，一九一五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全盤批判，從而“摧毀了傳統中國的道德根基”，並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告別革命論者還研究了台灣、韓國和智利等國家地區的民主轉型經驗，得出結論說：一段時期的威權統治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等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再進行民主改革，社會發生動亂的可能性會更低，轉型後所建立的民主也不容易演變成“民粹”（像在大部分拉美國家所發生的那樣）。他們甚至認為，中國事實中的威權主義也的確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並會逐漸向自由民主轉變，完成“威權——民主”的轉型。

“90年代進行論爭的主要是這些自由保守主義者，但在與新左派的爭論中，這一脈絡並非主流。”

陳純認為，自由保守主義催生孕育了後來的文化保守主義。它們在觀點上也是一以貫之的：都抨擊中國百年來的激進傳統；對“社會改造”持質疑態度；將文革追溯到五四；批判歐陸啟蒙的觀念……

接下來陳純具體介紹了“中國施派”。

自2000年甘陽、劉曉峰引入施特勞斯和施密特這套體係以來，它對後來的社會思潮產生了很大影響，可以說中國思想界沒有哪一派的影響力可以超過施派。甚至大陸新儒家和新左派（如汪暉的“另類現代性”、王紹光的國家觀念以及後來對自由市場的批判等）的觀念也被施派所吸納了，它具有非常明顯的國家主義立場。

施派試圖建立一套獨立於西方標準的人文學術體系和教育體系、把中國共產黨納入幾千年的儒家道統、將“中國道路”樹立為可與“自由民主”相抗衡現代化範例、打破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和世界體系。

他們認為：對外，毛主義代表一種“向一切霸權主義宣戰”的強硬姿態；對內，由鄧引入的資本主義將繼續把一切人的私人慾望轉化為國家發展的動力；而幾十年發展所導致的階層固化，將通過儒家的“等級秩序”確定下來。

而現實中我們也能夠看到，“一帶一路”與此思路也是一致的。總體而言，施派對毛統的吸收是建立在反對文革的基礎上；認可鄧統使國家富裕、經濟發展的道路，但不會推崇資本主義；對儒家的推崇則來自於等級秩序的確立。 “但這並不是他們對'三統'的全部闡釋，施派內部的不同人在不同情境下也會有不同的取捨。”

接著，陳純老師繼續為大家介紹了2000年後崛起的另一派——左翼自由主義。他們大都是運用羅爾斯的理論體係來分析中國現實的。

左翼自由主義與傳統自由主義的區別其實很大，如周保松老師認為自由主義的敵人是資本主義，這按照傳統自由主義的觀點是難以理解的。而右翼自由主義到今天立場也已經逐漸轉變為支持現政權或者說支持川普了，在陳純看來，他們已經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自由派了。左翼自由主義認為民主具有內在價值；而右翼自由主義更偏向於皮諾切特式的人物，只承認民主的工具價值，否認民主的內在價值。

以下是周保松老師在《什麼是自由主義左翼》中所論述的左翼自由主義的幾個主要觀點（基於羅爾斯的正義論和政治自由主義）：

第一，每個公民享有一系列平等的個人權利。國家最重要的責任，是充份保障公民能夠行使和實現這些權利。這些權利包括第一代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例如言論思想信仰的權利，集會結社參選的權利等，也包括第二代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

第二，自由左翼主張主權在民，並要求權力的正當性行使必須得到平等公民的投票授權。因此，它主張一人一票的民主政制。

第三，自由左翼基於對平等的政治自由、教育和社會競爭上的機會平等、人與人合理的社會生活關係、照顧弱者及不幸者的基本需要等考慮，主張國家有恰當的角色去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甚至相當完善的社會福利（教育、醫療、房屋、失業及退休保障等等），從而使得每個公民有合理的機會和條件過上自由自主的生活。

第四，自由左翼重視人的自由自主，因此主張政教分離，鼓勵文化多元，反對家長制，不贊成國家動用權力和資源去宣揚某種特定的宗教，或強加某種生活方式於人們身上。自由主義認為，我們應該尊重人的獨立性和主體性，因此國家最重要的責任，是確保每個公民有充份的自由和相應的社會經濟條件，去追求和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中國的左翼自由主義受到分析哲學、政治哲學以及羅爾斯相當大程度的影響。但今天中國的學人如果繼續沿著羅爾斯的問題意識去研究，意義並不大。”“左翼自由主義該怎樣結合中國的語境去討論問題？”陳純認為最根本的問題是：在一個原子化的時代，面對逆現代化的潮流和準極權的體制，如何構建一個政治共同體？ “這無疑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在世界以往的任何歷史中都無法找到這樣一種先例。”

基於中國左翼自由主義的發展歷程，陳純有這樣幾個基本的預設：
•漸進改良的方式走不通。自由主義的鬥爭方式（馬丁路德金式的說理和請願等）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
•最大的敵人不是資本，不是“毛左”，而是國家主義思潮。

陳純認為，新成長起來的一輩“反國家主義的'毛左'”，更應該成為自由主義的盟友而不是敵人。 “我此前一直以為'毛左'必定是國家主義的，但今天看來，新一代的'毛左'已經和老一輩的'毛左'有很大的不同了。”他本人從一個自由主義者轉變到今天對“毛左”的逐漸認同，“這一過程是很不容易的，畢竟自由派對文革與毛的怨恨是非常深的”。他也曾與一些左翼青年直接交流過，“正是這樣一批新左翼青年的出現，增強了我對整個形勢的信心。”相反，他對今天自由派的表現非常失望。

“'反國家主義vs國家主義'將會成為未來思想界的主戰場。”

陳純認為，各種類型的國家主義者：施派（文化－政治保守主義者）、“國家主義左派”、大陸新儒家、威權主義自由派，以及期待由這一套體制來滿足他們訴求的各種派別是最需要我們謹惕的。

陳純老師講完後，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

接下來，南水老師和陽老師對今天講座作具體評議。

南水老師先談了新一代左右翼的變化：無論左翼右翼，新一代都在發生變化。今天的農民工子弟和下崗工人子弟在大學畢業後所面臨的處境已經完全不同於他們父輩那一代的大學生畢業生，當年的大學畢業生還可以通過努力成為資本家、高級白領等，而今天的機會已經越來越少。這是新一代青年普遍面臨的困境。

如何面對意識形態的紛爭？不同立場之間批判對方“傻逼”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在這種時候你如何去面對和自己立場不同的人，如何去面對意識形態紛爭？簡單地批判對方傻逼，顯然是沒進到對方的內部。不同人都反映了這個社會的一部分，他們總和加在一起，才能很好去了解這個時代。我們在堅持立場的同時，如何去看待不同的意識形態紛爭，通過看待意識形態紛爭來把握時代的總體性，儘管主要路徑還是考察社會實踐總體，是必須重視的問題。

第一個感覺，南水老師認為陳老師對思想界各派別主要是根據理論來源區分的，這樣的敘述方式似乎變成了伯克、施特勞斯、羅爾斯在中國的混戰，容易出現偏差，換言之，還沒進到中國內部考察這些派別。

第二個感覺，左翼自由主義是怎麼產生的？簡單看就是政治自由主義，但政治自由主義本身就包含分配正義主義，所以應該是政治自由主義+分配正義主義。從構成來看，它是深港台一個特徵，他們面對國家概念是比較尷尬的（深圳是集全國之力發展起來的，但部分深圳人感覺是自己打拼出來的），它們都想擺脫國家控制，或無法面對國家概念。羅爾斯的主張也是在美國崛起成為全球老大過程中形成的，他的主張一個是全球正義，一個是公民正義，國家意識也是非常淡薄的。可以說是羅爾斯的是全球正義下的政治自由主義，而深港台左翼自由主義是一種地方正義下的政治自由主義。

關於“國家主義左派”，南水老師認為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國家主義左派”。只要是國家主義，就是右派。但為什麼在中國一個時期國家主義成了“左派”？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國很弱、面對美國壓制的時候，堅持國家立場的都會整體表現為“國家主義左派”。在馬克思和毛澤東這裡國家主義從來都是右派，把國家主義概念強加到毛澤東這裡是不可能的。毛在強調國家的時候是有一個前提的，那就是必須具備工人農民民主權利——工人農民擁有管理國家的權力。馬克思毛澤東概念中的國家形象與國家主義表面上相似，實際上是有本質區別而截然相反的。

目前這個國家主義（南水老師稱其為“溫和法西斯”）是怎麼出現的？這是一個全球趨勢。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用機器做研究這一科研過程開始普遍化地轉化為生產環節。我們過去把科學看作是一套科學理性，這是錯誤的。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就是用機器做研究。今天兩三百年裡從工廠裡產生出來的所有產業幾乎都面臨被淘汰，而將可能在實驗室中誕生未來的各種各樣的新興產業。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個轉變是沒希望的。南水老師把目前的這種“溫和法西斯”（國家主義）稱為“大資產階級的危機政治”，他們面對危機必然採取這種措施。在中國的具體表現就是特務機制的普遍化，從大學到企事業單位。南水老師說：“我支持在無產階級自由民主的角度批判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當自由民主不能實現的時候，無產階級要和中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我們批判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並不代表我們反對自由民主本身。

我們面臨一個現狀，全球目前都看不到希望。 “三個驅逐運動”：工廠自動化是在生產領域把工人驅逐出去；生產智能化是把知識分子從生產領域驅逐出去；農業現代化把農民從生產領域驅逐出去。各大城市也用自己的方式驅逐外來人口。這種趨勢在目前看來並沒有逆轉。

南水老師認為陳老師的告別革命論其實並不是告別革命，而是要告別法國、俄國、中國式革命，而呼喚的是英國、美國式革命。英美革命是第二等級（貴族）帶領第三等級（資本家）一起革命，而法國是第三等級帶領第四等級去革命，中國和俄國是第四等級（無產階級）起來革命。很多人都希望英國式的自由民主，而不要法國式的自由民主，但是，英法德意之間缺了誰都不行，沒有法、德、意，英國的自由民主發展不出後來的水平。國家在弱小時必然會強調國家概念，強大時就會弱化，這是相互轉化的。

南水老師認為，任何一種批判，不能用自己的觀點去衡量對方的觀點，這只是摸象盲人之間的爭論，而要從對方觀點的自相矛盾中去揭露和批判它。一切外來思想或翻譯都反映的是內部矛盾，面對外來思想我們一定要有內部視角。

隨後陽老師也談了自己的看法。 “自由民主這些政治理念的範疇在哪？”陽老師認為分為三塊：私人領域、政治領域、生產領域。私人領域不屬於民主範疇，政治領域屬於。而社會的生產組織形式決定了社會的組織形式，那么生產領域應不應該屬於民主範疇？對於陳老師之前講座裡所羅列的種種關於自由民主的實現方案，陽老師指出：社會財富掌握在誰的手裡，誰的話語權就大。而社會財富是和生產領域直接掛鉤的。大多數人在談論政治時都忽略了這個最核心的東西：不掌握社會財富的人民怎麼去實行民主權力？陽老師希望陳老師可以多談一部分這方面的內容。

對於兩位老師的評議，陳純老師也作了具體回應。

關於陽老師所講的生產領域的民主，陳純老師說他此前可能會比較反對，但現在持開放態度。他希望自己通過和左翼同志的交流辯論來逐漸改變自己的觀點和立場。關於“社會財富掌握在誰的手裡，誰的話語權就大”的觀點，他表示非常贊同，“我們不能空談民主的形式，而要考慮民主的具體實施。”而關於南水老師的評議，他認為自己與南水老師的共識是很多的，但也會保留一些自己觀點。

中午時分，講座在熱烈的討論中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