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回忆录05：伤痛
三个多月后，我收到丽仪的来信，简单写着：「你好久没有回来了，收信后的星期六回家吧。」我反覆读着这一行生命中最珍贵的字。这意味她已过关。我没有考虑会不会还要我到原籍报户口的事。我太想念、太渴望见到、太想知道她的现况了。回原籍这样的事还顾得上吗？
周六我回深圳家。这次公安局没有叫我回原籍报到，看来荒谬的规定取消，一切又回复原样了。
丽仪没有说什么话。晚上，她凝重地对我说：「如果下次再去香港，我不会回来了。」这句话，意味着她的彻底改变。
本来这是正常人都会作的选择。但爱国爱党的人不是正常人，他们是非常人，实际上可能是反常人。在1949年以后，绝大部分在大陆生活的人，到了香港都不会回去。更有川流不息的大陆人通过各种合法非法的方式，千方百计要到香港来。可是，丽仪自从1954年到广州升学，后来到广东宝安县观澜教书，再从观澜调到深圳，十多年来几乎每年寒暑假都获批准来香港，而她也每次都在开学前回去。每次回去都与我依依不舍。我父亲和许多朋友都说可以在香港给她找到工作，她一直拒绝，因为祖国培养她，要服从组织分配，她不想做「外流分子」沾上人生「污点」。她不是正常人。我没有勉强她，所以我也不是正常人。
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接着复课闹革命，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然后是军管，由不懂教育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军人当革委会主任，即学校领导。丽仪作为物理课教师，被指派去上政治课，上唱歌跳舞的革命文艺的课。在非正常环境中，学校也没有了寒暑假，申请去香港是想都不要想了。
晚上，她告诉我不久前患了肺病，还吐了血。叫我下周买些治肺病的口服药给她。
当晚，以至此后相当长时间，她都没有跟我讲那三个月受审查的经过，她不愿碰这伤口。但我感觉她像是清醒过来那样意志坚定。 9岁的女儿那三个月照顾妈妈，帮她拿饭，倒水，洗衣，她也因为「特务爸爸」而受到同学欺凌、殴打。几十年之后，女儿才跟我说起那几个月的细节。妻子后来说过两件事。一是关于我寄给她的信，尽管绝大部分她都已经在文革开始时因警觉而烧毁，但仍然有小部分后来寄去的信没有烧而被搜查出来，审查者用高度警觉怀疑的眼光，去放大推敲信中每一句，极尽无聊无知和侮辱之能事。比如我提到一些共同认识的朋友，用了朋友的英文名字，就被审查者追问是什么外国人？是英国还是美国？丽仪说是中国人，他们就大笑：「你当我是小孩子呀？中国人会用洋名字？」另一件是要丽仪承认她老公是英国特务，丽仪说我们中学时代就认识，长期深刻了解，这是绝不可能的。审查者就说，组织已掌握充分证据，你是相信党还是相信你老公？中国共产党是如此伟大光荣正确，她老公是如此渺小窝囊错误，她怎么可能说她相信老公而不相信党呢？但随后审查者问她，你在深圳工作，怎么配合你的特务老公，向他提供机密情报？丽仪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她说：我老公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就相信党吧，但我自己是不是特务，我自己是知道的。你们这样说，我连刚才同意他是特务的话也要收回了。于是引来更大更严厉的折磨。不过，她说也可能是因她的强烈反应而使她终于过关。
相对于许多人在文革所受的残暴对待来说，丽仪这几个月真不算什么。但她说那时候总的感受，像天塌下来一样，她甚至希望大地震，所有人一起死。
（文章发布于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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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回忆录》此前发布在《苹果日报》，现正在Matters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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