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回忆录76:台湾问题的启蒙
有读友说,一直都不太明白,经历过大饥荒、逃港潮、文革、六七暴动,为什么七十年代仍然有不少人支持统一?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1866-1952)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的意思除了说历史到了当代人手上,就会由当代人去诠释,是否历史真貌已无从计较之外,还因为人的思想精神都是当代的,因此我们思考过去的历史时,也很难把自己的思想精神纳入历史的时空中。
七十年代的香港,尽管目睹了过去30年中国大陆搞阶级斗争的灾难,但主导的社会政治意识,仍然是「我是中国人」、追求「一个统一的中国」的观念。亲台的学者、报人,倾向「反攻大陆」,实现「中华民国统一」;亲中共的左派当时就在文革告终的情况下,呼吁国共谈判实现统一。那时候,排除统一的独立自主意识,几乎是不存在的。 《七十年代》基于统一是热门话题,当时就广邀左右派学者和意见领袖一起讨论。因为我们本身有左派标签,所以实际上是邀请非左派人士。也许不少人认为举办这座谈会是中共的「统战」,但回想当年,在举办座谈会前不久,我曾经被左派领导人叫停,但由于一切都准备好,而且要参加的人也确定了,因此无法取消,而《大公报》的罗孚最后也决定参加,以平衡非左派占主导的形势。
被委托主持者是中文大学副校长郑德坤,他开宗明义提出,在香港的中立人士,在统一运动中有什么是可以贡献的。参加座谈会的右派政论家徐东滨说,被邀的许多人没有出席,显见左右派坐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还不是时候,但他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认为中国应该统一的,他提出了要以民主自由法治平等作为统一的前提。另一位提供书面意见的右派政论家缪雨,就认为国家必须统一,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制度不同不能作为反对统一的理由;自由人权民主虽众心向往,但不是国家统一的先决条件。
在主持人和左右派一面倒支持统一的情况下,出席座谈会的台湾本省人的意见就显得很突出了。出席的台湾人除了中大政治行政系的翁松燃之外,还有廖光生,和以「来宾」名义出席的李弘祺。
首先,他们作为台湾人,家庭联系和社会联系都在台湾,他们在香港参加一个左派杂志主导的关于中国统一的座谈会,对他们来说有一定的政治风险。也因此,其中一人要匿名参加。
其次,台湾当时仍然处于戒严状态,在蒋政权的威权统治之下,政治意识是中华民国乃一个中国的正统,中国必须统一在中华民国之下,是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意识。台湾人在座谈会提出「统一是否一定好,不统一是否一定不好」的意见,确实是一个既不可以在大陆也不可以在台湾提出的意见。
其三,翁松燃在座谈会上提出,中国统一是不是国共两党的问题?即使台湾人都支持统一,但是否由国共两党和谈就解决,而不需要问过台湾人。几位台湾学者从台湾历史来论述,说台湾一直任人摆布,清廷败于日本,拿台湾作牺牲品;国民党在内战中打败,就把中央政府迁来台湾,并实行戒严;现在中共说要统一了,好像也不需要问台湾人有什么想法。作为台湾人,他们想起来心情都不愉快。
其四,翁教授发言以香港的地位作为切入点,提到谈统一或任何有关海峡两岸的政治问题,当时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都有种种政治忌讳,不能畅所欲言,而只有在香港,才能提出他们心中的真正想法。因此,香港的存在是否有它的意义?如果不存在了,统一了,是否就不能畅所欲言了呢?
对我来说,一向只以国共斗争的观念去看台湾问题,因此这些意见无疑是对台湾前途问题的启蒙。它打败了我思想中的「统一是天经地义」的未经思考的先验意识,使我认识到任何政治归属的改变,若没有当地人参与,仅由掌权者通过谈判或战争去决定,都缺乏合法性,也都是人民不能够接受的。都极可能带来灾难。
更重要的意义,是使我更认识到殖民地香港的存在对两岸的重要性。许多大陆或台湾发生的事情和政治意见,当时在两岸都看不到,只有在香港可以传播;两岸许多重要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也只有在香港才可以充分讨论。而如果我们相信「只有批评才会有进步」的话,那么我作为一份杂志的主笔政者的想法就是,要充分利用香港这个言论自由的条件,去促进两岸的进步。
座谈会后,我写了一份意见书给潘公,表示在两岸关系中,不应只向国民党招手,更要听取台湾人特别是反对派的意见。我不知道这意见书有没有转到北京高层。但从其后中共的表现来看,这些意见应该是听不进去的。
(原文发布于10月18日)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目录(持续更新)
- 题记
- 闯关
- 圈内圈外
- 杀气腾腾
- 煎熬
- 伤痛
- 动荡时代
- 抉择
- 那个时代
- 扭曲的历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后一击
- 我的家世
- 沦陷区生活
- 汪政权下的乐土
- 沦陷区艺文
- 父亲与沦陷区话剧
- 李伯伯的悲剧
- 逃难
- 愚者师经验,智者师历史
- 战后,从上海到北平
- 古国风情
- 燕子来时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树倒猢狲散
- 猪公狗公乌龟公
- 《苹果》的成功与失败
- 怎能向一种精神道别?
- 自由时代的终章
- 清早走进城,看见狗咬人
- 确立左倾价值观
- 「多灾的信仰」
- 最可爱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学的青葱岁月
- 被理想抛弃的日子
- 谈谈我的父亲
- 父亲一生的辗转挣扎
- 父亲的挫伤
- 近亲繁殖的政治传承
- 毕生受用的礼物
- 文化摇篮时期
- 情书——最早的写作
- 那些年我读的书
- 复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最终篇
- 没有最悲惨,只有更悲惨
- 归处何方
- 刘宾雁的启示
- 徐铸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记忆
- 左派的「社会化」时期
- 伴侣的时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历史的转捩点
- 福兮祸所伏
- 香港辉煌时代的开始
- 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往何处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创刊背景
- 脱颖而出
- 觉醒,误知,连结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则取,无用则弃(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调部与潘静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
- 无聊的极左干预
- 从钓运到统运
- 那年代的台湾朋友
- 统一是否一定好?
- 台湾问题的启蒙
(《失败者回忆录》此前在《苹果日报》连载,现正在Matters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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